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唐太宗歷來被稱為有道明君,不僅表現在他的文治武功上,更表現在他的胸襟氣度上。《資治通鑒》中的一段故事讓人讀來不禁會為唐太宗的氣度折服,更感嘆死囚的誠信!靶聊,帝親錄系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之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
唐太宗縱遣天下死囚,約定第二年秋天來京受死,所謂“朕不負卿,卿亦不負朕”,白居易《新樂府》詩“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說的就是這事。太宗與死囚的約定竟然坦蕩如斯,難怪人們將信將疑,疑問“死囚何以能視死如歸,何不逃之夭夭?”。后人關于此事的猜測,便有了或善之頌揚,或惡之流言。歌功頌德方面認為唐太宗以一個明君的胸襟氣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讓其回家。囚犯以同樣的誠信回報太宗,如期自詣朝堂,所以死囚的誠信并非是無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報唐太宗。死囚無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賢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誠信是基于愛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來的。
惡評者以歐陽修為代表。歐陽修撰《縱囚論》短文,拋出鮮明觀點,以嚴密論證矛頭直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是為了博取賢君之名,太過虛偽。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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