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晚明 通史 治統 《史統》 [提要] 福建籍遺民史家鄭郊前半生在明朝，后半生在清朝。初成于崇禎末年、終定于康熙初期的《史統》是一部以闡明中國歷史之統為主旨的通史著作�！妒方y》提供了一種哲理化的中國歷史解釋模式，洵可稱為晚明理學化史學代表作。惜因未刊，近代以來，所知甚鮮。本文以《史統》的中心，對晚明通史編纂有關問題，作了發散性的思考。
Key words: Late Ming Dynsty General History Series of Government ShiTongAbstract: Fukien people Zheng Jiao lived in the late Ming Dynsty an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ShiTong first finishing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period of chongzhen and eventually mend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riod of kangxu is a general history for with the clear of the series of the China government.The ShiTong provided a mod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that a kind of philosophy explains, the book can be called the representative makes of LiXu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te Ming Dynsty.But because of did not published, since modern age, knows very fresh. This text with the center of the ShiTong, compile the relevant problem to the clear general history in late Ming Dynsty, make to various considers. 史學思想史如何做？我認為，談史學思想，離不開國家思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國家思想，國家思想是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想，它往往制約著其他思想的存在，史學思想正是如此。在這種狀況下，一個時代的史學思想，主要有兩種：一是與國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學思想，一是與國家思想不合拍的異端史學思想。這應是我們考察一個時代史學思想的兩條主線。從進化論的眼光來說，進步的異端史學思想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主流史學思想的存在。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存在著兩把尺子現象：于當代，肯定主流思想，否定異端思想；于前代，肯定異端思想，否定主流思想。這恐怕是需要重新檢討的一個觀念。歷史研究強調歷史主義，強調理性思考，應盡量減少感情色彩。用明末清初學者方以智的話說，“經以窮理，史以征事，設身處地，自忘其心之成見而體之，乃能灼然天下之幾，而見古人之心”[1]�！ ∶鞔鐣膰宜枷胧抢韺W思想，自然，明代社會的主流史學思想也是理學化的史學思想。研究明代史學思想史，無疑應把握明代主流史學思想的演變軌跡。明末清初是傳統中國較為多元的時代，史學及其思想，也表現出多元特色，實學思想、復古思想，甚至啟蒙思想，紛紛登場，好不熱鬧[2]。后人往往只注意這種進步的趨勢，似乎中國社會真的走上了近代之路。其實，我們不要忘了，當時社會的主流史學思想還是理學化史學思想。這是為后人所忽視，但又不得不注意的一條線。遺民史家鄭郊撰寫的《史統》，無疑是我們觀察晚明主流史學思想存在的一個典型案例，這是我們選擇鄭郊《史統》研究的理由所在。
《史統》一書，今惟上海圖書館有一部清代抄本。此書長期沉睡書庫，至今未有專文就其學術意蘊加以闡述。筆者曾就相關的明代通史編纂模式問題作過專題研究[3]，但也未及此書。今擬以《史統》為中心，對明代通史編纂中的主流性史學思想問題，作一專題考察。一 認識論視野下的通史編纂 以20世紀的眼光來看，通史的編纂，自是一個時代史學發展的重頭戲。劉知幾曾堅決反對編通史，他的理由無非是嫌重復。其實，史學是一種現實與歷史不斷對話的認識活動。時代越往后，人們越需要重新整體地認識以前的歷史，“通古今，明興亡，審出處，示懲勸”。這樣，重新編纂通史也就是必不可缺的活動。劉知幾以后，通史編纂越來越為人所重視，正驗證了這個道理�！ ∶鞔耐ㄊ肪幾耄尉钢�，以綱目體為主；嘉靖之后，開始有綜合體通史的編纂。嘉靖、萬歷時期，有不少學者投入到了通史編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都《十九史節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經邦《學史會同》300卷、唐順之《左編》、吳?《史類》600卷等。萬歷初期，寫通史者也有幾家，如鄧元錫《函史》、魏顯國《歷代史書大全》、李贄《藏書》、袁黃的《袁氏通史》1000卷、許孚遠的《續麟正史》。萬歷以后，則有張萱《西園匯史》、《西園史余》，鄭郊《史統》�！敖鷱氖掠谑穼W者，固有其人矣”[4]，這個考察是正確的。從當時通史編纂體例來看，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續、仿鄭樵《通志》，如邵經邦《弘簡錄》、鄧元錫《函史》、鄭郊《史統》；二是按時代順序，節略二十一史紀傳，明人稱為“約載”[5]，如《十九史節略》、魏顯國《歷代史書大全》、馬維銘《史書纂略》；三是分類體通史，如唐順之《左編》、《袁氏通史》。這其中，《通志》無疑是他們學習的榜樣。《弘簡錄》續《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編》則改編《通志》而來�！蹲缶帯肥敲鞔C合體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幾部通史著作，如《函史》、《藏書》、《史書大全》之類，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響。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鄭郊說：“故匯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覽讀也。已抑揚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則無為貴匯矣�！盵6]提倡匯史貴精，這是可取的史學編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編纂，學術化程度不高，多表現為“匯史”。不過，綜合體通史，《史記》以后，也就《通志》，其他鮮能成功。明代有這么多的綜合體通史，已很不錯了�！ ∶鞔泻笃�，產生了那么多通史著作，這種現象如何來理解？綜合體通史的出現，是明代中葉“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后的產物。在理學統攝一切的宋明時期，漢唐學術文化遭到了否定，傳統的經史文本鮮有人注目，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文化斷層”。至明代中葉以后，在外部經濟社會思想的變化、內部學術自身否定之否定規律雙重作用下，出現復古思潮，經史文本又受到了人們的青睞。不過，“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難以遍覽，于是有人開始刪繁就簡，編纂通史。鄭郊說：“匯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勢難卒業；且其中義例不當，畔教悖理，濫也尚矣�！边@是說，通史的編纂，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提供簡明的通史讀本，讓普通士人有個歷史讀本。二是為了解決編纂指導思想問題，借改編之機，寫出更符合時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為時代政治服務。除了共同性的通史要求外，這里關鍵的是史家不同的主體重構理論。從認識論角度來說，歷史研究是一種歷史認識活動，歷史編纂是一種主體重構活動，史著的編纂有一個不斷重構的規律。史著的不斷重編，主要取決于史家對歷史的主體認識。史家作為史學認識主體，由于時代、史觀、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諸多不同，對前人編纂的史著不滿意，于是就產生了重編動機。明代的通史編纂，從史學思想來考察，唐順之、鄧元錫、邵經邦、吳?、許孚遠、魏顯國、張萱是一派，他們的史學思想是主流的理學化史學思想，而李贄表現為異端的啟蒙史學思想�！扒G川《左編》，乃以評肫防啵煥鈮耷勻。?晷錄?媯??嫠?鰨?裳云?剩?奚櫛抻桑?欠嗆文懿環追滓?康飼憊取逗?貳罰?怯?娑????7]。稱《左編》按照評判標準分類，《藏書》標新立異，“議論頗見責于儒者”，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不過，說《函史》想彌合《左編》與《藏書》之間的對立，可能是誤讀了�！逗贰泛汀蹲缶帯烽g有否有關系？《左編》刊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其后幾年，正是鄧元錫開始作《函史》時間。從時間上考察，它們應該有關系。不過，《函史》和《藏書》間恐沒有直接的關系�！逗贰烦蓵诼c五年至萬歷二十年（1571－1592）間，《藏書》成書于萬歷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間。也就是說，《函史》寫作時間早于《藏書》。所以，說《函史》彌合《左編》、《藏書》之偏差是不正確的。至于說《函史》水平“度越”《左編》、《藏書》，這也是鄭郊作為明朝人的評價。
從實際成書來看，明朝的通史編纂，在鄭郊之前，主要是唐順之《左編》、鄧元錫《函史》、李贄《藏書》三種基本模式，鄭郊最為關注的也就是這三部通史著作。他對三種通史模式進行了認真的批評�！氨境簦ㄌ疲┫逦闹蹲缶帯罚囀现逗贰�，大底皆祖《史記》�！蹲缶帯妨粜闹蝸y，然義例多舛�！钭课嵋蚴蔷幰猿伞恫貢�，而是非頗謬，欲以黃老之道廢圣人之大中至正之學，不足談也。潛谷先生學術醇深，《函史》一書，功大力宏，精矣，其失也侈。夫以一人之心而欲合《尚書》、《春秋》之義，該紀傳、編年之體，大書小書，盡人盡物，直欲令三千年人物、度數、文章盡于數十部書中，不亦侈乎？且已作帝紀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紀之中，又作《大臣謨》。……大臣賢者，如漢之公孫弘，唐之狄仁杰、裴度，宋之李綱之流，先生既微抑之，不欲與于大臣謨烈；又心惜之，不欲列之名臣，止附之帝紀之內，是矣。然秉均奸臣如漢之董卓、梁冀，唐之李林甫、義甫，宋之丁謂、王欽若、秦檜、史彌遠之徒，亦皆附之帝紀，雖敘事中邪正自見，然于體制則無別矣。余觀先生述作之功，是是非非，理明義正，不襲不悖，知其于道深矣。先生高風遠韻，既為有明有數人物；而《函史》一書，亦為天地間有數之書�！栌凇逗贰凡淮а鐾呤⑺�，其不同者十之五、六”[8]。鄭郊這段史學批評，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說《左編》、《函史》祖《史記》，這個觀點，只能從綜合體通史風格來理解。講《左編》“留心治亂，然義例多舛”，這個評語是到位的。第二，說李贄想以黃老之道替代唐順之的治亂思想，這個判斷是不準確的。李贄實際是以啟蒙史學思想代替理學化史學思想[9]。第三，說鄧氏是“有明有數人物”，《函史》是“天地間有數之書”，這個評價是相當高的。檢明清學人對鄧元錫及其《函史》的評價，也就鄭郊此論最高。第四，鄭郊推崇《函史》的通史構筑模式，但不完全認同。他覺得《函史》存在“侈”、“體制則無別”二個弊端。他想在《函史》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明代的通史編纂事業。當然，《藏書》是一種異端史學模式，自不在考慮之列。真正對鄭郊作《史統》有影響的是《左編》與《函史》兩書。對《左編》、《函史》的肯定與批評，就形成了鄭郊設計《史統》的新思路�！ ∵z憾的是，鄭郊在這里沒有講清《函史》的“本天以立例”特點。《函史》體系的最大的特點是從天人合一角度探討中國歷史的演變。鄧元錫在宋人基礎上，首次提煉出治統與道統兩大體系[10]。這種思想，為晚明人所接受，如葉向高就說，“宙宇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為兩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其害均也”[11]。
二 “主于明統”的《史統》 明人用統論解釋中國歷史，始于《函史》，但鄧元錫不免還有點遮掩，所以稱之為《函史》。到了鄭郊，就公開打出了“明統”旗號，稱之為《史統》。中國歷史上，有過類似的《史通》，不曾有過名為《史統》的作品�！ ∴嵔迹�1612～？），字牧仲，晚年自號南泉道人，福建莆田人。父鄭涇，以講學名海內，博學，攻古文辭。鄭郊7歲便知誦《毛詩》、《史記》，這為他以后編通史打下了基礎。年20余后，非常喜歡古文、諸經、子、百家言。六經以下，無不研究。曾到銅山，隨著名學者黃道周學習。據鄭郊自己說，他愛靜，尤喜歡坐到深山里，一坐就是七、八年。又愛干凈，“夙夜灑掃幾案，上下纖涯不棲”。坐在桌前，點一支香，捧一本書，悠哉悠哉地看書。性格“疏爽，輕財好施。喜親名賢，雖傾性命事之，無所惜。至浮名虛譽，則心厭之”。讀書之外，什么不管，“斷絕人事，刀貝、金錢皆不入其舍”。如此，生活越來越清貧，“衣、食恒不可得，妻、子饑寒立骨”，但他卻不管。世間俗人多把他當作狂士，離他而去[12]。崇禎八年（1635），24歲，始為諸生，食餼。崇禎十七年（1644），34歲，為督學郭子奇、李長倩所賞識，撥置第一，與弟頰同貢于朝。時直明朝政府風雨飄渺之時，自然不可能出仕。南明初期，與著名抗清志士徐孚遠、夏允彝定交。順治三年（1646），福建的唐王政府跨臺。失望之余，鄭郊奉母攜弟鄭頰遁荒，隱居莆田的壺公山南泉，坐在幾間老房子里，過上了遺民生活。此后30余年，足跡不及城市，惟以著書自樂。晚年曾著《明易》、《訂說》、《詩函》、《精義》、《南華十轉》、《水書》、《偶筆》、《寓騷》、《折衡》及禪詩文若干卷等，可惜多未及刊刻，今傳世不多�！ ∴嵔肌八^載籍極博，好考境是非”，曾著《古論》數十篇[13]。此書成書年代不詳，可能在作《史統》之前。這一部書，確立了鄭郊對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的基本看法。此書不少內容，后來體現在《史統》之論部分。由《古論》，進而《史統》，這標志著鄭郊走出了為論而論的模式，走上了以論帶史的道路�！妒方y》始于崇禎九年（1636）七月，十七年（1644）九月，初稿完成。這8年時間，正好是鄭郊做諸生時期。成書前一年，即崇禎十六年，請著名學者方以智寫了序。書成后，適遇明清更替，書未及刊刻。清初，鄭郊以遺民自守，“乃出其家賜書，復貸諸親朋，得二十一朝正史、稗史，與夫六籍、百家之言”[14]，繼續修訂�？滴跏荒辏�1672），鄭郊60歲，《史統》最后定稿，朋友及自己替此書作了序�？滴跏辏�1674），鄭郊又作了凡例。時年62歲，《史統》算是最后定稿�！吧钌讲家�，既無朝廷之力，又鮮賓客之助”，完成《史統》一書，確實不容易。此后事跡不詳，因為生活在深山之中，與外界斷絕交往，所以，外界也不知道他精確的卒年，大體卒于康熙中、后期�！妒方y》也由于經費等原因，未及正式出版。當時不少學者，起碼在福建學人圈里，是知道有這部書的。所以，福建學者黃虞稷編纂的《千頃堂書目》有其書，但《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沒有收錄。今惟上海圖書館有清代“好古堂”抄本24冊，略有殘缺�！昂霉盘谩笔青嵔家謩e人書堂名稱？這個抄本是如何保存下來的？這些版本學問題，由于缺乏相關參考資料，只能留待以后再研究了。孤本傳世不易，我們希望有出版社能將此書影印出版。
《史統》體例雜合《左編》、《函史》而來�！妒方y》的基本框架結構是治統與道統。最后有隱逸、方技、附紀三部分�！妒方y》始唐堯，終大元，共有5表、21紀、2205傳、14志、17附記，系以論贊之言�！妒方y》只有紀傳，不寫制度，這有作者自己的考慮�！扒按Y樂制度，詳具《全史》、《通典》、《通考》、《通志》諸書，今不贅陳”[15]。人詳我略是一個因素，制度通史難寫也當是一個因素�！ 妒方y》是一部理學化史學范型的通史著作。鄭郊歷史思想，有較濃的理學色彩。他對歷史學性質是這么定位的，“史者，窮理盡性之書也”[16]。這是一種典型的理學化史觀[17]。鄭郊還片面地將史著的首要任務定位為辨統�！啊洞呵铩氛�，圣人之辨統之書也，不以威勢強弱為得失。……自孟子以后，圣學湮塞，作史者不明天人大道，徒以一時詐力成敗為得失[18]。這段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春秋》是一部“辨統之書”。弦外之音，《史統》也是一部以《春秋》為效法榜樣的“辨統之書”。在鄭郊等理學化史家看來，孟子以后傳統史學的衡評標準是相對的，“徒以一時詐力成敗為得失”，不值得提倡；只有永恒的、至高的“天人大道”，才是應該提倡的歷史絕對衡評標準。辨統，正是鄭郊編纂《史統》的核心目標所在。不同的歷史解釋理論，產生不同的編纂模式�！妒方y》是從天人關系、治統與道統關系的變化來觀察中國歷史演變軌跡的。鄭郊認為，歷史是“道”的演變史�！暗勒撸詡魈斓刂K始者也。天地不知其所以始，則亦不知其所以終；而能知其終始者，道也。昔者圣人傳古今也，略于傳事而詳于傳道。以為道者，事之所從出焉者”[19]�！暗馈钡降资鞘裁�？“道”統攝天地歷史的終始，人類社會自“道”起步，也自“道”終結。冥冥之中，這個“道”可以控制人類社會的發展，這和西方哲學家提出的“絕對精神”已有相似之處。鄭郊進一步提出，“道”不是完全抽象的，它有具體的載體，這就是“統”。統的表現，或治統，或道統。鄭郊認為，道的離合，決定統之分合，“帝王之興，應五運，得天統；與閏位、?氣，皆不能別逞私臆雌黃”。他研究歷史，“主于明統”，“辨運會之偏全，明陰陽之離合”[20]。按照這個理論，《史統》的體系構筑，有幾個特點： 第一，治統分檔次。鄭郊從天人離合關系出發，將中國歷代政權分為正統、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正統之變五大類�！罢y”為“前三代”夏、商、周、“后三代”漢、唐、宋�！罢唤y”是指西周、東周、蜀漢、東晉、南宋�！敖y而不正”是指西晉、隋�！安徽唤y”，是指魏曹丕、吳孫權、宋劉裕、齊蕭道成、蕭梁衍、陳朝陳霸先、梁陳外荒、五代列國、五代割據列國志�！罢y之變”指秦、元。每一朝，大體上分世紀、大臣、大將、藩臣、名臣、后妃、賢女、宦官、外荒幾部分。“故于離合之間，首列正統，以為天人之所應順者。次列正而不統者，重世及也。其所以次于正統者，所以示運會之離合，舉其實以示后人，使后之為人君者，凜然知天命之去來無常，而保先業之不易也。然而正而不統，則必有詐力之雄，裂其疆幅而有之，而后祖宗之大業遂分。新造之兵威，與退守之氣勢，強弱不齊，尚矣�！瘟薪y而不正，所以抑之，出于正而不統之下也，見詐力之不知名義也。不正不統，又抑下之，詐力之不如詐力也。正統之變，抑又下之，出于詐力仁義之外者，天地之大變也”[21]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一段話，可以發現，鄭郊優先考慮的是人統是否合乎天統，堅決反對人們用“詐力”取得政權。天人相應，人統合乎天統，就是正統。否則，按天人相離程度，依次為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至于變統，那是儒家仁義、權臣詐力之外的少數民族掌握的政權。這是鄭郊從“陰陽五行自然離合”變化中總結出來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按私躁庩栁逍凶匀浑x合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見也。明乎予說，則古今正統之論，可以□然而無疑矣”。這個理論在今天看來是先驗、唯心的，但在當時，代表了鄭郊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水平。
第二，“嚴中外之辨”。夷夏關系向來是漢族史家編纂中國歷史文本時考慮的一條重要原則。鄭郊按內夏外夷原則，將重要的少數民族政權，列為“外荒”�！盎模貫橹袊蠡颊�，乃錄之”。如東晉之五胡、南宋之女直�！盎姆m盛，中夏正統一日未絕，亦當嚴內外之辨”，這體現了時代特色。在滿族由關外而入主中原的年代里，鄭郊寫《史統》，不可能不講民族主義史學精神。這也是時代特色�！ 〉谌�，尊師統。《史統》于“道統”分師統、儒統、諸統三大部分，而尤重師統�！白杂腥说酪詠�，堯舜三代以君道正庶物；而師道之盛，實始宣圣。師道如天，高而虛；君道如地，大而實。故君有土，而師無位；然君不得師則無以成其君。此天地之大經，生人之所以立命者。予于師統，一本于天地之至道，條貫統緒，頗具微意，以俟百世”[22]。朋友也談到了這點，“君道、師道并出而維宇宙，而師道則又所以維君道者。三代之運將終，首出股肱，其道其德其才，不能盡合于古，于是上帝降而誕于東魯，是為仲尼。持名教，筆六經，以教天下萬世”[23]！君道、師道并出而維宇宙，而師道則又所以維君道者，這就是鄭郊所理解的治統與道統關系�！ 〉谒�，“憲君子而賤小人”。人是人類社會的主體，人的評價，自然也是歷史編纂的核心內容之一。在理學思想的影響下，宋明尤其是晚明時期，社會上十分講究君子小人之別。這種君子小人理論，也流滲透到歷史人物的評價與史著的編纂之中。鄭郊說：“余意古今人才，唯有君子、小人二者不容混雜。其余從政，各有作用”[24]。何謂君子？何謂小人？鄭郊對此有一個明確的定義�！疤斓刂畞黹熞�，數千百年之中，亂多而治少，小人多而君子少，夫均是人也。何以辨其為君子、小人哉？以天下為心，以綱常為命，以性情道德為治，以詩書禮樂、仁義廉恥為日用飲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謂之君子矣。以勢利為心，以茍得為命，以妻子、田園、刀貝、珠帛為治，以讒諂險?無恥為日用飲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則謂之小人矣”[25]�？梢�，鄭郊君子小人區別的標準，就是儒家的義利。以天下為己任，追求道德，就是君子；以勢利為心，追求物質利益，就是小人。如此完整的君子小人定義，在晚明時期不多見�！笆菚笾�，原在采古今之善惡，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至于官爵崇卑，此一時遭遇也，代有□革，不足詳述”[26]�！笆咕有∪酥诎渍延谇馈�，這是鄭郊作《史統》的使命之一�！ 鹘y史學中，主要有史記派、春秋派、考據派三大流派。鄭郊總的說來是理學化史學派，但不完全相同。宋明理學化史學屬于一種價值評判性史學，他們的歷史評判，主要集中于對歷史進程與歷史人物的評判[27]。在歷史進程上，講究道統論；在人物評判上，講究君子小人的區別。而這兩種評判的核心標準是“圣人之道”，也即理學。如果我們的分析不錯的話，那么《史統》就是一部典型的理學化史學作品。
不過，畢竟時代不同了，鄭郊的理學化史學思想，也有不同于前人之處。理學化史學的高峰期是南宋中期至明代中期。明代中期以后，隨著復古主張的深入人心，漢唐傳統學術精神開始占居學壇主流。在這種情況下，鄭郊堅持走理學化史學道路，不可能不打折扣�！妒方y》的變化之處，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史統》力圖合春秋派與史記兩派精神于一體�！啊洞呵铩芬粫允鞘ト嗽旎氖�，開辟以來奇作，非后人可僭擬。探其筆削之道法，以剖斷諸史，足矣。若必貌其皮毛，亦欲寄一字于褒貶之中，時勢既異，情理俱乖。蘇氏有言‘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后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焉宜且僭，則善矣”[28]。這段話表明，鄭郊反對形式上的模擬，重視從精神實質上學習《春秋》，“探其筆削之道法，以剖斷諸史”。同時，也提倡傳統史學的“實錄”精神。如在三國正統問題的處理上，就有所變化。“陳壽、司馬溫公以魏正統，既失天理之公；而《綱目》帝蜀，又微失輕重之平。今一準《春秋》之法，據其事而書之，庶幾無憾”[29]�！ 〉诙谌宋飳懽魃�，反對完全的道德化，要求寫出人的自然屬性、精神豐采。“然欲以三代純德退漢、唐、宋人物，其意盛矣，抑氣運不齊，人才各異。今欲齊以三代純德，則失其自然之道矣。史家敘事，當如寫生，各貌其人之精神面目而出之，足矣。若欲增損五官，易其妍丑，則非矣。況蕭、曹、房、杜，器量淹遠，有之純德，恐亦未也。蕭、曹可以居于大臣，而霍光、狄仁杰不與焉，此予之不解者”�！逗贰芬浴叭兊隆边M退歷史人物，在鄭郊看來，有失“自然之道”。“史家敘事，當如寫生”，這是鄭郊史傳文學觀念的一大進步�！ 〉谌谑穫魑膶W上，提倡學習《史記》，但反對機械模擬《史記》。“文章各有機杼元氣流行筆墨之間，豈必步步太史公、班蘭臺之皮貌套調？庸人拘瑣，株守古跡，如兒童仿?書點畫，不能自運，豈可與言書法變化之妙哉”？在鄭郊看來，文章有“機杼元氣”，應該講究“書法變化之妙”�！妒酚洝返膫饔泴懽骶裨谟凇皞魃駥懻铡��！叭弧妒酚洝穫魃駥懻�，往往在一二瑣事中。后人不知此法，此其無關治亂也，削之，故無復生趣，精神不能生動。今或補入，庶幾子長之遺意”。只注意“治亂”，“徒知紀事”，不注意人物的“精神豐采”，這正是宋明時期史傳寫作最大弊端所在。鄭郊認為，《函史》弊端之一便是傳記寫作“寥寥”，沒有寫出人物的“精神豐采”�！扒乙炎鞯奂o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紀之中，又作《大臣謨》。人生立朝，其精神豐采，大底不數十大節。舍此數十大節外，再作謨傳，必至寥寥。其人之精神豐采不出，自然之勢也。此法起于宋賢，徒知紀事，不事傳神寫照，所以其書多不如古，不可法也”。要求“傳神寫照”，這反映出晚明文學思潮的新變化。嘉靖、萬歷以來，在復古派的倡議下，人們學習史漢，多有機械模擬之弊。如瞿九思為了寫《萬歷武功錄》，購來史、漢，“舉無不字模句擬，方繆敢操筆”[30]。明末以后，人們反對“剽擬”，提倡“性靈”，文風開始轉變。當時的張岱，在文學上就主張司馬遷的“傳神寫照”精神。在提倡“傳神寫照”這點上，鄭郊的文學思想，與張岱是吻合的�！拔崾啡缣祚R行空，短長奇縱，離離合合，奔軼絕塵，古今不乏偉人，自能相賞于皮貌之外，未可與流俗人言也”�？磥�，鄭郊對《史統》的文筆是十分自信的。
《史統》有史記派的痕跡，這不奇怪，綜合體通史，就是史記派的看家法寶。鄭郊既從事綜合體通史編纂，自然不可能不受史記派的影響。朋友們稱《史統》“以子長、子瞻之筆，發千古未發之談，而一衷于圣人之道，知人論世，稱物平旋，誠學古之津梁，濟時之指南也”[31]。也有朋友贊其《史統》“正色莊語，而不入于迂腐；褒貶是非，而不涉于偏激。不為刻論深文，不務標新博趣，一出于平心易氣，設身處地，折中以圣人之道”[32]。這些評價是準確的。三 從《史統》看歷史解釋作品的評價 《史統》的首要價值是理論與框架結構�！ 鹘y史學，總的說來，理論色彩不強。以《史記》為代表的綜合體史著系列，敘述居多，論斷多寓于敘述之中。宋明間的史論，又往往從論到論，偏重綱常評判，缺乏實在的內容。在通史編纂中，由朱熹的《綱目》到丘浚的《世史正綱》，貫穿了正統論。由于編年史結構簡單，內容更多的是綱常色彩。程朱有不少解釋中國歷史的言論，不過沒能完全施之歷史編纂之中[33]。從更高的天人關系層面上考察中國歷史演變規律，始于鄧元錫的《函史》。鄭郊《史統》是繼《函史》之后，從天人大道關系考察中國歷史的作品�！逗贰贰ⅰ妒方y》的理論就是治統與道統框架，它們提供了一套解釋中國歷史演變規律的理論模式。《史統》是一部既有理論解釋，也有敘述的作品。鄭郊的新意在于按鄧氏理論，將中國歷代政權分為五類�！ ∪绾卧u價史觀類作品？歷史研究主要有兩大模式，一是發現歷史事實，一是作出歷史解釋。按照這種區分，《史統》是一部偏重歷史解釋的著作。也就是說，是按照主體的歷史認識來重構歷史的�！按蠖家郧笆窞榉郾�，而出入敘次、論贊之文，則一出于心手”[34]。先有“預設”再作編纂的作品，其文本特點往往表現為“結構＋材料”，重點在于構筑理論體系與具體的“書法”，然后再調配、選擇有用的材料。而材料往往是從舊史中抄來的，在歷史事實發現上下的功夫不多。這些書沒有增加新的材料，也沒有解決多少知識論意義的上具體歷史問題。因而，這類作品，在現實之中，往往為實證派所否定，以為理論容易過時。在傳統史學史研究中，也以否定居多，以為對歷史學科的發展貢獻不大。其實，我們應該糾正這種理念。我以為，不同種類的作品，應用不同的標準來衡評。發現歷史事實的作品，應重視它提供的新材料與新觀點；而歷史解釋作品，則應注意它的精華在于理論與思想，在于它的框架結構。結構在實證派看來也許是不值一提的，但它無疑能擴人視野，具有方法論意義。
其次《史統》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學思想的歷史命運。鄭郊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中國史學史上內容較為豐富的一段，各種新的史學思潮層出不窮，主流史學思想普遍遭人懷疑。經歷政權更替的清初，人們多關心現實的富貴生活，少有人潛心讀天下書。“即潛心讀天下書者，然圣學不講，心性不治，不能反身而誠，則不虛不明，誰復知天人之大道？其于圣人中正仁義之旨，《春秋》筆削忠恕之微，無所折衷。人持一心，心持一意，決發于喙，喙宣之書，恍惚雌黃，自適而止”[35]。即便在遺民史家群中，也更關心故國歷史文獻的保存。從事古史研究的人不多，朱明鎬在從事歷代正史研究，王夫之在讀《通鑒》，寫《讀通鑒論》、《宋論》。鄭郊是惟一一位在做中國通史編纂的人�！妒方y》如此堅持正統立場，高揚主流史學思想旗幟，在當時已很少有人能理解鄭郊編纂的良苦用心了。在21世紀初的今天，我們重新從故紙堆中檢出《史統》這樣一部作品來加以研究，真有晃若隔世的味道。不過，我們又很清醒地意識到，史學史研究畢竟不是“點鬼簿”，而是為了搞清史學發展的實際狀況，作“實態研究”�！妒方y》的發掘，表明了主流史學思想的存在。從全面了解明清之交史學來說，《史統》是值得研究的�！ ‘斎�，理論有高低之分，史觀有唯物與唯心之分，有政治化史觀與學術化史觀之分。我們承認鄭郊《史統》的理論價值，并不能因此就不能指出它的不足。傳統中國的宏觀歷史理論，多從天人關系入手考察。司馬遷首先提出的“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一種典型的認識模式。鄧元錫、鄭郊的歷史理論模式，也有類似特點。不過，他們所謂的“究天下之際”，顯然不同于司馬遷。司馬遷講天人之際，更接近于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然與社會關系的考察，他觀察中國歷史的變化，更重視經濟與社會政治的互動關系。而鄧元錫、鄭郊更強調天人的合一，以道貫通古今。道的陰陽離合，決定社會運會的偏全。這個“道”，更接近于“絕對精神”。也就是說，前者有唯物色彩，后者更多的是唯心色彩�！ ∑浯危蚱茣r間順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唯物史觀主張史著的編排，既要遵循邏輯原則，又要遵循歷史原則，邏輯與歷史是統一的。傳統的敘事派史家也主張按時間順序排列中國歷史政權的系譜，而理學化史家主張按先驗的“道”支配下的“統”，重新排列歷代政權系譜�！暗馈笔抢砟畹�、超時間的。這種結構，有點類似今天的邏輯、理論層面。不過，這是一種唯心的史觀。它的問題在于，優先考慮邏輯原則，其次考慮時間原則。為了道、統，歷史事實的時間順序可以犧牲。一般說來，正統論是一種政治化道德論。這種正統論，停留于理念層面已經夠傖。如果再付之實踐，編成史著，那是更不堪設想的。鄭郊批評《左編》結構混亂，“《左編》留心治亂，然義例多舛。君始自漢，而臣則纂及于戰國。漢、唐、宋正統外，篡奪之君皆黜之。而其臣又與漢、唐、宋并列，殊覺不倫。文辭亦未經刪定”[36]。其實，《史統》同樣存在結構混亂毛病。將中國歷代政權系譜，按正、統、變原則，分為正統、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正統之變五大類，這同樣是一種“亂”�！熬又鴷⒀�，一秉虛、公，何患不行世乎”[37]？虛、公確是一條理性準則，但準則不是空的，它仍依托于一定具體立場。鄭郊所謂的“虛、公”原則，就是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德原則。他不怕《史統》不行世，可實際寸步難行�！逗贰烦鰜硪院�，已經難為人所接受；《史統》如果出版，應該說更難為人所接受。從《史統》結構來看，鄭郊沒有走出《左編》、《函史》以來僵化的通史認識模式。
結論 1．遺民史家鄭郊的《史統》初成于明末，終成于清初。這是一部定稿，可惜沒能出版。《史統》一書，風格兼于《左編》與《函史》之間。從思想上說，繼承《函史》多，即治統與道統說是《函史》的；而從分類安排的體例說，學《左編》多�！ �2．鄭郊無疑是一位堅定的衛道士，《史統》是一部與國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學思想作品。在漢學日益興起的年代里，宋學雖越來越不討人喜歡，但畢竟它是國家思想，史學界仍離不開國家思想�！妒方y》的重新發掘，就說明了主流史學思想的頑強存在�！ �3．《史統》是一部歷史解釋作品，它主于從天人關系大道入手，明中國歷史之統，提出了一種中國歷史解釋模式。解釋歷史的作品有一個特點，它所提供的解釋模式，往往有較強的時間性，在當時有影響，到了后代卻不一定。無疑地，這類作品的評價，也只能偏重史學思想史發展脈絡�！ �4．理學化史學沒有出路。不能說傳統中國史學沒有理論思維，但理論思維有高低、有唯物與唯心之別�！妒方y》從天人關系入手，宏觀地思考問題，立意甚高；但一落實到實處，便成問題。將歷代政權劃分成正統、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正統之變五大類，搞得人眼花?亂。這種預設的、外加的政治化歷史理論，無助于歷史規律的探討。從綱常層面上升到理論層面，對于理學化史學來說是一個進步，但這種唯心的認識模式，顯然找不到最終的歷史答案。
參觀文獻：
[1]方以智.史統序,見鄭郊.史統[M].卷首,上海圖書館藏清代抄本,以下版本同,下略;又見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C],卷5.
[2] 詳參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3] 詳參錢茂偉《論明代的通史構筑模式》,《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4] 方中履.史統序,見史統卷首.
[5] 方以智.史統序.
[6] 鄭郊.史統筆微,見史統卷首.
[7] 方以智.史統序.
[8] 鄭郊.史統筆微.
[9] 詳參錢茂偉《李贄與啟蒙史學思潮的出現》,見張建業主編《李贄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0] 詳參錢茂偉《明代通史編撰模式初探》,《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11] 葉向高.季漢書序,見謝陛.季漢書[M]序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12] 鄭郊.史統自序一,見史統卷首.
[13] 陳子龍.鄭牧仲古論序,陳忠裕公全集[C],卷二六.清刊本。
[14] 鄭郊.史統自序一.
[15] 鄭郊.史統筆微.
[16] 鄭郊.史統筆微.
[17] 詳參錢茂偉《關于理學化史學一些的思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18] 鄭郊.史統筆微.
[19] 鄭郊.史統,卷一,唐虞表.
[20] 鄭郊.史統自序一.
[21] 鄭郊.史統筆微.
[22] 鄭郊.史統筆微.
[23] 黎元寬.史統序,史統卷首.
[24] 史統筆微.
[25] 史統?自序二.
[26] 史統筆微.
[27] 詳參黃俊杰、古偉瀛《中國傳統史學與后現代主義的挑戰──以事實與價值關系為中心》,見黃俊杰主編《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28] 史統筆微.
[29] 史統筆微.
[30] 瞿九思.自序,見其萬歷武功錄[M]卷首,四庫禁毀書叢刊.
[31] 方以智.史統序.
[32] 方中履.史統敘.
[33] 詳參黃俊杰《朱子對中國歷史的解釋》,見《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3。
[34] 黎元寬.史統序.
[35] 史統筆微.
[36] 史統筆微.
[37] 史統筆微.
參觀文獻：
[1]方以智.史統序,見鄭郊.史統[M].卷首,上海圖書館藏清代抄本,以下版本同,下略;又見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C],卷5.
[2] 詳參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3] 詳參錢茂偉《論明代的通史構筑模式》,《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4] 方中履.史統序,見史統卷首.
[5] 方以智.史統序.
[6] 鄭郊.史統筆微,見史統卷首.
[7] 方以智.史統序.
[8] 鄭郊.史統筆微.
[9] 詳參錢茂偉《李贄與啟蒙史學思潮的出現》,見張建業主編《李贄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0] 詳參錢茂偉《明代通史編撰模式初探》,《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11] 葉向高.季漢書序,見謝陛.季漢書[M]序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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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陳子龍.鄭牧仲古論序,陳忠裕公全集[C],卷二六.清刊本。
[14] 鄭郊.史統自序一.
[15] 鄭郊.史統筆微.
[16] 鄭郊.史統筆微.
[17] 詳參錢茂偉《關于理學化史學一些的思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18] 鄭郊.史統筆微.
[19] 鄭郊.史統,卷一,唐虞表.
[20] 鄭郊.史統自序一.
[21] 鄭郊.史統筆微.
[22] 鄭郊.史統筆微.
[23] 黎元寬.史統序,史統卷首.
[24] 史統筆微.
[25] 史統?自序二.
[26] 史統筆微.
[27] 詳參黃俊杰、古偉瀛《中國傳統史學與后現代主義的挑戰──以事實與價值關系為中心》,見黃俊杰主編《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28] 史統筆微.
[29] 史統筆微.
[30] 瞿九思.自序,見其萬歷武功錄[M]卷首,四庫禁毀書叢刊.
[31] 方以智.史統序.
[32] 方中履.史統敘.
[33] 詳參黃俊杰《朱子對中國歷史的解釋》,見《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3。
[34] 黎元寬.史統序.
[35] 史統筆微.
[36] 史統筆微.
[37] 史統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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