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張居正，是兩個著名的改革家。改革的目的都為補救當時千瘡百孔的朝政，改革得到身后都號之“神宗”的年輕皇帝的支持。改革的道路同樣多難坎坷，最后歸于失敗。兩人一直為后人議論紛紛，稱贊的，咒罵的，至今也沒有停止。但有一點是截然不同的。就是王安石被罷官后，雖遭人罵，但仍得到朝野尊敬，即使同他的政敵，也有相當的友誼。而張居正則相反，尸骨未寒，家即被抄，兒子被逼死，餓死者十余口。對這種現象，歷來眾說紛紜。筆者認為，至少有一點是明顯的，那就是王安石大權在握時自律甚嚴，一生廉潔；而張居正雖然深知倡廉潔、反腐敗的重要，也懲辦了一些腐敗透頂的官吏，但是他在反人家腐敗的同時，自己卻也搞特權、撈好處。

北宋王朝傳至神宗趙頊，已歷１０８年，朝政日益腐敗，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王安石受命危難之時，立志通過改革，“均天下之財，使百姓無貧”，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他在神宗的支持下，強制推行的一系列法律，限制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盤剝，引起他們不滿。所以保守派對王安石群起而攻之。他們把天災人禍，外敵入侵，甚至天象變化都說成是王安石變法的惡果。這樣又哄又嚇，弄得神宗沒了主意，對王安石撤了又任，任了又撤，折騰了八年，使改革終于失敗。但是所有對王安石的攻擊，不過是驕傲自大，侵官拒諫，不信天命，不尊祖制之類。王安石一生不講飲食，不修邊幅，不拘小節。吃，粗茶淡飯；穿，破衣爛衫，有時不洗臉，長期不理發，蓬頭垢面。這也許不雅，但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高官，如此行事，難能可貴。還有一點值得深思：即使對王安石攻擊最兇的人，也不敢說他以權謀私，貪贓枉法。他身為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力大得很，但他罷相后隱居金陵?南京?郊外，只茅舍一處，聊蔽風雨，四周連墻都沒有。他自己買一頭小毛驢，常常騎驢外出游逛，也夠逍遙的。那時他的住地在城東七里，離鐘山也是七里，故稱為“半山園”。有一次患大病，王安石以為自己將死，就把住宅捐給僧廟。但并未死，就另租別人的房子住。后人在半山園修建的王宅，經數百年風雨，至今猶存，現在處于海軍指揮學院營區內，游人前往憑吊，現有復原的瓦房數間，敗亭一處，可見當年王安石生活的艱難和淡泊。廉能生威，這在王安石身上是得到驗證的。他大權在握時，也很少有人敢于巴結奉承他。有個官僚叫鄧綰，曾為王安石的弟子和女婿求取官職，王安石就將此事公開，并宣布為鄧綰的“罪過”。

王安石的這種言行，在歷史上是罕見的。他被貶后，還不時有人去探望他、慰問他。就是王安石的政敵司馬光，以及先是對他支持，后又反對他的蘇東坡，也對他很尊重。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分析這種現象，總是說他們都是忠于封建統治階級的，無論爭斗多么激烈，最后自然會“言和”。這顯然是簡單化了，如果以這種論點來看待歷史，就難以解釋商鞅何以被秦國統治者“車裂”。筆者以為，王安石的廉潔至少是他失勢后頗受尊重的原因之一。

明朝的政治家張居正官居首輔。其改革的決心之大，措施之有力，懲腐之敢于碰硬，四百多年來，為人所稱道。但他個人的下場卻是悲劇。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此人心地不潔，懲治別人腐敗、反對別人搞特權，自己卻也大搞特權。例如，在他當政之初，曾制定過一個官員外出住招待所的規定，即《給驛條例》。規定官員非公外出、奔喪，不得住官立的驛站。因公外出不得超用車馬，不得借出差旅游會友，不得利用職權沿途索禮受禮，不得向鄉里進行攤派。這些規定，今日仍值得借鑒。開始張居正確實是帶頭執行。他父親過生日，派仆人騎驢回家送禮，特吩咐不得住驛站。但后來他回鄉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制大轎，沿途地方官員郊迎郊送，還要呈上奠金，擔負護衛任務的是比國家正規軍裝備還要精良的特殊衛隊，弄得上下議論紛紛。他反對別人受賄，而自己受賄卻十分驚人。張居正做官前，家中只有田數十畝，他死后被抄家時，沒收的財物折合近二十萬兩白銀，另有良田８００萬畝。身為一品大員，他的月俸不過８７石米，即使他不吃不喝，一生薪俸加起來，也只有兩萬兩白銀。其他那些來路不明的財富，自然是受賄而來的。

以史為鑒，可以知成敗。比如，現代許多國家的法律，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是反腐敗的一個有力武器。公職人員的正常收入如果不透明，有的開支遠遠超過其收入，其廉潔就很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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