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們在沈陽和太原先后審判了45名日本戰犯，貫徹了我國政府對他們寬大為懷的政策，做出了公正的判決，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獲得了國內外一致好評。這些日本戰犯回到日本，絕大多數成為中日友好的使者。陳奇涵為我國軍法工作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是我國有史以來軍法戰線上惟一的上將。

　　本文摘自《黨史文苑》2007年第11期 作者：劉勉鈺 原題為：軍法上將陳奇涵

　　在江西這塊將星璀璨的紅土地上，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惟一的一位軍法上將，他就是幾百名江西籍將軍中資格最老的陳奇涵。陳奇涵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資深上將，新中國軍法戰線的奠基人，是德高望重的軍中元老、開國功臣，在黨史、軍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

　　1992年初，中央軍委張震副主席批示：“陳奇涵是老同志，老上將，應予立傳，請總參、總政辦理。”據此，有關部門于1995年成立了《陳奇涵傳》編寫組。編寫組訪問了幾十位老將軍、老干部，在軍委檔案館、中央檔案館和江西省檔案館查閱了數百件檔案和文獻資料，閱讀了許多老同志寫的回憶錄，了解到了陳奇涵許多鮮為人知的革命事跡，受到很深的教育。今年是陳奇涵將軍誕辰110周年。筆者是當年《陳奇涵傳》編寫組組長，特撰此文，以緬懷將軍的歷史功績，激勵人們用先輩的革命精神來建設和諧社會和美好家園。

　　人民解放軍的資深將軍

　　1955年，人民解放軍開始實行軍銜制度，陳奇涵被授予上將軍銜。第一批被授予上將的共57人。按照軍銜評定條例，資歷和戰功是評定軍銜的主要條件。按照陳奇涵資歷、戰功和能力，授予他上將軍銜完全是合理的。在授銜之前，毛澤東特派汪東興到陳奇涵家里看望，代表毛澤東向陳奇涵表示慰問。

　　陳奇涵是江西興國縣壩南村人，1897年生。贛州府中學堂畢業后，投筆從戎，入護國第二軍講武堂學習。歷任贛軍排長、連長、代營長。期間，他追隨孫中山，先后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和鎮壓商團叛亂的戰斗。1925年初進入黃埔軍校任教，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陳奇涵歷任學生隊長、連長、政治大隊長，少校軍銜。

　　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學校，有不少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我軍進過黃埔的開國將帥中，絕大多數是學生，只有4人是軍事教官，足見陳奇涵資歷之深。1925年，陳奇涵率黃埔學生隊兩次東征，討伐軍閥陳炯明。1926年夏，奉黨的指示，陳奇涵帶領黃埔軍校和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一批贛籍共產黨員回到江西，在興國等縣建立黨組織，在贛南、贛東開展工農運動，廣泛傳播革命火種。1927年初，黨派朱德創辦軍官教育團，朱德任團長，陳奇涵任參謀長、黨總支書記。

　　因朱德還擔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工作繁忙，軍官教育團的日常事務多由陳奇涵主持。軍官教育團是參加八一南昌起義的重要部隊之一。在起義之前，中央軍委與南昌的電訊來往都是經過陳奇涵之手。八一起義失敗后，陳奇涵返回興國，領導創建贛南革命根據地和地方革命武裝，為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從井岡山向贛南進軍，開辟中央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中央蘇區時期，陳奇涵歷任贛南特委軍事部長、贛西南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紅三軍參謀長、紅四軍參謀長、紅一軍團參謀長、江西軍區參謀長。當時，紅三軍軍長是黃公略，紅一軍團的軍團長是林彪、政委是聶榮臻、政治部主任是羅榮桓，江西軍區司令員是陳毅、政委是李富春。在毛澤東、朱德的統一領導下，陳奇涵協助他們指揮所屬部隊開展反“圍剿”戰爭，在第四次反“圍剿”中曾受重傷。

　　1934年10月，陳奇涵隨中央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后，歷任陜甘支隊隨營學校校長、紅十五軍團參謀長，參與指揮紅十五軍團東征和西征戰斗。抗日戰爭時期，陳奇涵任綏德警備區司令員，相當于八路軍的旅長，統率5個團的兵力，保衛黃河，守衛陜甘寧邊區的東北大門。后來調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部部長兼延安衛戍司令、防空司令。解放戰爭時期，任遼寧軍區司令員、東北軍區參謀長。江西解放以后，擔任江西軍區第一任司令員。當時的江西軍區是二級軍區，為兵團級。1954年出任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直屬中央軍委，后又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在黨內，陳奇涵是1925年2月入黨的老黨員，那時全國僅有黨員994人。他是中共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九屆、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在黨內連任四屆中央委員的人并不多。

他還是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原國家副主席王震說：“陳老跟隨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近半個世紀，是我們黨內、軍內功績很高、受人尊敬的老同志。”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劉瀾濤說：陳奇涵同志“治軍有方，功勛卓著，是我們黨內最老的同志之一”。曾任國家糧食部副部長的鄧飛（興國籍）曾對筆者說過：“我們興國的幾十個將軍和許多老干部，基本上都是陳奇涵帶出來參加革命的。”

　　贛南農民運動的一面代表旗幟

　　中共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969年召開的。當時，許多老同志，甚至一些德高望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功卓著的高級將領都被排斥在外。但毛澤東沒有忘記陳奇涵的歷史功績。在審閱九大代表的名單時，毛澤東發現沒有陳奇涵的名字，立即親筆批示：“陳奇涵同志似宜考慮。”在選舉中央委員時，毛澤東又在會上介紹陳奇涵，稱贊他是“贛南農民運動的一面代表旗幟”，并詼諧地談起陳奇涵在興國請他吃“四星望月”的情景。

　　1929年4月，毛澤東第一次來到興國，活動了十多天，生活十分艱苦，天天吃鹽水煮豆子，讓陳奇涵十分過意不去。有一天，興國縣革命委員會的肖芳全從河里撈到一條大草魚，陳奇涵就決意請毛澤東吃米粉魚。他們在一張八仙桌上中間擺了一只蒸籠，里面是米粉蒸魚，周圍擺了四只瓷盤：一盤花生米，一盤筍炒肉，一盤雪豆，一盤炒雞蛋。入席后，陳奇涵請毛澤東嘗嘗粉蒸魚。毛澤東嘗了一塊，又鮮又辣又香，正合他的口胃，便情不自禁地夸獎說：“粉蒸魚好吃，好得很?！”

　　毛澤東又問：“這一道菜叫什么名字？”陳奇涵笑著回答：“這米粉魚是我們農村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您看叫什么名字好？”毛澤東用筷子指著蒸籠，比劃著說：“你們看，這是一個大的團園月嘛！”他又指到四只盤子說：“這是四顆星星。”“四個小盤子轉著大蒸籠，就像星星圍著月亮，我看就叫“四星望月”好不好？”大家齊聲叫“好！好！”毛澤東還意味深長地說：“如今，農民們日日夜夜盼望打土豪，分田地，也像眾星星望月亮一樣望了不知多少年。”陳奇涵認為毛澤東的比喻很恰當，便說：“四星望月，道出了我們民眾的心聲。”

　　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陳奇涵跟隨毛澤東南征北戰，與朱德、周恩來等革命領袖接觸很多，深得他們的信任。陳奇涵在黃埔軍校任教時，就結識了毛澤東，對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遠見卓識十分佩服。1929年初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紅四軍從井岡山向贛南進軍時，陳奇涵就在興國籌集了大批的食品和銀元，作好了迎接朱毛紅軍的準備。毛澤東率紅四軍第三縱隊到興國，陳奇涵安排毛澤東住在瀲江書院的文昌宮。他向毛澤東匯報興國黨組織的工作，并請毛澤東在群眾大會上講話，使興國的工農群眾很快就發動起來了。

　　毛澤東在興國修改了《井岡山土地法》，制定了黨史上有名的興國縣《土地法》。這個《土地法》把井岡山時實行的“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興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所有，分給無田地及少田地的農民耕種使用”。毛澤東強調：“這是一個原則的改正。”為了貫徹興國縣《土地法》，毛澤東等在瀲江書院辦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訓練班，由毛澤東主講，陳奇涵、肖華、胡燦等人參加了學習。這批人后來都成為了創造興國模范縣的骨干力量。隨后，毛澤東為他們起草了《興國縣革命委員會政綱》。毛澤東離開興國時，陳奇涵親自護送，一直送到寧都青塘才作別。毛澤東說：“賀子珍還在興國，我們不久會回來。”

　　此后，毛澤東又給陳奇涵來信，指示他要在土地斗爭中，掌握好對富農的政策，發展游擊戰爭，鞏固革命政權。陳奇涵是贛南特委的軍事部長兼興、橋、寧、永行動委員會書記，積極貫徹毛澤東制定的《政綱》，指揮地方部隊和興國、于都、寧都、永豐等四縣邊區革命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粉碎了敵人的武裝“進剿”。與此同時，陳奇涵領導興國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運動，掀起了發展生產、支援紅軍的高潮。興國全縣23萬人口中，就有8萬多人參加紅軍。

　　毛澤東多次表揚興國，贊揚興國是模范縣，“創造了第一等工作”。1930年，陳奇涵協助曾山指揮十萬工農，配合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打下了吉安城，并成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此后，陳奇涵便轉入正規紅軍工作。在朱德任校長、毛澤東任政委的紅軍第三分校，陳奇涵任教育長，培養了許多高素質的軍事干部，有不少人成為共和國的開國將軍。在反“圍剿”戰爭中，毛澤東還在陳奇涵家的壩南村開過軍事會議，由陳奇涵負責會議安排和安全保衛工作。

　　1934年7月17日，同是受到排擠和打擊的毛澤東和陳奇涵，冒著酷暑，腳穿麻布草鞋，到長勝縣鏟田區作社會調查，住在區政府的一所破舊的祠堂里�，F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展出了當年毛澤東交飯錢的收據：“7月18日，主席毛澤東一行四人，照章交來食宿費大洋一元八角。經手人陳奇涵。”從這張小小的收條可以看出倆人情誼很深。宋時輪上將曾說：“陳奇涵同志最可貴的地方有三點：第一，大革命失敗后，堅持做黨的工作。正如毛澤東說的，陳奇涵是一個地方領袖，是贛南農民運動的一面代表旗幟。第二，他自始至終沒有犯過方針、原則性的錯誤，在蘇區反對立三路線、王明路線，沒有搞盲動，沒有搞燒殺政策，而是講斗爭藝術，實踐證明，陳奇涵的做法是對的。第三，在黨內斗爭中，陳奇涵實事求是，堅持原則，不搞兩面派，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

一名驍勇的戰將

　　陳奇涵戎馬一生，經歷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還參加過孫中山鎮壓商團叛亂的戰斗和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可謂身經百戰。原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上將曾贊譽他為“華夏名將”。筆者在一份檔案登記表里面，看到他填寫的參加或者參與指揮過的戰役戰斗很多，寫得密密麻麻。他最后一句寫道：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一些意見被采納。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陳奇涵軍事造詣很高，足智多謀。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擔任參謀長，獻計獻策很多。

　　但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不會說哪些戰斗是因為采納了他的意見而取得勝利的。然而，很多人都知道，他在擔任綏德警備區司令員時，曾多次指揮部隊在黃河邊和日本人作戰，打退了敵人的侵犯，保衛了延安的安全。他后來總結出的“半渡而擊”和“主動出擊”的戰術和河防戰斗經驗（將敵人擊敗于航渡之中，或將敵人擊敗于登陸之際），被陜甘寧邊區留守兵團推廣，并在《八路軍軍政雜志》發表。江西解放初期，土匪猖獗，嚴重影響社會安定。陳奇涵是江西軍區司令員，又是江西剿匪的總指揮，率全省軍民共殲滅土匪55892人。其中，翠微峰戰斗，僅以犧牲30人的代價，殲滅了敵人2300余人，創造了山地剿匪攻堅戰的范例，受到了華中軍區的嘉獎。

　　不久，翠微峰戰斗就被拍成電影《翠崗紅旗》，在全國上演。時任第四十八軍軍長的賀晉年將軍對我們說：“翠微峰戰斗緊張激烈，陳奇涵司令員簽發了《江西軍區關于翠微峰戰斗的批示電》。他在南昌坐鎮，命我在第一線直接指揮。”。

　　新中國軍法工作的奠基人

　　建國后，隨著我軍現代化建設的開始，中央軍委決定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統一管理全軍軍事審判工作。基于陳奇涵資歷深、威望高、廉明公正、懂得軍法，毛澤東任命陳奇涵為軍事法院院長。軍事法院是個機構小、規格高的單位，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他上任以后，一切白手起家，從頭做起。他從法院的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入手，著重考慮法院的工作方針、任務、內容、方式等重大問題，并向中央軍委寫出書面報告。他根據軍委在他遞交的報告上所作的“制法為主，習法為次”的批示，為開創軍法工作新局面殫精竭慮。

　　首先是確立體制，建全系統，在全軍設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和一級、二級、三級軍事法院（分別設在大軍區、軍、師級單位）的軍事審判機構體系，調1200名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營、團以上干部進軍法戰線。其次，他主持制定和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軍事法院暫行組織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刑罰暫行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軍事法院暫行審判程序與審判辦法》，這是我軍軍法工作的指導性文件，為我國軍法工作的法制化和正規化奠定了基礎。

　　再次，他強調依法辦事、照章行事、軍法從事，提出合法、及時、準確辦案的三原則，切實防止錯判，盡量減少偏差，做到全軍不出冤案。同時，他十分注意加強部隊的法紀教育，主張把法律交給全軍官兵，使人人懂法，個個用法。他還派出袁光少將等九名軍法官，參加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工作，并給予精心指導。

　　他們在沈陽和太原先后審判了45名日本戰犯，貫徹了我國政府對他們寬大為懷的政策，做出了公正的判決，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獲得了國內外一致好評。這些日本戰犯回到日本，絕大多數成為中日友好的使者。陳奇涵為我國軍法工作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是我國有史以來軍法戰線上惟一的上將。

　　人格高尚，風范長存

　　陳奇涵的一生，是革命一生，戰斗一生，無私奉獻的一生。他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人民軍隊的建設事業。但他卻謙虛地說：“我對自己幾十年來總的評價是，無能事，而能無事。”按筆者的理解，“無能事”，是他的自謙，“而能無事”，則是他的巨大貢獻。他為追求真理，救國救民，立定“解黎民于倒懸，救民族于水火”的志向，投筆從戎，隨部參加孫中山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加入共產黨以后，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更加堅定。為了革命，他家房子被反動派燒了，犧牲了幾位親人。

　　在復雜的黨內斗爭中，他自己也受到打擊和誣陷，但革命意志從未動搖。革命成功以后，他淡泊名利，不貪圖享受。他曾以詩言志：“富貴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類齊解放，攘攘與熙熙。”申報軍銜時，他自報“中將”。他在軍銜表上寫道：“中國革命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奮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經勝利成功了。對我來說，個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個非常渺小的問題。”不久，他又準備功成身退。1957年，他60歲的時候，就主動向中央要求退下來，并推薦鐘漢華中將接班。

　　陳奇涵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堅持搞五湖四海，與方方面面和諧相處。他工作過的單位多，但無論在哪個單位都能搞好團結。在紅軍時期，他曾與朱德、黃公略、羅榮桓、聶榮臻、陳賡、陳毅、李富春等生死與共，并肩戰斗，結下了深厚感情。黃公略犧牲時，陳奇涵守候在旁，為他辦理后事，幫他寫家信，并報告毛澤東。陳奇涵長征到陜北后，與徐海東、劉志丹、周士第、肖勁光、郭洪濤、劉瀾濤、徐向前、許光達、李井泉、何長工等在一起戰斗和工作，受到他們的好評。

　　南下以后，他與陳正人、邵式平、楊尚奎、方志純、劉俊秀、賀晉年、賀慶積、肖元禮、鄧克明等同志共事，關系也很融洽。1962年春，朱德約陳奇涵一同去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視察工作，上了井岡山。兩人總結歷史經驗，撫今追昔，感慨良多。他們這次談話，后來寫成《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一文，收入了《朱德選集》。

　　陳奇涵在黨內斗爭中講究原則，又堅持實事求是，對犯有錯誤的同志滿腔熱情，決不落井下石。延安整風時，陳奇涵是中央黨校第三支部（高干支部）書記，對一位犯過錯誤的陜北領導干部做的歷史結論，寫得客觀公正，使這位同志終生不忘。“文化大革命”初期，陳奇涵被派往高等軍事學院任軍管會主任。他旗幟鮮明地宣布：“誰搞派性，搞武斗，我都堅決反對，不管是誰支持的。”

　　有人就貼大字報說“陳奇涵是和稀泥的”。陳奇涵堅定地回答：“說得好，我陳奇涵就是高級泥瓦匠。”當造反派要陳奇涵寫朱德的材料時，他就用毛澤東評價朱德的兩句話來回答：“氣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一些受迫害的江西籍的老干部到北京找他，他都像平常一樣熱情接待，甚至頂住造反派的壓力，讓這些同志在家里“避難”。

　　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這樣做是難能可貴的，體現了一位老革命家的政治勇氣和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高度黨性，在黨內、軍內贏得了尊重。陳奇涵是一位嚴肅而不愛多說話的軍人，又是一位充滿“鄉情”、“親情”的厚道人。他熱愛故鄉，熱愛興國，熱愛江西，他希望家鄉建設得越來越美好，希望家鄉人民生活越來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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