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正如當初基督教剛從猶太教團體中分離出來就要使希臘羅馬皈依很難一樣，他們現在同樣面臨著要將教義植入有深厚異教文化積淀且有很高威望與權力的社會有機體中。早期教會的對策是調整自身以適應羅馬文化，除了保留教義中最核心的部分外，其余無關緊要環節都可以與羅馬社會的文化模式結合甚至被改造。范禮安重提此法，在歐洲天主教世界引起了轟動，他的澳門同仁們卻不以為然。由于歐洲路途遙遠，傳遞信件時間太長，他不得不就近尋求印度果阿教長的支持，教長派羅明堅前往澳門。按照范的要求，羅努力學習中國文字與基本禮節，他還跟隨葡商隊到廣東旅行。在他的勸導下，商隊成員采用中國式禮節，使中國官員對商隊及羅本人有了好感。當他第二次去廣東時，廣東總督和一些軍務官員甚至參加了羅主持的彌撒。這一不小的進展驗證了范回歸適應策略的正確，羅馬方面也給予肯定。羅明堅親自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為范禮安背書，“如果不是范神父在這里主持工作，我不知道在中國的福音事業會發生什么逆轉”。隨后范禮安在獲得上司的許可后將一些固守“葡化”傳教方式的會士調離澳門，減少了內部阻力。利瑪竇從印度果阿來到澳門后，創造性地落實了范禮安的適應方針。利瑪竇學漢語的潛力遠在羅明堅之上，而且，在歐洲神學院受過良好教育的他很快發現，中國學問其實最需要的是背誦功夫，沒有很強的邏輯聯系，使用西方的位置記憶法效果很好。于是，他對儒家經典的倒背如流贏得了士大夫的尊重與敬佩。為了不讓自己在中國顯得突兀，他換上了僧服，和本土傳教士??和尚保持一致；當發現和尚在公眾心中的形象不佳后，1594年起他又改穿儒服。西方記憶法讓以中科舉為榮的士大夫看到了利瑪竇的價值所在，他所帶來的新奇器物和自然科學書籍也令他們耳目一新，利瑪竇由此成了士大夫社交場合爭相邀請的座上賓。在學習儒家經典過程中，利瑪竇發現孔子思想中與天主教義存在很多道德觀念上的契合之處。為了使天主教更易于理解和贏得好感，利瑪竇著重演繹教義中類似于并能兼容儒教的倫理體系。他假托儒教學者，傳播天主教中較少爭議的部分。這樣一種簡化的宗教版本使耶穌會士與羅馬教廷之間出現了麻煩，但對實現吸引中國人的目標卻有重大意義。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公卿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徐一度位極人臣，且與利瑪竇合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6卷。南明永歷帝（清軍入關后，偏安福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皇后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并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這也說明當年“利瑪竇規矩”的成功。100多年后，意欲在中國和菲律賓排擠意大利傳教士的西班牙傳教士，醞釀了針對儒教禮儀和祭祖傳統的“禮儀之爭”，激怒康熙帝發出禁教令，令耶穌會士的根基受到重創。啟蒙理性的歐洲與封閉感性的明朝當16世紀后半期利瑪竇來華時，歐洲與中國在對方視野中的印象是極不對稱的。歐洲早期就有對中國模糊但涉及面很廣的印象，公元7世紀拜占庭帝國與唐帝國確立了穩定的絲綢貿易，由此加深了歐洲人對中國政治的了解。1206年元朝建立，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先后于1245年和1253年遣使赴元，試圖說服蒙古人皈依基督，停止征伐，并與基督教世界聯手，打破奧斯曼帝國對于地中海傳統商路的壟斷。這些勸導當然無果而終，但使臣的報告進一步充實了歐洲人的早期中國觀。此后出現的3本著名游記《馬可?波羅游記》、《鄂多立克東游錄》與《曼德維爾游記》對中國王朝集財富、權力、榮耀于一體的描述，已經完全超出了歐洲人的想象能力。從這些游記陸續出版后到17世紀，歐洲一直有學者在考證這些游記的真偽，而地理大發現為澄清這些疑團提供了便利。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立足后，就開始密切關注中國。1508年4月，葡萄牙船隊便接到要求探明中國情況的指令。相比之下，明代中國從士大夫到普通民眾對葡萄牙的認知都透著妄自尊大，對歐洲的認識顯得支離破碎且不著邊際。當時中國士大夫作為整個社會中最有學問的階層，卻將葡萄牙定位于一個亞洲國家。1511年，葡萄牙阿爾布克爾克總督攻陷馬六甲，滿剌加國王遣使向明求援，專心煉丹的嘉靖皇帝無心顧及。10年以后，嘉靖突然想起此事，令兵部議此事，并下了詔書：責令佛郎機（葡萄牙）退還馬六甲，并諭暹羅（泰國）等國前去救援。在嘉靖的意念中，佛郎機不過是朝服大明、與馬六甲相近的藩屬小邦。佛郎機當然不會乖乖聽旨，于是，1514年即到達華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逐出廣州，他們的代表在那里死于獄中。中國百姓對此幸災樂禍，他們認為葡萄牙人與步其后塵的荷蘭人一樣，都不過是野蠻的海盜，且身體多毛、畸形，有臭味。利瑪竇1584年到達廣東肇慶后，當地仍然流傳著葡萄牙人喜食兒童的說法。到利瑪竇抵京之初，他自稱“大西洋人”，禮部上書奏稱，《大明會典》里記載有西洋瑣里國，并無大西洋國，利瑪竇其人可疑，其國也“真偽不可知”。這種觀念層次上的錯位，意味著利瑪竇們的事業將會異常艱辛。利瑪竇通過穿儒服、學漢語、守禮節來表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并把他在羅馬圣湯多雷亞學院和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到的神學、哲學、數學以及繪圖等知識傳授給明朝士大夫們，但中國方面的吸收始終有限。利瑪竇在其居住或游歷之地所展示的地圖已吸收了地理大發現的最新成果，向中國人介紹了外面的世界，但中國在這些地圖上所處的邊緣位置讓知識界震驚了！這些地圖刷新了知識界對世界“天圓地方”的認識，盡管有徐光啟等開明人士表示認同，但近百年后“地圓說”仍遭到了掌握話語權的大清欽天監官員的“系統”駁斥。監正楊光先在其集子《不得已》中的《孽鏡》一文批判道：“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洼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試問若望，彼教好奇，曾見有圓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對汲汲于科舉八股取士的晚明士大夫階層來說，近代科學知識并非利瑪竇最有力的敲門磚，幫他進入士大夫圈子的是他按照位置記憶法展示的超強記憶能力。在一次宴會中，利瑪竇讓在座者寫下諸多毫不相干的漢字，他看過一遍后前后背誦無誤，讓士大夫們親眼見識了西學的價值。于是，很多士大夫邀請他指點子女提高應試能力。也正因這個機緣，他為照顧一位進京官員的兒子，才獲得前往北京的機會。進京后，面對京城保守派的阻撓，他又用帶來的自鳴鐘解了燃眉之急。萬歷皇帝對送來的鐘有了興趣，且一日該鐘突現故障，太監束手無策，不得不宣贈送者進宮。利瑪竇由此獲得留住京城的機會，且就在宮廷近旁，方便隨時進宮維修。在這個過程中，利瑪竇筆耕不輟，留下了大量的書簡，他去世后金尼閣將其整理成《中國書札》。該書從自然地理、風土人情到政治機制都有詳盡敘述。歐洲近代以來的新事物，特別是早期自鳴鐘、改進的歷法、世界地圖、天文學和三棱鏡，為利瑪竇的事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性職能，利瑪竇則通過向中國人推介這些新事物擴展自己的社交圈子。然而，盡管明朝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歐洲任何一國，啟蒙理性的歐洲文明與封閉感性的明文化之間的交流仍然極不對稱。落后且被動學習的一方只停留在器物或零散知識的層面，很難內化為肌體的組成部分，這意味著其生命力在風向改變后就成了問題。利瑪竇的后繼者們在實現利瑪竇的“帝王師”愿望（清帝康熙曾師從耶穌會士學習拉丁文、數學和西方科學）之后，傳教者和皈依者遭遇了太平天國的“東方式清洗”，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相反，有備而來且理性的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已經涵蓋了政治制度、國家治理、政界潛規則、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湯若望及其助手南懷仁甚至入職欽天監，更有人參與大清國土地測繪，繪制全國地圖！盡管太平天國的殺戮使耶穌會士宗教上的努力化為泡影，但其世俗價值不可估量??傳教士們浩繁的東方書簡為西方留下了珍貴的漢學資料和東征指南。兇險與奇跡共生的中式官僚政治中式官僚政治堪比地理探險，進入其中者才能感受到兇險與奇跡之間往往僅一墻之隔。利瑪竇在寫給歐洲總會的信中描述了跨越重洋到中國的旅程艱險，希望歐洲能派遣那些懷有率真宗教熱忱的教士來華。實際上，來自政治領域的風云巨變不亞于海上風浪。而當國家機制存在巨大的惰性時，事情的成敗就與個人尤其是那些掌握不同能量權柄的人密切相關了。在1583～1588年任職的郭應騁等3位廣東巡撫的友善，使利瑪竇得以繼續其事業，但是繼任者劉節齋看上了利瑪竇和同仁們修建的形似廟宇、叫做蓮花寺的中國式教堂，想占過來作為官衙。此時在中國居留已8年的利瑪竇深諳中國人講面子的心理，他委婉地讓劉總督意識到驅趕教士占有其居作官衙，傳出去會影響聲譽。劉為了面子也妥協了，讓利瑪竇轉移到韶州傳教，還給予了關照。在韶州，利瑪竇結交了一批有識之士，但其佛教徒的打扮招惹了本地和尚。適逢當地大旱，本土和尚利用當地民眾對洋和尚的敵意，指使一批人襲擊了教士們的居所。利瑪竇在從窗子跳向花園呼喊求援時扭傷了腳，無法根治，從此落下了腳跛。1598年，利瑪竇找到機會進入作為陪都的南京。當時朝日混戰未休，作為藩主的明帝國在精神上處于高度備戰狀態，故所有外國人都有間諜嫌疑。利瑪竇在得知肇慶舊友徐大任于南京任侍郎后前往拜訪，但當他說想留在南京傳教后，徐非常緊張也不再友善，甚至收買客棧老板轟利瑪竇出城。最后有人指引他南昌乃富庶之地，排外情緒不強，于是他前往。在南昌，利瑪竇進展順利，他撰寫并贈送建安王的《交友論》備受這位皇族成員的贊賞，士大夫也爭相傳閱。而肇慶和韶州的經歷也讓利瑪竇減弱了對教堂這一傳教硬件的追求，更注重文化、教義的傳播，形成了“南昌傳教模式”。1600年進京途中與外出斂稅的太監馬堂的遭遇，讓利瑪竇再次領教了宦官專權政治的兇險多變。專心煉丹的萬歷皇帝對宦官非常依賴也非常信任，而馬堂屬于宦官中較為得勢的一個。當馬堂聽說一個帶著各式精致禮品進貢皇帝的洋人路過時，就以檢查禮品名義上了利瑪竇的船。利瑪竇對太監印象不好，又有人提醒過他馬堂的陰險，遂不肯輕易將搬運北上的禮品交與馬堂代轉皇帝。于是馬堂要求開列清單上奏皇帝，并借口清單不全將隨船人物全部押解天津，扣在一座廟里，隨后開箱檢查。十字架上流血有傷的裸體男人讓他們找到了借口??馬堂們堅持認為這是用來詛咒皇帝的物件。從廟里逃出的教士趕往北京，找利瑪竇的朋友幫忙，但誰也不敢插手，他們勸教士將隨行禮品全部贈送馬堂或可免災。就在利瑪竇準備為事業貢獻生命時，1601年初，他們等來了萬歷皇帝的圣旨，令將外國人和貢品送往京城。按照明朝正常的政治運轉，利瑪竇等應交與禮部接待，再將貢品轉交皇帝，但是宦官專權架空了禮部這一程序，太監希望繞過禮部，以便拿到一些皇帝給洋人的賞金。為安全起見，馬堂將傳教士們留在自己房子里住下，還派兵士看守。利瑪竇來京是希望尋找機會傳教的，眼瞅著希望渺茫時，朝臣與太監的權力博弈又給他提供了新的機會。主管對外事務的禮部官員蔡獻臣對太監僭越程序尤其是不把他放在眼里非常生氣，派一些兵力將教士們從馬堂房子搶了出來。蔡責問利瑪竇為何不經由禮部卻通過太監進貢，利瑪竇力辯說自己被迫落入馬堂手上，而朝廷重臣都害怕馬堂，這緩和了蔡的怒氣。作為回報，利瑪竇送了地球儀、四分儀等物品給蔡。但右侍郎朱國祚又不干了，他連續派了幾個手下盤問利瑪竇進京目的，利瑪竇回答說是來傳播宗教律法的，他們已在中國生活多年，不圖做官與回賞，只求能留在北京。朱國祚在給皇帝的奏折中批評了馬堂的越俎代庖插手禮部事務，又奏請將教士遣送出境。然而此時萬歷皇帝正困在立太子的人選爭奪戰中，恪守祖制的朝臣與支持皇帝的太監之間的拉鋸戰進入了白熱化。右侍郎以太監私會傳教士為由奏請遣返利瑪竇一事，給了萬歷一個表態他支持太監的機會，再加上他著實對自鳴鐘產生了興趣，于是特許利瑪竇等人留住北京。變幻無常的專權政治下幾次絕處逢生的經歷，讓利瑪竇著實體會到了夢幻般探險的意境。盡管他在漢語世界中傳播天主教的方式尚存爭議，但憑借深刻的信仰、卓越的才華與堅忍的毅力，利瑪竇最終在向來閉塞倨傲的東方帝國權勢圈贏得了一席之地??他成為第一個被中國皇帝賜地埋葬的歐洲人。他及他所傳播的福音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生根的同時，中國人也尊稱他為“泰西儒士”。還應該看到的是，他令人難以置信的冒險經歷讓其被奉為努力傳播科學知識的耶穌會傳教徒典范，更是“有史以來中國和西方之間最杰出的文化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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