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拼，令明帝國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中，大內氏迅速崛起，開始爭奪原先由細川氏所控制的對華貿易，單獨派出使團到中國朝貢，而爭奪中國的“勘合”至為重要。大內氏從幕府派往中國的貢使手中，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1505-1521在位）的“勘合符”，細川氏也不甘后人，從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1488-1505在位）頒發的“勘合符”。顯然，細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經過期失效。
　　
　　更大的流血沖突，便在嘉靖二年（1523）爆發。
　　
　　這一年，日本的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兩支船隊先后到達寧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后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并未及時查驗先到的大內氏船隊的“勘合符”，而是待細川氏船隊到后一起查驗。令人不解的是，后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占了先機，這樣，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更令大內氏使節宗設謙道憤怒的是，在市舶司于“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設謙道的上手。雙方在宴會上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宗設謙道的憤怒終于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家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毀了嘉賓堂，然后趕回港口燒毀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后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明軍多名將領也同時遇難，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國考略·朝貢篇》）。最后，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其所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于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判決的結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
　　
　　這場風波之后，明帝國并未取消日本的朝貢。3年后（嘉靖四年，1525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令琉球入貢使向日本國王轉交一封信，要求將宗設謙道逮捕歸案，否則斷絕朝貢，但杳無音訊。
　　
　　嘉靖六年（1527），巡按御史楊彝上奏說：“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只，亦不許以兵仗自隨。至正德六年以后，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眾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咨本國，今后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倘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備倭諸臣，修戰具，謹烽堠，選鋒蓄銃，以戒不虞。”（《明實錄》）歸納起來，他要求對日本朝貢重申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都一并援照舊例。
　　
　　朝廷隨即批準，明確提出日本的朝貢“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大明會典》“禮部·朝貢·日本國”條），作為一項定規。后來，官居首輔大臣的給事中夏言，干脆上奏建議撤銷市舶司，朝廷接受，寧波市舶司被關閉。市舶司的撤除，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明史·食貨五·市舶》）。
　　
　　期間，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無法靠近中國港口，他們轉而求助于走私渠道。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縣志》）。
　　
　　1551年，大內氏的大內義隆因內亂（大寧寺之變）被殺，繼位的大內義長于1556－1557年遣使朝貢，但明帝國又將其視為篡位者而拒絕。6年后（1557），大內義長又被毛利元就所滅，大內氏政權徹底滅亡，日本陷入混亂，“勘合貿易”完全斷絕。從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田中健夫《倭寇與勘合貿易》），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原文載于《大國海盜：浪尖上的先鋒隊》，雪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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