在荷蘭,自行車比人還多,像阿姆斯特丹和海牙這樣的城市,市民出行多達70%是靠騎車。
二戰前,荷蘭的城市交通主要靠自行車。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汽車數量猛增,情況發生了變化。荷蘭像歐洲許多國家一樣,道路越來越擠,騎車者被逼到了路邊。
汽車多了,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隨之增加。在1971年,3000多人死于汽車事故,其中有450名孩子。
在這種情況下,荷蘭產生了一場要求保障孩子騎行安全的社會運動,其名稱叫“停止謀殺孩子”。這個名字取自記者維克·蘭根赫夫一篇文章的標題,該記者的孩子就死于一起道路事故。
1973年發生的中東石油危機,也動搖了荷蘭人對汽車可靠性和可持續性的信任。當時中東產油國停止向美國和西歐出口石油。
雙重壓力促使荷蘭政府投入資金,改善自行車騎行的基礎設施。荷蘭的城市規劃機構也開始改變以汽車為中心的道路建設政策。
為讓騎車更安全舒適,荷蘭建起了龐大的自行車專用道網絡。專用道上有明顯標志,路面平整,有與機動車道分開的標示牌和交通信號燈。路面寬敞,足夠兩人騎車并行或超車。
在許多城市,自行車道完全與機動車道隔離。有些地方空間有限,騎車人必須與機動車共享道路,通常這種情況,你會看到“騎車者在前、汽車在后”的標示牌,上面注明:“自行車道,汽車是客”。
在轉盤位置,騎車者也享有優先通行權。當你騎車通過時,汽車總會停下來耐心等你通過。這里的觀念是“自行車總是對的”,在荷蘭騎車的游客,對此往往會感到陌生,一時還不習慣。
荷蘭的孩子會走路前,就生活在自行車世界里。幼兒外出時坐在“三輪車”座椅上或運貨自行車上,兒童座位常常配有斗篷,起到保護作用,有些父母在兒童車上花了不少錢。
孩子長大后,他們就自己騎車,隔離的自行車道寬度足夠供孩子或陪同的家長并排騎行。由于在荷蘭年齡未滿18歲不能開汽車,騎自行車為孩子提供了另外一種形式的自由。
政府在教育方面也發揮了作用,騎自行車是荷蘭學校里的必修課程。所有學校里都有停放自行車的場地,一些學校90%的學生騎車上學。
在大學城格羅寧根,中央火車站的地下停車場可停放1萬輛自行車,即便按照荷蘭的標準,這也是騎車者夢寐以求的。在這里,騎車者可享受到在別的地方只有開車者才有的待遇——停車場進口處有電子計數器,能看到停車場里還有多少車位。
在荷蘭,自行車停放場地無所不在——學校、辦公樓和商店外面。不過,你要在指定地點鎖好車。假如停錯了地方,你的自行車會被移走扣押,要花25歐元才能把車領回來。
在荷蘭,騎車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我問別人,騎不騎自行車,他們總是翻白眼回答:“我們不是騎車的,我們只是荷蘭人。”
對荷蘭人來說,自行車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種特別裝備或小眾生活方式的象征。所以荷蘭人不太在乎是否擁有最新型號的自行車,或高科技騎行裝備。
他們把自行車看成人生冒險旅程的一個值得信賴的伴侶。因此,年代越久遠的自行車就越好。你經常能看到身后來了一輛擋泥板碰著車輪發出“咯咯”響的車子。有一輛破舊的老爺車,能顯得你更有身份,因為這說明你對自行車的愛,經受了考驗。
荷蘭地勢平坦,人口密集,這就意味著大多數出行的路程不會太遠,而且也很方便。很少有荷蘭人穿著吸汗的萊卡材質的衣服騎自行車,他們認為穿著只要適合去的地方就行,如騎車上班、購物、泡酒吧等。
當然,有了自行車專用道,他們可以穿著夏裝悠閑地騎行,不像在高峰時段不顧死活拼命趕路的上班族。部分由于這個原因,人們騎車到公司后不用沖涼就可以上班,這是一種不出汗的交通體驗。
荷蘭人騎車往往不戴頭盔,因為他們得到以“騎車人為中心”的道路法規的保護,而且擁有據此理念設計建造出來的基礎設施。假如你在荷蘭看到有人戴著頭盔騎車,很有可能那是一位游客或專業騎手。
我在荷蘭為英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做“在英國和荷蘭騎車有什么不同”的節目時,需要買一個頭盔。我住處附近一家自行車店里擺著一個頭盔,店員說這個頭盔放在那里無人問津,已有好幾個月,甚至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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