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有幾個原因：
一、節度使權力過大，唐朝節度使相當于現在的既是市長，又是市委書記，又是軍區司令員，權力過大。
二、開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國家無事，唐玄宗喪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
三、將相不和，安祿山兼三大兵鎮獨掌20萬的兵力，擁兵邊陲，其手下驍勇善戰，甚獲玄宗寵信，引來宰相楊國忠忌恨。兩人因而交惡，而唐玄宗又對此不加干預。安祿山久懷異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討楊之名舉兵叛唐。
安史之亂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第一，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第二，安史之亂，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后來這種狀況遍及全國。安史亂起，唐王朝分崩離析，已經沒有力量鎮壓這次叛亂，只好求救于回紇以及由少數民族出身的大將。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仆固懷恩追擊，仆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后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賦不入于朝廷”，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于一身，“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方鎮或“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或“貢獻不入于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
第三，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后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后，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里內，僅有“編戶千余”，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余戶，驟降至二百 書本《安史之亂》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所謂“靡室靡農，皆籍其谷，無衣無褐，亦調其庸”。唐憲宗元和年間，江南八道一百四十萬戶農民，要負擔唐朝八十三萬軍隊的全部糧餉，所以“率以兩戶資一兵，其它水旱所損，征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 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征暴斂，終于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群盜蜂軼，連陷縣邑”，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于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鎮隨之全部喪失。此后，吐蕃進一步深入，唐政權連長安城也保不穩了。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第五，安史之亂，促使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安史之亂對北方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四海南奔似永嘉”。南方相對較為穩定，北方人口的南遷，帶去了大量的勞動力，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南方經濟日益超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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