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加拿大多倫多的華裔女作家王小燈，曾三次自殺未遂。她長期被一種無名頭痛折磨，焦慮失眠，只能靠服用助眠止痛藥物維持生活。她幾乎做過醫學所能提供的任何一項檢查，卻沒有發現病原。
　　
　　后來心理醫生發現，她的“無名頭痛”來自1976年的中國唐山大地震。
　　
　　當年王小燈七歲，正在唐山，父親在地震中遇難，她和弟弟被壓在同一塊水泥板下，在只能救一個的情形下，她親耳聽到母親說“救弟弟”，就這三個字讓她陷入了萬劫不復的黑暗。然而，她沒有死，奇跡般從尸體堆中爬出來，成了孤兒。
　　
　　她被一對夫婦領養。養母在她中學時去世，她又遭到養父的性侵犯。她考到離家很遠的南方上大學，在大學戀愛，之后結婚，生子，移民加拿大。
　　
　　但王小燈的痛并沒有隨著時空的遷移而消失，反而越來越嚴重地困擾她的生活。
　　
　　神經質的性格讓已近中年的她家庭也出現危機，女兒離家出走，丈夫要離婚，而她數次割腕自殺。
　　
　　這是電影《唐山大地震》所依照的原著，張翎的小說《余震》的故事。
　　
　　小說的結尾，在心理醫生的疏導下，王小燈鼓起勇氣回到唐山，去面對和打開這個漫長的痛苦的“心結”。
　　
　　“痛”。是小說的重心，也是一種隱喻，它要說的是地震給人帶來的精神的痛苦。
　　
　　唐山大地震過去30多年，那些幸存者的痛苦平復了嗎？這是作家的關懷。
　　
　　而電影《唐山大地震》的重心發生了轉移，有意無意地淡化了“痛”，強化了溫暖的親情。影片的主角從王小燈轉到她的母親身上，拿掉了王小燈心理治療的內容，增加了母親的內疚與救贖，養父的慈祥與正直等內容。
　　
　　影院里能聽到觀眾的低泣，畢竟對汶川和玉樹地震帶來的痛苦，還記憶猶新。依然要感謝馮小剛，選擇了《余震》作為藍本，從一個家庭的故事人手，比慣見的“黨政軍民團結奮戰奪取抗震救災偉大勝利”的敘事腔調高明得多，也更符合藝術之道。
　　
　　但用來紀念那場24萬人遇難的曠世災難，這部充滿溫情的電影是不是還缺了些重要的東西——痛感？
　　
　　2006年，張翎在首都機場候機。在機場書店閑逛時，她發現了一本名為《唐山大地震親歷記》的書，書里是60位幸存者和歷史見證者對唐山地震的回憶，書中關于劫難的記憶擊中了她的心靈，而后才有了《余震》。
　　
　　“我特別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失去父母幸存的孤兒，他們在文章的結尾被簡單概括為‘后來成為企業的技術骨干’和‘后來建立了幸福的家庭’這樣的表述。”張翎在接受采訪時曾這樣說。
　　
　　不知道張翎看過影片后，能不能接受她所著力書寫的痛苦被置換成“溫暖的親情”，以及各種宣傳口號，為觀眾準備的毛巾上印著“感恩，博愛，開放，超越”。
　　
　　感恩誰？超越什么？人間永遠需要溫暖的親情，但具體到唐山大地震這個大事件中，若沒有對歷史之痛、現實之痛、靈魂之痛刻骨銘心的記憶書寫作為底色，所謂溫情有時會失去其偉大的光輝，并削弱其本該具有的深沉的人性力量。
　　
　　影片的兩個片段值得關注：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毛澤東去世，天安門廣場放滿了花圈。24萬人罹難的無聲，與一個領袖去世后的舉國哀悼，通過鏡頭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另一個鏡頭：一個老人站在唐山大地震紀念墻下，久久凝望著逝去的親人的名字，說“明天再來看你們”，然后騎著自行車離開。
　　
　　每一個生命都值得尊重，包括他們的脆弱和痛苦，同樣值得正視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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