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新近的媒體上，有關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的采訪，旁邊配著劉震云穿著中式棉襖的照片，我轉臉對同事說，還算可以，基本上長著一張作家的臉。同事對我的話表示詫異，是的是的，按理說，作家寫出什么樣的作品，和長著什么樣的臉，是沒有關系的。而且，很多時候，我讀作家的作品，也像那句“吃雞蛋，不必問是哪只雞下的蛋”一樣，不會考慮他有著怎樣的臉和面貌。但，自從數年前看過川端康成的臉之后，我的這個認識，徹底改變了。
　　
　　我是先看到川端康成的文字，后看到他的臉的。應該說，他的臉，比他的文字，更加震動我。那時候，我已經零散地讀了他一些作品，喜歡他文字里那種略略克制的憂傷和哀愁。隱忍的情緒和傷悲的絮語，卻并不敢肆意鋪排，有孩童般的謹慎和害羞。買來他的全集的時候，在扉頁上，第一次看到他的樣子。說實話，如果說先前他的文字讓我傷感的話，那么他的臉，當我看見他的臉時，有想哭的沖動。就好像是，我要把他憋在心里的哀傷和淚水，全部替他流出來———哀傷在他心里，卻在我這里裂開一個口子，淚水沖撞而來。他的臉，黑白的攝影作品，有著木刻的那種凝重。瘦削的面頰，線條清晰分明，即使蒼老的皺紋，也模糊不了他骨骼的輪廓，那輪廓里，有驕傲，有克制，有不懈怠的堅持。他略略低眉，該怎么說他的眼神呢？有著洞悉事物真相的力度，卻不是尖銳，也不是銳利。是比銳利多了柔和哀怨，比深邃多了清醒力量的那種。一個老人，在本該安逸閑散、不思不進的松弛年紀，卻呈現那樣瘦削清寂的面容，再想到他寫下的那些文字，不禁就讓人落淚了。也是在看到他面龐的那一刻，明白了《雪國》里，他寫下的第一行句子：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一片白茫茫———這個句子，和他的臉，是如此相配，或者說，是只有長著那樣臉龐的人，才能寫下這個句子吧。
　　
　　再讀他作品的時候，怎么也擺脫不了他的面龐。他那清寂憂思的臉，總是從他書寫的每一個字里，浮凸出來。每一次，都深深覺得，那文字里的靈魂，與那張臉龐上的氣質是那么一致，或者說，他的臉龐，就是他的文字。也從他開始，我以貌取人了，固執地認為，作家就該長成川端康成那樣子，當然不是說具體的五官，而是整張面龐上的氣韻和味道。一個書寫的人，懷著深厚豐富靈魂的人，懂得憂傷的人，就該是有一張與靈魂匹配的臉，川端康成那樣的臉。關于這一點，我自圓其說的解釋是，靈魂是意識，面貌是物質，意識對物質具有強大的反作用，所以，一個人的靈魂，最終會呈現在一個人的臉上。與多肉的面龐相比，我對瘦削的面龐，充滿敬意。我理解的是，人，是一個小宇宙，這個小宇宙，是由兩部分構成的，一個是人的靈魂，一個是人的肉體面貌。在小宇宙總體能量恒定的情況下，靈魂和肉體，便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肉體恣肆龐大，靈魂便遭受擠壓緊縮，變得微小渺茫。川端康成老年的面孔，滄桑，多皺紋,但整張臉的骨骼輪廓一點也沒有失掉,在我看來,這骨骼的輪廓,是靈魂和精神在那里支撐著。這是我厭惡完全坍塌、松弛的面孔和身體的原因———不是老掉了,而是靈魂抽離了。
　　
　　依據“作家就該有這樣一張臉”這個標準,我開始覺得,文字也要問一個出處。長著一張什么樣的臉,寫出什么樣的文字,是緊密關聯著的。陳丹青的話：在最高意義上,一個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那么,也是可以這樣說吧：在最高意義上,一個作家的相貌,便是他的文字。我喜歡的帕慕克的第一部作品,是《伊斯坦布爾》,讀這本書時,感覺是在讀一本黑白色調的畫冊,有懷舊的溫暖和鄉愁,有逝去的嘆息和不舍。而這些,等后來看到帕慕克的照片時,再次感嘆,他的文字和他的臉,也是一致的。他也長著一張讓我敬仰的作家的臉。來華期間,接受《東方早報》采訪,談到《伊斯坦布爾》時,帕慕克說到了“呼愁”（Huzun,土耳其語,指一種集體的憂郁情緒）這個詞,并且說,呼愁是伊斯坦布爾人的主要情緒。這個陌生的詞匯,卻帶著一種親近感,深深打動我。帕慕克的臉上,正可以找到這個詞匯,呼愁。
　　
　　類似的臉,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里,還有保羅•奧斯特。他有一張冷靜、英俊、輪廓深刻的臉。額頭很高,側面看,有雕塑的質感,唯嘴唇那里顯示出一點柔軟。讀他的《記憶之書》,開始一段：他把一張空白的紙放在前面的桌上,用他的筆寫下這些詞。曾經如此。此后不再。短短的話語,我立刻和他的臉對上了。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絕配。他的臉,和川端康成的臉、帕慕克的臉一樣,都適合拍攝黑白照片,然后印在書頁里,可以和無窮蒼茫的時光一樣,永恒且靜默。
　　
　　這樣的作家的臉,國內很少尋得到。我見過照片的作家里,除了劉震云,畢飛宇算是不錯,蘇童尚是可以。最好的一張臉,應當是錢鐘書的。因為敬仰,我不敢用任何詞來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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