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西兩種不同的傳記研究傳統,可以發現：西方從古希臘羅馬到近代，其史學更偏重英雄史觀和心理史觀，更加重視私秘材料；而中國從《春秋》褒貶到《史記》列傳的對人物歸類的研究傳統，使得歷史人物更大程度上呈現臉譜化特征。
將中西方人物傳記研究放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進行闡釋和比較，并以劉邦和朱元璋這兩個歷史人物為例來討論中國傳記人物研究的特點，可以得出：漢、明兩個朝代長期延續的性格，從他們兩個開創帝王立下的規模，傳下的風格，就可看出來。
謝謝各位同仁和同學。今天講的題目——從歷史看人物，多多少少補足我新出版的《萬古江河》一書中沒有談到的一些問題。我一輩子研究的是文化史和社會史，基本上我的著作里沒有帝王將相和英雄豪杰，只有小民百姓。那我為什么開始談歷史人物呢？因為臺灣有一批企業家，他們都是做領導的，常常找我講歷史上的領導，而歷史上的領導就是帝王將相。從那以后，我從談領導慢慢延伸到談組織、談管理，最后歸結到談人物。這次我以人物為焦點，看究竟是人創造時代，還是時代創造人？英雄和時代是什么關系？今天我找兩個歷史人物來談這個問題：一是劉邦，一是朱元璋。
一、中國史學缺少活生生的“傳”
在談劉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學上重要的“人物傳記”問題。中國史學在世界上是很發達的，很少有其他國家的史學系統有我們那么長，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紀、傳、表、志四個部分：紀，是一個劃年代的表；志，是專門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來講一些事；傳，是依據歷史人物的事跡來反映一個時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人物傳記在中國史學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傳記非常稀少，而且能讀的好傳記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國史學里的傳記，早在《春秋》和《左傳》中就可見到。它們在敘事中插入人物描寫，尤其《左傳》里的人物，寫得活靈活現，有些是呼之欲出�！蹲髠鳌返慕忝闷秶Z》，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聽話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談話他都知道。但中國史學并沒有因此形成一個獨立的傳記體裁。
《左傳》和《春秋》關系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貶，也就是評定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國的道德標準、道德系統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壞。這一特定的功能，為史學的傳記造成很大的困擾，使中國文化中多了一種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話講，人不再是個“人”，人是個臉譜，就像京戲里的臉譜。看戲臺上的臉譜，忠奸分明，關公是紅臉，曹操是白臉，蔣干是個小花臉，諸如此類。褒貶使得《春秋》的《谷粱傳》、《公羊傳》，把許多本來不是褒貶的句子，解釋為褒貶，甚至做誅心之論。某人并沒有那個動機，但《谷粱傳》、《公羊傳》給它一個動機，再在動機上判定此人在歷史上做了或對或錯的事。一言之褒，給他一個獎章跟光榮；一言之貶，把他抓到包公的虎頭鍘、龍頭鍘上鍘一刀。中國史學，不僅拿歷史當鏡鑒，還把它當作裁判。在中國史學傳統內，歷史學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遠流傳。歷史學家有做判斷的使命，而且這個判斷是依據個人的主觀做出來的。
這套做法，到司馬遷有一點改變。司馬遷寫《史記》，不僅是寫文化的通史，還要寫當時那個時代他一生所體會的事情。《史記》里寫了許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們的性格，從中可看到極好的人物描述，如項羽在垓下之圍，眼睛一瞪，大吼一聲，“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這明明是夸張敘事，人可以倒退幾里路，但馬絕對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經司馬遷這么一寫，活靈活現。
另一方面，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依他的判斷把人物歸為一類一類，刺客是刺客傳，游俠是游俠傳，做買賣的是貨殖傳，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種傳，打得不好的是一種傳。同樣是做官，有一類官是循吏，有一類官是酷吏。這種分類法，叫類傳或列傳，不是一個人的傳，而是一堆人的傳。司馬遷開創了二十四史的重要傳統，二十四史的列傳比個人傳要多得多。同時，司馬遷的傳里常有他的評語——“太史公曰”，后來的二十四史也有贊。這個贊，不一定是贊美，是評語的意思。有評語，就等于斷定一個人在歷史上的價值、地位。也就是說，太史公寫當時的事，繼承了《春秋》的褒貶，其歸類的辦法也與中國政治上的謚法有相當大的關系。從周代開始，除了頭兩個王，每一個王死后，大臣們以其一輩子的所作所為，公決給他一個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謚法和褒貶是分不開的，分類傳統和褒貶傳統也有互通之處。于是，歷史人物的個性、特征都定性了，一類一類，不再是活潑潑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個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記》和一部分《三國志》里，能看見活潑潑的人，原因是什么？因為事后修史。司馬遷修的是當時史，將當時的所見所聞，直接的印象和聽聞寫下來，這和隔一個朝代、幾個皇帝才修史，引用官書資料或收集民間資料拼湊起來是不一樣的。今天，因受到中國傳統的束縛，很難寫出一個活生生的傳。
文學和傳記合并起來，叫“文學傳記”或“傳記文學”，在那里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傳。臺灣有一個雜志叫《傳記文學》，憑心而說，幾十年《傳記文學》里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寫活的很少很少，因為我們一直沒有把史學的人物傳記傳統充分建立起來。
二、西方史學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過來看西方史學。西方史學，論發達和漫長的延續都不如中國史學，但在傳記方面，西方史學有幾個重要貢獻，斷斷續續地留下了一些傳統。希臘的公共生活是靠講演來表現，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寫的希臘古代歷史，是把當時當地的長篇講演記錄下來，在沒有錄音機、錄音筆，也沒有照相機的時代，這種文辭的表現把講演的風采活生生地記錄了下來。羅馬的普羅塔克(Plutarch)，把他認為自古到當時重要的英雄都記錄了下來，他部分接受了《荷馬史詩》中對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對人物的身體特征花很大力氣去描述。反觀中國史書，對人物身體特征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問過眼科醫生，眼科醫生說這是白內障；劉邦隆準高鼻，中國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孔子頭上扁下去，中間凸一塊，可能難產的后果。中國史學家對人物physicalcondition(體貌特征)的真正面貌，描寫很少。如果叫中國史學家形容我，他們不忍心用太壞的字眼，但事實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學這種對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轉變。心理學家ErikErikson的兩部名著，一部是寫馬丁·路德，一部是寫甘地，都寫得活靈活現。ErikErikson不只寫了上述兩本書，但這兩部書寫得確實非常精彩。ErikErikson是心理學醫生，他用心理學家的方式來分析人物，描寫的不是physicalfeature(體貌特征)，而是內心。他特別重視人從不認識自己到認識自己的過程——慢慢進入社會、小學，和其他人來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觀點，認為人到十四五歲的春情發動期，此時期性的問題對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響。他根據觀察，認為認同危機對人的性格有很大改變，而性格影響行為，行為也影響性格。
從ErikErikson以來，西文的傳記文學非常盛行，也確實寫得非常好。我們發現寫得好的都不是歷史學家，而是專業寫傳記的，比如美國BarbaraTucker寫的傳記，把人物寫得非常生動。這些西方的傳記文學家、史學家，多多少少有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記、書信、談話、訪問、鄰居及親戚朋友的記載，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書信。近代西方史學傳記上的篇幅，遠超過中國歷史中傳記所占的比例。西方史學傳記所占的位置，甚至與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學家寫成專篇論文，但一般人看歷史，無法看專篇論文，要靠歷史人物傳記作為理解歷史的角度。也就是說，一般老百姓的歷史理解，是從傳記中得來的。假如今天沒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國西南角上曾經有個大理國；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統天下，而是5個國家同時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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