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專著標志著從心理學的視角去全面、系統研究中國人的人格進入了一個新的重要階段。
——沈德立
這部完全本土化(中國化)的著作向我們展示了中國人獨特的人格特點和西方理論無法把握的豐富內涵。
——楊治良
這本專著是心理學研究科學化的精品、民族化的典范。
——林崇德
這本專著標志著我國的人格研究已經達到了可以和國際同行平等對話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來說，王登峰教授的確是我國現代人格心理學研究第一人。
——張 侃
該書的出版向世界莊嚴宣告了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在我國大地勃然興起，正開辟著國際心理學的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沈德燦
【前言】
2004年12月，王登峰教授應邀到我校講學。他報告的題目是“中國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內容包括為什么要研究中國人的人格結構，研究所遇到的問題和取得的成果。他的報告內容豐富，很有啟發性，深受聽眾的歡迎。報告后他向我談起，要把這些年來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書出版，并請我為他的書寫序，我欣然答應。臨走時他把已發表和尚未發表的10篇論文拷在我的計算機里，2005年5月中旬又把他與崔紅同志合著的《解讀中國人的人格》書稿發給我。我斷斷續續地閱讀了這部書稿，常常為這本原創性的人格心理學專著即將面世而感到無比的喜悅。
人格是一個現實的人。漢語中“人格”這個詞譯自英語personality，來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它是指在戲劇中演員所戴的面具。這種面具代表演員在戲里的角色，于是便產生了一個問題：面具后面是誰?因此“人格”一詞蘊含著一個人有兩面——公開可見的一面，以及隱藏在它后面的不為人知的一面。公開可見的一面，即外在人格是一個人被他人知覺和描述的方式；隱藏其后的一面，即內在人格是這個人的內在因素如本能、需要、動機、自我、特質、價值觀、認知方式、氣質、性格等，這些用來解釋為什么一個人被他人視為是這樣的因素。人格的定義通常都包含上述這兩個方面。雖然這兩個方面彼此不同，但卻都是重要的。例如阿爾波特把人格定義為個人內在的動力組織，它決定一個人對環境的獨特適應；普汶把人格定義為認知、情感和行為的復雜組織，它賦予個人生活的傾向和模式；芬德認為人格是一個人的思維、情緒和行為的特征性模式以及這些模式背后的心理機制(或外顯的，或內隱的)，等等。
雖然心理學中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普遍認同的人格定義，但人格心理學家對人格的理解基本上都包含了以下四個特點。一是人格的整體性，指雖然外在人格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內在人格有多種心理成分，但在一個現實的人身上這些心理成分和行為表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密切聯系綜合成一個有機的組織；個人的生活模式或傾向不是某種成分運作的結果，而總是與其他成分緊密聯系、協調一致進行活動的結果。二是人格的穩定性，即人格具有跨時間的持續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例如，一個急性子的人不僅在學習中表現出急性子，在旅游、休閑活動中也表現出急性子，做事風風火火的；而且不僅在青少年時如此，在成年時、甚至老年時也是如此。三是人格的獨特性，雖然人與人之間的心理和行為有共同性，但人格研究關注的重點是個人生活模式或傾向的獨特性，即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四是人格的社會性，指人格是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是社會的人所特有的。對于什么是人格，不同心理學家的說法不同，見仁見智，但人格或一個現實的人，都有其生理方面的基本因素即生物性，有其心理的內在或先天傾向，更有其社會成分(在社會生活中習得的)。這三者有機地結合為一個整體即是西方人格心理學家所說的人格內涵。
人格是社會化的產物。它不是一個純自然的范疇，而是取決于一個人被視為什么，在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取決于特定的文化模式。心理學家早就認識到人的心理和行為沒有哪一種是可以完全脫離社會文化背景而發生的。自20世紀60年代起，隨著文化心理學在西方的興起，許多研究發現，不僅人們在動機、興趣、價值觀、自我、國民性上打有明顯的文化烙印，而且在一些基本心理過程如視錯覺的感受性、記憶方式、情緒表達、思維、決策方式也打有文化的烙印。文化對心理和行為的影響已受到西方心理學家越來越多的重視，但“文革”后我國心理學研究起步較晚，許多研究領域至今仍停留在“拿來主義”，即把西方文化下建立起來的理論、概念和評鑒工具直接應用于對中國人心理和行為的研究。例如，目前國內心理學的兩大應用領域——心理咨詢與治療以及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都是主要依據西方人格心理學的理論、概念和評鑒工具。這就不得不迫使我國心理學家認真地思考：西方的人格理論、概念和評鑒工具能否直接拿來應用到對中國人的心理咨詢與治療和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上?
書摘
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深層原因
中西方文化對評價的看重程度差異可能是中西方人格結構差異的原因，而且對評價的看重程度差異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按照黎鳴(2003)的觀點，文化是對人類自罪意識的掩飾，是人性的外衣。按照這種觀點，文化的根本差異在于對人性的不同看法，而中西方文化中對人性的看法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中國文化中“人性本善”一直占據上風，而西方文化中則一直是“人性本惡”占據上風。因此，如果西方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惡”的一面，由于人性本惡，他們的防御也會比較少；而如果中國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惡”的一面，由于人性本善，他們必須說明自己的這個“惡”并非自己的本意，這樣才能維持自尊和良好的社會適應，因此對行為的防御會更強烈。
耐人回味的是，中西方“文化”一詞的詞源也有明顯的差異：“漢語中‘文化’本含有‘文飾化裁’之意。在古文字中，文通紋，化通花、華，全都有在表面進行修飾、美化的意思。英語的‘文化’(culture)一詞的詞根源自耕作、栽培、培養、教養。從植物的栽培到人的教養，這后一層也隱隱
含有為人性披上‘有教養’外衣的意思”(黎鳴，2003：5)。
從“文飾化裁”到“栽培教養”凸顯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信奉“人性本善”的中國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對行為的“矯飾”，以“遮掩”行為的真實面目，目的是為了使自己的言行更接近人性，即“善”或“完美”。因此，中國人行為的抑制、不張揚的特點實際上是為了“遮掩”自己的不足，或減少“顯露不足”的機會。人的自私、貪欲、無禮都是不符合人性的，個體把對自己言行進行調控的重點放在不表現出“惡”上，因此需要進行“文飾”。而“文飾”的目標是使自己的言行與人性(善)更接近，因此實際的言行之上都已經增加了一層“文飾”，變得面目不清了。即使言行中并未表現出“惡”，也會在自己的言行之上增加文飾以彰顯人性的“光芒”。例如，無論面對成功或失敗的情境，中國人都傾向于為自己辯解，只是辯解的目的有所不同：失敗時辯解的目標是使自己的行為“看上去沒那么糟”，而成功時辯解的形式是自己的行為“沒那么好”，但目標是為了使自己“不表現”驕傲，以及一旦表現不好，也可以更方便進行辯解(王登峰，1992a)。
而在信奉“人性本惡”的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對行為的“培養和栽培”，以“改變”當前行為的水平或層次，目的是為了使自己的言行“遠離”人性中的“惡”，以達到“善”或“完美”。因此，西方人的“坦率”是因為較少防御的壓力，而西方人的“張揚”則是通過彰顯成績以表明自己對“惡”的遠離。西方文化雖然也帶有明顯的“文飾”傾向，但采取的是“改變”而不是“遮掩”。與信奉“人性本善”文化不同的是，“人性本惡”文化的“文飾”作用不能通過“遮掩”，只能通過“改變”才能達到目標。換言之，人的自私、貪欲、無禮盡管也需要進行“文飾”，但至少會承認其“合理性”，因此對其的防御和文飾壓力會小很多，重點不是“不表現”，而是“教養”和“栽培”。西方人只有在面對失敗情境時才會為自己辯解，面對成功的情境時則無需辯解，反而會更加強化自己的成功(以遠離人性中的“惡”)(BasgaU&Snyder，1988)。
中國文化的“文飾化裁”特點會影響到個體對自己言行的控制以及對他人言行的認識。首先，中國人在表現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之前雖然要對“其個人效果”進行評估，但更需要對自己言行的“社會效果”進行評估。在很多情況下，盡管自己非常希望表達某種意愿或做出某種行為以達成自己的內心需要，但由于直接表達可能會有違社會規范或他人的期望，或可能造成他人的消極看法而只好作罷或以“轉換”、“曲折”、“間接”的方式表達。在很多情況下，中國人直接表達的意見或行為并非內心真實想法的確切含義，而很可能是經過“文飾化裁”以后的表達。因此，中國人很少會不加限制地表達自己的意愿或意見，即使是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也會因為擔心被人認為是驕傲而不去表達。當自己拿不準是否正確時則更難表達。在中國文化中，直接、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意愿、要求和看法往往被看做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現。
另外，如果個體的社會角色不同，行為的掩飾性也應有所不同。一般認為，知識越多越需要掩飾自己的不足；作為公眾人物的公務人員可能更需要掩飾自己，相比之下知識分子反而較少掩飾。另外，作為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對自己言行的掩飾可能也比較少。遺憾的是，這方面的研究卻很少見到。最近在對不同職業者的人格特點進行研究時得到了一些間接的證據支持了前面的假設。在中國人人格結構的七個維度中，外向性、善良和處世態度三個維度反映的是個體人際交往、個人品質以及事業心方面的特點，因此個體對這三個維度特點的自我評定必然會受到“文飾化裁”傾向的影響。相比之下，公務人員對這三個維度特點的看重程度應該是最高的，因此他們的掩飾傾向應該表現得最突出。研究結果證實了這一點，工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在這三個維度上的分數差異不顯著，但都顯著低于公務人員(王登峰、崔紅．2004b)。
第二，個體在認識到需要對自己的言行進行修飾，不能直接表達的同時，對他人言行的認識也會采取相同的策略：不僅看人的表現(所言、公共場合的所行)，還要探究其真實的意愿和用意。中國文化中一直渲染的“知人”難，難就難在“知”的過程不僅需要了解其言行，還需要“深入”其內心世界，而且后者是“知人”的關鍵。換言之，中國文化中的“言為心聲”其實只是“矯飾”而已，因為就連“行”都不一定是對“心聲”的反映，更何況“言”呢?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中的“深”可能就是“深入”、“深層”的意思吧!
與中國人自我表達和判斷他人的“曲折化”相比，西方人則更直接、更坦率。中國人注重評價和聯系，因為根據眼前可觀察的信息無法做出準確的判斷；西方人注重可觀察的信息，是因為他們更相信“言(行)為心聲”。換言之，在內心愿望和要求與外在言行的一致性程度上，中國人應該顯著低于西方人。
P353-355
目錄:
引言
第一編 中國人人格結構的本土化探索
1．西方“大五”人格結構模型的建立和適用性分析
2．中國人人格的詞匯研究
3．中國人人格結構的確認與形容詞評定結果
4．中國人人格形容詞評定量表(QZPAS)的信度、效度與常模
5．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的編制過程與初步結果
6．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的信度與效度
7．中國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的信度與效度
8．中國人的人格特點與中國人人格量表(QZPS與QZPS—SF)的常模
第二編 中國人的人格特點
9．中國人的人格特點(I)：外向性
10．中國人的人格特點(Ⅱ)：善良
11．中國人的人格特點(Ⅲ)：行事風格
12．中國人的人格特點(Ⅳ)：才干
13．中國人的人格特點(V)：情緒性
14．中國人的人格特點(Ⅵ)：人際關系
15．中國人的人格特點(Ⅶ)：處世態度
16．中國人性別角色量表的建構及其與心理社會適應的關系
17．中國人性別角色形容詞評定量表的建構
18．形容詞評定的性別角色類型與心理社會適應的關系
19．中國人的自我、他人和事物指向特點：對自我中心一他人中心概念的超越
第三編 中國人人格量表的應用
20．人格維度與心身癥狀的相關研究
21．人格維度與行為抑制的相關研究
22．人格維度與自我和諧的相關研究
23．介入治療患者術前焦慮水平及其影響因素
24．人格維度、自我和諧及行為抑制對心身癥狀的預測研究
第四編 西方人格結構與中國人的人格
25．測量中國人的人格：QZPS或NEO PI—R
26．中國人有沒有獨立的“神經質”人格維度
27．西方“外向性”人格維度內涵的中西方差異
28．中國人的“開放性”——西方“開放性”人格維度與中國人的人格
29．西方“愉悅性”人格維度與中國人人格的關系
30．西方“公正嚴謹性”人格維度與中國人人格的關系
31．艾森克人格問卷簡式量表的因素結構與同時效度
32．中國人的人格結構：CPAI與QZPS的交互驗證
第五編 人格結構的文化意義
33．中西方人格結構差異的文化意義
34．人格概念的中西方差異及理論與實證分析
附錄 1520個中文人格特質形容詞的好惡度、意義度、熟悉度和現代性評定
參考文獻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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