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大軍政集團”，是指由曾國藩開創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后起的袁世凱北洋集團(以下以“湘”“淮”“袁”簡稱之)。三者是對當時朝政、社會乃至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群體勢力，其間交錯勾連，發展嬗變，承續更替，可以“三環鏈”喻指。
揭秘晚清三大軍政集團的“環鏈關系”
所謂“晚清三大軍政集團”，是指由曾國藩開創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后起的袁世凱北洋集團(以下以“湘”“淮”“袁”簡稱之)。三者是對當時朝政、社會乃至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群體勢力，其間交錯勾連，發展嬗變，承續更替，可以“三環鏈”喻指。本文就其“環鏈關系”略呈淺見。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時間上比較靠近，且源流上關聯直接而又密切。當年曾做過“湘”“淮”大員(如胡林翼、李鴻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歸廬譚往錄》中曾說：“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誼”(后來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廬叢錄》中，也轉錄了有此話的筆記內容)。這種說法旨在揭示其間的連帶關系，無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時間的先后。具體看，曾國藩自咸豐二年末開始借辦團練練兵，咸豐四年(1854年)春湘軍正式練成出征，至此可以說湘系集團雛形初備(當然，還說不上具有“完備”形態)。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在特定情況下形成比較快捷。因“東援”需要，本為曾國藩幕僚的李鴻章奉幕主之命組建淮軍，同治元年(1862年)開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蘇巡撫)權柄，這樣“軍政結合”，淮系集團就有了比較完備的形態，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從湘、淮集團各自初成的時間上看，前后有大約七年的時間差，而兩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時間則更長。
袁世凱北洋集團的孕育產生則比較靠后，自甲午戰后的“小站練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時間上與其籠統地說承湘、淮兩者之后，不如說承淮衍生更為直接。袁世凱的叔、祖輩與李鴻章即多有聯系，袁本人的為官初階則可謂從淮系要員吳長慶門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鴻章的護持、薦引。其集團勢力的奠基，也離不開對淮系人員的直接延攬、收用。而及至其集團勢力初成之際，湘系群體形態上已告漫漶，淮系則因其“開元”領袖李鴻章的在世而實體尚存，與袁氏集團有著交叉共存時段。及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去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職由袁世凱繼任(先署理，隨后實授)，則可視為完成其群體性直接替代的標志。由此可見，淵源上袁氏集團與“湘”“淮”有著相對的遠近、疏親。
三大軍政集團就是這樣遞次生成，交錯連接，相承相續，此為體現其“環鏈關系”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更內在地體現于其有同有異、形態嬗變演化的關聯上。
它們有著共同的基礎。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機上，都是基于特定條件下清朝的軍事需要應運而生，乘機發展�！跋妗薄盎础敝杀M管有一定的時間差，但顯然都是利用了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因勢而起。而袁世凱“小站練兵”，則是在甲午戰后的背景下，適應清朝藉“變通軍制”而“講求自強”的需求而得。沒有各自當時特定的背景條件，也就沒有其軍政集團形成的客觀契機。再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皆以“私屬性”頗強的軍隊為支柱，進而實現密切的“軍政結合”(有“私屬性”軍隊又有督撫權柄，而此種人物實力上已非一般督撫可比)，終得形成具有完備形態的集團性群體勢力。所謂其軍之“私屬性”，當然是就特定意義而言，主要是指在其軍隊內部具有相當程度的私人隸屬性，而并不是說它就完全不聽命、不受節制于朝廷。湘、淮“勇營”不屬于國家“經制軍”，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從形式上似頗具“國家規范”，而實際上的私人控制卻愈加強化，這在袁氏即使被罷在鄉所謂“養疴”期間，仍能暗中控制其軍隊的事實就足以證明。軍隊“私屬性”的要素，對于“湘”“淮”“袁”三大集團來說，可謂共同基點，也是擴大和維系其群體勢力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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