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貴國政府防范雖極嚴密，然萬一發生，于國家即大有妨害。此時貴國辦理新政，外面極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測，危險不可不防。

　　1911年清帝國的出軌顛覆，出乎絕大多數人的預料，包括革命黨人。真正準確地預言了這場雪崩的，只有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伊藤博文。1909年伊藤向英國駐日公使竇納樂宣稱：三年之內，中國將爆發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遜位為標志，伊藤博文的預測誤差只有2個月。

　　更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同樣精確地預測了這場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各省咨議局被賦予了太大的權力”。日本首相桂太郎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憲法、國會、資政院這些東西本身雖是極好的，可是要使一個國家能運用它們，必須要做許多準備工作”，而清帝國顯然并沒有足夠的準備。

　　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訪哈爾濱，拜會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他告誡大清官員，“貴國土地遼闊，統一甚難，辦理憲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棄權力，然地面太大，亦易為人傾覆，我為此事，極為貴國憂慮。不怕貴國見怪，此事艱難異常，一時恐難辦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貴國政府防范雖極嚴密，然萬一發生，于國家即大有妨害。此時貴國辦理新政，外面極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測，危險不可不防。”

　　帝國出軌的導火線，就是當時的支柱產業鐵路的失控。

　　一向對民營資本很不放心的大清政府，在鐵路建設上表現了罕見的寬容。在1898年11月礦務鐵路總局頒布的《礦務鐵路章程》中，就旗幟鮮明地為民營資本保駕護航。1903年，更是明確宣布對民營鐵路公司“不另派監督、總辦等員，以防弊竇”，同時還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在立法上將保護措施落實下來。到1910年全國已成立了17家商辦鐵路公司，熱火朝天。

　　但是，民營資本其實也沒有錢，各地政府便紛紛出臺扶持政策，強行上馬鐵路項目。以川漢鐵路公司為代表，不少民營鐵路公司都得到了特殊政策，就是向農民強行攤派征收以“租股”為名的資本金。四川幾年間就籌集了700多萬兩鐵路建設資金，其中大多數來自平民小股東。這些連“鐵路”及“股票”概念都不清楚的農民們，據說有7000萬之眾。

　　此類高管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且把持地方議會，“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導致公司內部之腐敗與混亂，絲毫也不亞于國有企業，反而因為老“公”(公家)缺位而更為缺少監督和制約。17家民營鐵路公司，家家都是烏煙瘴氣，丑聞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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