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飽經憂患和亡國之痛的知識分子們痛定思痛，即已揭示了明朝滅亡的種種原因，其中對官場的腐敗及士風的澆漓最為關注。社會現象受到如此關注和攻擊，也就反映了問題的普遍和嚴重程度，這種有類于魏晉的空談之風，再一次顯示了明代社會進入了中國歷史上又一次不正常時期:政治上專制黑暗，經濟上的動蕩與蕭條，文化思想、倫理道德與傳統的悖離等，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折磨著進退兩難的儒家官僚及士人。要么以知識分子特有的敏感，逃避險惡的現實，實行所謂“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歸宿；要么混跡于仕途、棄離高尚的追求而墮落于橫流的人欲。整個社會彌漫著令人窒息的末世氣氛，人們在無助、無望中茫然地等待。這種情況是王陽明創心學試圖挽救社會道德淪喪終歸失敗及張居正等在制度上改革流產后的必然結果。這是明朝社會整體功能失調的表現；是統治階級治國理論的崩潰和封建文人士大夫理想幻滅的外在顯示。一欲準確評價朱元璋的政治素養當然并非易事，但這個出身卑賤的最高權力所有者在政治上表現出對權力的絕對獨裁卻不難解釋。這不僅因為有其前歷代王朝及其統治者為他奠定了已有的基礎和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他自己特殊的人生經歷也告訴他: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了一切。因此，“家天下”的朱元璋不僅毅然廢除宰相制度，讓百官直接對自己負責，還要求天下臣民無條件效忠、服從自己的意志。為達到這一目的，朱元璋自然借用高官厚祿為誘餌，大力開辦學校教育并實行八股經義取人制度，以更有效地牢籠天下心智和人才。明代實施八股經義取士后，明人曾認為這是將文彩與經義結合一舉兩得的好辦法。它一反唐代及其后科舉偏重選才而輕德的失誤，既可以約束讀書人達到深悉儒家倫理道德、忠君愛國的道理；又可以其文思技巧拔得真才實學。其實，隨明代科舉制伴生的弊端已伴隨著明中期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而陷入難以克服的矛盾之中。政治上的專制腐��；社會動蕩、邊事不寧；經濟的衰敝及流民問題的尖銳等，都使理學教條的灌輸失去了人心。在艱難中掙扎的人們，朝難保夕，求生無術，哪里還會相信滅欲的“天理”。與明代以前的大王朝相比，進入明中期的不到一百年中，政治屠殺和恐怖、內戰、農民起義、邊患接連不斷，天下富庶、穩定的局面幾乎沒有出現過。讀書人不能不對理學的用途提出疑問。八股經義已成為士子弋取功名的工具。他們不僅不能、也不準許有對儒家經典的真正研究，八股文章反束縛了他們的才思。明初政治從造士、選士到養士實現了對知識分子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管制。這是一個無志氣、無銳氣、無朝氣、無生氣的王朝。明代大儒薛?也不得不感慨這一點:“古之為士者，即自廣其學，而充其道矣。進而有為也，必以其義，而推其有于人人。至于得失之際，初無介于懷焉。后之人不然，修于己者不力，而僥?于名位之得。得則意氣橫肆，以矜駭于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尕頤之利欲，而及人之實，未必有也；不得則悄然憂，爽然嘆，立若無所自容。”英宗時被宦官迫害致死的朝臣劉球更直截了當地指出:當時“為師者之教徒以得進士為期，為弟子者之學，徒欲舉進士而止。于是有剽掇記錄已陳之言，以希逢合乎主司之意，僥?其捷則棄之。”因此，進入明中期，士風頹敗已成為令統治者擔憂的主要問題之一。當明英宗發動“奪門之變”后的天順初年，任首輔大學士的李賢便將整頓士風與致治的關系提到日程上來，建議英宗應予以足夠的重視并采取措施，“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之徒絕諂佞之輩。”不過，他與人談到，“今天下之士奔競之習未止，而廉退之節少見，豈世道日降而人不復古歟？亦上之人有以使然歟？不能無疑于是也。”可見，他當時還沒有找到士習頹廢不振的病根。

必須承認，盡管明英宗之后，明代的仕風與士風正在發生變化，但在憲宗和孝宗兩朝四十余年中，統治階級仍試圖進行各方面的調整期于挽救。隨后由于武宗荒政，太監劉瑾專權，終使官場頹風日顯，本已惡化的士風更是江河日下。到嘉靖嚴嵩專政之時，人們似已感到難以挽回的人心惟偽末世的到來:無可奈何的失望、怨望甚至絕望情緒籠罩了朝野。正德年間，王陽明有感于“世衰俗降”，苦惱萬分，在與友人的書信中他尖銳地指出:“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他認為:“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夸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圣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于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歟！”與士風相表里的仕風在此種情況下，當然不難想像，王陽明因抗言而被劉瑾廷杖貶謫，后又因平宸濠之亂而遭武宗之嫉，官場的險惡早已使他厭倦，因而發自內心的感慨:“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正是出于此種感受和對王朝安危社會治亂的擔心，他認為亟應從根本上尋找挽救的辦法，否則這種人心飾偽，官貪民貧的后果難以預料，他所謂“破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正是針對此時的士風與仕風的澆漓和敗壞有感而發的。他認為:“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于訓詁，支離蕪蔓于辭章業舉之習，圣學幾于息矣。”就是說，是科舉經義的株守、詮釋導致人們對這種教條的厭棄，妨礙了人們對儒學的真正理解和接受。其次，他認為，這種繁瑣的解釋或者早已偏離了經典的原意；或正因其繁瑣而不利于人們遵行和實踐。他說:“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今“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除此而外，王陽明已確然感到，理學的這種外在規范在那些倡導宣揚它的統治者中，根本就一文不值。同樣，官場中越來越多的人貪利忘義，忠孝皆失，在世人眼中，他們已是離經叛道，鮮廉寡恥。誰還會相信這種自欺欺人的說教呢？為了達到衛道的目的（當然也有相當的獨善意味），王陽明終于發明了自己對儒家、對“理”的新解釋，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學論題。他把程朱理學所規定的客觀外界強加在人之上的“理”變成了人們主觀可以去感知的“心”。這不僅更為直接符合了所謂內圣的倡導，也與動蕩狀態下知識分子急于擺脫理學羈絆，解脫因現實中遭受之挫折、空虛所帶來的苦惱，求得心靈安慰的需要相吻合；加之其簡便易知，王陽明心學得到了迅速的傳播。明代的有識之士，絕大多數人認為社會風氣發生明顯變化的時期正是心學創立并傳播的嘉、隆年間。其實引起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不僅僅在于理學的崩潰，明代政治上極端專制所導致的整體性功能失調無疑是主要原因之一。明人王士貞在論及明代士風時有言:“國家鴻昌茂龐之氣，莫盛于弘治。……蓋至于正德而所謂氣者，日益開露而無余。其所稱一時學士大夫，不勝其少者之斷，則果于掊擊以見操；不勝其壯者之思，則精于刻劌以見名；乃若所謂詩，必極其變以盡風，其所謂文必窮其法以詣古。天下固翕然而好稱說之以為成一家言。而識者固已憂其時之動于機而不易挽矣。”應該說這是比較明敏的認識。士大夫見操顯名的燥急，“翕然好稱說”的言論紛囂，都表現出了社會的一種病態，他對此表示了擔憂。然而，就整個統治階層及國家機器的運轉來看，更已是病態顯然。武宗自然是歷史上少見的荒淫天子，而承其后的世宗一登帝位，便揭起“大禮義”之爭，演成士大夫間黨同伐異的門戶之見。在此之后又迷信方士，不理朝政，造成幸臣權相嚴嵩的專權。結果嚴嵩則“遍引私人，排擊善類”。當此之時，“天子北急敵，士大夫飾而談敵；南急倭，士大夫飾而談倭。唯上亦以其飾之也。稍急則士驟而重，稍已則士忽而輕。而又會稱將相者不比而昵則角而嫉，昵則乘難而借行其愛；嫉則乘難而借行其惡，愛惡勝，而天下之才望旦鑄而鑠，而不自覺。”朝廷重臣如此，上行下效，一般官員更少有良善。“今之謂良吏者于其才焉已耳。是故文簿書者為業修，棘征輸者為能賢，果聽斷者為勤敏。按臣以是求監司，監司以是求郡守，郡守以是求宰職。則今之仕者得無以是賢乎？夫簿書古以稽實，今以飾欺；征輸古以定民，今以病下；聽斷古以殉直，今以殉其好惡。則今之所謂良，民之所謂蠹也。”其實嘉靖時期的明政府已呈內外交困的衰征:南倭北虜連年騷擾海防邊塞，甚且漸入內地；政府卻軍備廢弛，財政危機；疆吏玩忽于下，廷臣交哄于上。天下“既渙之心”亦已難收，世宗晚年荒政已使正直朝臣忍無可忍。海瑞在昧死上書中稱:朝廷“綱紀弛矣！”“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余年來極矣。天下因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張居正改革，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明王朝積重難返的危機。無論其改革內容涉及到多少方面，時勢已決定他不可能毫無顧忌地觸及到較根本的層面，甚至許多先前即已明顯存在的問題都沒有顧及。其實，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也使他根本無法認識到這種全面危機的本質。當張居正改革走向失敗，他給朝官們留下的只是獨斷專橫、異想天開的又一個擅權者的形象。如果說嚴嵩專權的20年間，其陷害誅殺善類只是這個權相維護一己私利，而終至于冰山既倒；那么張居正專政的十余年間，其排斥打擊異己，恐怕也不能都視為是強力推行改革的迫不得已之舉。在這兩個權臣專權前后又有宦官專擅，正士難于立朝的事實。半個多世紀以來，那些在理學灌輸中，素來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理想，企圖“致君于堯舜”，滿懷入世精神的士大夫們經一次次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不難感受官場的險惡猶如濤轉輕舟，隨時即可能有覆亡的滅頂之災。在宦海沉浮的入仕者群中，不少人正發生人生觀、價值觀的動搖和轉換，其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正在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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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