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事實并非如此。廣為流傳的左右腦分工理論并沒有牢固的科學基礎。大腦并非每次運轉的時候只有一個部分起作用，它是一個單一的互動系統，所有部分一起協作，這是神經系統科學家早就了解到的知識。左右腦理論或許是最似是而非的傳聞了：聽起來不錯，似乎很有道理——只不過并不是真的。
這個錯誤的認識源自半個世紀前對一些癲癇病重癥患者的實驗手術。指導者是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知名神經系統科學家羅杰·斯佩里(Roger Sperry)。16名患者為從癲癇頑疾中解脫，同時因受到斯佩里動物實驗成果的鼓舞，他們允許加州理工研究團隊將胼胝體切除，這是連接大腦左右兩個部分的大束神經纖維�；颊叩耐纯嗟靡跃徑猓古謇飳@些志愿者的術后研究證實，大腦左右兩個半球確實有不同的認知能力。
但這些能力差異并不像流行說法所描述的：它們反映的是功能方面非常具體的差異——例如在感知事物時是注重整體形狀還是細節，而不是類似“邏輯”和“直覺”之間的那種籠統差異。斯佩里的研究在主流輿論引起了巨大反響，這個重要但容易忽視的事實就被淹沒了。
了解大腦功能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即根據另一個常遭到忽略的解剖分區來看——上下兩個部分。我們稱之為“認知模式理論”。該理論基于數十年主要局限于科學界內部的可靠研究，它提供了一種看待思維和行為的新方法，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達賴喇嘛(Dalai Lama)、老虎伍茲(Tiger Woods)和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等不同個體天差地別的行為。
我們的理論源自神經心理學領域，這個領域專門研究高級認知功能——思維、愿望、希望、欲望及精神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高級認知功能位于大腦皮層中，這是由四片腦葉組成的形似果皮的大腦外層結構。這部分干皺大腦皮層的示意圖常常呈現出上下兩個半球的結構，由一束束厚厚的神經組織——尤其是胼胝體——連接起來。胼胝體是一種由大約2.5億神經纖維組成的龐雜結構。然而，如果視角移到側面，就會看到大腦的上下兩個部分，主要由西爾維厄斯裂(Sylvian fissure)分隔開來。上腦包括整個頂葉和額葉的上半部分（也是較大的一部分），下腦包括額葉較小的其余部分和整個枕葉及顳葉。
上腦系統運用周圍環境信息（同時結合其他種類的信息，比如情感反應及對食物或飲料的需求）來確定試圖達到的目標。上腦系統積極地制定計劃，生成對計劃被執行時應有結果的預期，然后在計劃執行過程中將實際情況與預期進行對比，并對計劃予以調整。下腦系統則從感覺中采集信號，同時將感覺到的東西與之前儲存在記憶中的信息進行對比。接著用對比的結果對物體或事件進行分類和解讀，從而使我們對世界賦予意義。
大腦上下兩個系統總是共同運行，就像左右兩個半球一樣。我們的大腦并非處于某種持續的拔河狀態，并沒有哪一方爭著占據主導地位。（那樣的話該是多糟糕的進化策略！）相反，它們基本上像是一輛自行車的零部件：車架、座椅、車輪、車把、踏板、齒輪、剎車還有鏈條，所有零件共同起到運輸作用。雖然在我們清醒的時間里，大腦的上下兩個部分總是處于使用狀態，但人們對它們的依賴程度并不一致。延用自行車的類比來說，不是每個人騎自行車的方式都相同。有些人騎得慢，有些人則是飛奔。
除了特殊情況下的需要（比如你對急速駛向你的車做出反應）之外，我們都可以用自己選擇的方式來使用每個系統。根據情況的要求，你可以用上腦系統制定簡單直接的計劃——你也可以選擇用它來制定詳細和復雜的計劃（并非形勢所逼）。
例如，在一個不熟悉的城市里吃晚餐，你可以選擇不是簡單地找一個最近的餐廳，而是制定一個更詳細和更復雜的計劃，其中包括與朋友協調時間，尋找到達城里不同地方的最佳路徑，研究哪些餐廳在哪些特定時間有位子等。你可以用下腦系統迅速對感知到的事物進行分析——也可以選擇走的“更深入”，對某種情形的細微之處進行解讀。例如，你可以詳細了解在某個餐廳吃飯的客人數量，停車場里車的類型等等，而不是只注意餐廳的類型和規模。
我們的理論推測，根據使用大腦兩個系統的特定方法，可以將人分成四種類型。根據每個人有意識地使用上下腦系統的不同程度，可推測他或她會采用以下四種認知模式中的某一種：行動者(Mover)、感知者(Perceiver)、刺激者(Stimulator)和適應者(Adaptor)。
上下腦系統均按照自己的選擇得到高度利用，就會形成行動者模式。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就是這種行為模式的典型例子。她戰勝了童年的艱苦，創建了一個強大的電視和出版帝國。根據這個理論，習慣依賴行動者模式的人，他們在可以自己制定計劃、采取行動并預見行為后果的職位上最為舒適。他們非常適合做領導者。
其他行動者模式的典型人物還包括：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他們從多次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設計了多款模型，最后終于促成第一家飛機的問世；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他將美國拉出大蕭條的泥潭，并在二戰期間領導美國；還有已故納斯卡(Nascar)前主席比爾·弗朗斯(Bill France Jr.)，他最開始以泊車和在父親的賽道上擺小攤起步，最后將賽車運動發展成了數十億美元的生意。
下腦系統根據自選方式得到高度使用但上腦并非如此的，就是感知者模式。達賴喇嘛和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就是這種類型。習慣依賴感知者模式的人總是試圖深度思考感知到的事物；他們會解讀自己的經歷，融入情境，試圖理解其中的寓意。但他們并不制定或執行很大的計劃。這樣的人顯然一般都過著低調的生活，包括自然學家、牧師和小說家等。這種模式的人通常會在一個群體中擔任關鍵角色；他們可以弄清事件的意義，能看到全局。在商界，他們是團隊中的重要成員，能提供觀點和智慧但并不總是能得到褒獎。
接著是刺激者模式，這種模式是上腦系統得到充分使用而下腦沒有。根據我們的理論，用刺激者模式與外界互動的人通常會制定和執行復雜和詳細的計劃（用上腦系統），但不能始終如一并準確地應對執行計劃的后果（用下腦系統）。在事件未能按預期發展時，他們不會調整或改正自己的計劃。這樣的人可能比較有創意，在周圍的人用固定方式處理一個問題時能跳出來思考。與此同時，他們或許注意不到適可而止。他們的行為會具有破壞性，而且他們可能不會適當調整自己的行為。
刺激者模式的典型例子包括老虎伍茲，他顯然充分運用了自己的上腦系統，但并不總是能很好地應對執行計劃帶來的后果。還有已故社會活動家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他在20世紀60年代有效地組織了大型抗議活動，但在他的部分計劃出現偏差時應對得很糟糕。
最后是適應者模式，這種模式是上下腦系統均未按照自己的選擇得到高度利用。以這種模式思考的人不會積極起草計劃，也不會全神貫注地對自己的經歷進行歸類和解讀。他們會關注于局部事件，還有形勢對當下的要求。他們反應積極，以行動為導向，傾向于“隨波逐流”。其他人會認為他們自由奔放，打起交道來很風趣 。由于能夠很容易地接受其他人的計劃，因此適應者模式的人會是寶貴的團隊成員。在商界，他們通常會成為一個組織的中堅力量，負責執行重要的業務。
紐約洋基隊(New York Yankee) 重擊手亞歷克斯·羅德里格茲(Alex Rodriguez)和已故的伊麗莎白·泰勒就顯露出以這種模式行事的痕跡。羅德里格茲2004年從德州游騎兵隊(Texas Rangers)來到洋基隊，他在前者隊伍里擔任游擊手多次獲得金手套獎(Gold Glove)。轉隊時，他同意換到第三壘，以配合新隊友德里克·基特(Derek Jeter)——羅德里格茲稱之為“終極團隊行動”。但接二連三被指服用類固醇的麻煩表明羅德里格茲并沒有吸取到教訓。至于泰勒，她是一位偉大的演員——據大家說人也很風趣——但她的八次婚姻表明她在理解自己的經歷和制定詳細計劃方面有困難。
在實際運用這種看待大腦的新方法時，重要的一點是避免陷入左右腦的陷阱。上下腦系統不應被孤立看待。關鍵在于二者如何互動——既包括人們在單個的個體情況下，也包括在群體的情況下。在第二種情況下，每個人傾向于偏好某一種模式。
模式不同的人可以通過互補建立成功的團隊。比如，假設一位市長有效率很高的手下團隊。她的政策專家可能是習慣于感知者模式行事的人；接選民電話的人可能習慣使用適應者模式；參謀長可能常用行動者或刺激者模式（但如果是后者的話，需要有人對這些想法進行質量控制）。市長可能始終都是行動者模式。她位居中心，根據需要獲取幫助。
沒有哪個模式優于其他模式。每個模式在不同情境下或多或少都會有用，都會對團隊做出有用的貢獻。根據我們的理論，我們預測，當你意識到別人所青睞模式的優缺點，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所喜歡模式的優缺點時，與他人合作的效率會最高�！傲私庾约骸辈⒉皇且痪湫鲁霈F的格言，但科學正穩定地向這個古老目標挺進——我們希望這個新理論能夠證明是朝前邁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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