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我因為承擔了國家《清史》項目中《文學志?小說篇》的編撰任務，對清代小說史的問題思考較多�，F在把我的一些心得報告出來，希望得到各位的批評指正。我要講的有三個問題。
一、清代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定位問題
作為小說史的一個段落的清代小說，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處于一個什么位置呢？這其實也是對清代二百六十多年小說創作的歷史評價問題。歷史地位清楚了，才有可能對清代小說的各種流派和作家作品作出恰當地評論。我的看法是：清代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繁榮期、高峰期和轉型期。
繁榮，指的是作品和流派的數量眾多。白話小說，據我的不完全統計，宋元明三代的作品，現知的約有三百多種，而有清一代的作品則有一千數百種之多，是宋元明三代作品的總合的三倍以上。這里沒有統計文言小說，原因有二：其一，學界對文言小說的定義眾說紛紜，定義不同，統計的數字必然不同，難以求得共識；其二，我以為小說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其主體不是囿于士大夫圈子的文言小說而是白話小說。事實上，小說在歷史文壇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三言”、“二拍”等白話小說奠定的，沒有白話小說，小說文體不可能與傳統詩文平起平坐。所以，我認為白話小說的狀態大體上代表整個小說，由白話小說的數量得出“繁榮”的結論，應當近于事實。
當然不止作品數量，就小說流派而論，清代也是最為繁榮的時期。這可以和明代比較。明代小說流派(或謂“類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講了四種：“講史”、“神魔”、“人情”和“擬宋市人小說”(或謂“話本小說”)。魯迅指出“神魔”、“人情”(或謂“世情”)是明代小說的兩大主流。魯迅當年能讀到的作品不如今天知道的多，如“公案小說”就不在他的視野中；再者有的分類似乎粗略了些，如將《水滸傳》放在“講史”中，將才子佳人小說放在“人情”中，就未必合適。不過應當承認，魯迅當年的分類大體上還是反映了明代小說的實況的。他說清代小說的流派“比明朝比較的多”(《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除文言小說“擬古派”之外，他說還有“諷刺小說”、“人情小說”、“才學小說”、“狹邪小說”、“俠義及公案小說”、“譴責小說”等，這些還不包括晚清的翻譯小說、天主教基督教小說和其他受西方小說影響而新生的流派，可以說清代是小說流派紛呈的時代，其繁榮景象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
清代小說是古代小說的高峰期，這一判斷應當不會有多大爭議，《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都產生在這個時期，它們的思想藝術成就都達到了古代小說的巔峰。這三部作品距離今天都有二三百年了，其間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觀念意識都經歷了最劇烈和最深刻的變革，但它們的藝術魅力并未因時代變遷而稍有減褪，可以說它們的經典桂冠是歷史賦予的，作為中國小說高峰的標志，當之無愧。
所謂轉型，是指古代小說向現代小說的轉變。白話小說的傳統文體從“說話”脫胎而來，在數百年的發展中形成了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話本小說兩種體裁和不同于史傳的敘事模式。到了晚清，西方小說和先進的印刷技術的輸入，作為小說新載體的報刊大量涌現。這一時期的小說作者主要是一批政治活動家和專業的記者編輯，他們程度不同地受過西方文化的熏染。為了適應新的傳媒特點，他們逐漸改變傳統的小說體制和敘事方式，在短短十數年間完成了由古代小說向現代小說的轉型。這個問題已有專門的研究成果，如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這里就不必贅述了。
小說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小說文體發展的歷史，小說作品文本始終應當處于被關注的中心位置，這是沒有疑義的。但作為史的敘述，還必須說明一個時代的小說，在類型和風格上何以有如此的特點，在發展中何以會有繁榮衰微的起落，所有這些歷史變化的原因何在？
二、影響小說發展的因素
影響小說發展的因素很多，概括起來分析，不外乎小說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個方面。小說內部因素主要指小說文體和小說類型。小說文體不同于詩賦、散文和戲曲，它在敘事的層面上與史傳十分接近，但文體仍然有別。白話小說文體自宋元以來已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體制，這個體制要求小說家在創作時必須順應它的種種規則。劉勰《文心雕龍》講“定勢”，曹丕《典論?論文》講“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都是強調文體不同，表現方式和風格也就不同。清代小說上承明代，它在文體上有所發展，也是在前代敘事經驗的基礎上發展的。小說文體是相對于文學別的門類而言的，在小說文體內部，還有類型之別。這里應當特別地說明一下，作為文學范疇的“類型”，決不只是由題材來劃分的，我們說“講史”、“神魔”、“人情”等等，很容易令人誤解為僅僅是題材的區別；題材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不過它同時還包含有體裁(長篇和短篇)、主題和敘事風格等等因素。比如《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和《說岳全傳》都是寫岳飛抗金，但前者是“講史”，后者卻是“英雄傳奇”。類型是小說創作傳統所形成的文學規范，小說家在創作時不能不受其影響，誰也不能徹底擺脫寫作傳統所固有的慣性張力，因此他的作品也就是作品所屬類型中的最新成果，或者是傳統類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異，變異可能成為新的類型，但它仍然含有舊的類型的基因。
影響小說發展的外部因素指的是小說創作的環境因素，如政治、經濟、宗教、倫理以及文學的其他門類如說唱、戲曲等等。外部環境因素對小說創作的影響，有許多論著專門論述這個問題，這里似乎不必多談。但我想要強調的是，在封建文化專制比較嚴苛的時代，政治因素起的作用就很大。明末時事政治小說十分活躍，入清以后，這個類型仍有強勁的活力，但其主題卻發生了根本變化，明清鼎革成為主要話題。隨著“文字獄”的文網收緊，這個類型很快就銷聲匿跡。就是寫世情和家庭生活的作品，也盡可能將故事背景虛化，以避免有譏刺現實之嫌。乾隆年間有人用白話譯述《聊齋志異》的若干作品，就將原作的清初背景都改作了前朝。
所有小說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更不可能各自孤立地決定小說的面貌，所有這些因素都要聚集于小說創作主體，也就是小說家身上。小說家作為社會的具體成員，他必定出身在一個具體時代，出身在當時社會結構中的某一階級、某一家族和家庭之中，他的社會地位、經歷以及他受到的教育必定影響到他的社會立場、生活態度、審美觀念以及藝術創造能力，而這些對于他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可以說，小說家對于小說發展的歷史是有決定意義的。歷史是由一系列彼此關系錯綜復雜而有時間連續性的事件所組成的，而決定歷史發展的卻是人的活動。小說史作為整個歷史的一個側面，也概莫能外。從事小說創作的人的綜合素質決定著小說的質量，一個時代的創作群體的整體素質自然也決定著這個時代的小說面貌。中國白話小說的初期形態在敦煌石室所藏的話本小說文本上可以看到。那些作品寫于唐末五代或北宋初年，由是可知白話小說的出現是很早的了�？墒菑谋彼蔚侥纤�，到元代，白話小說長時間地處于一種樸拙的狀態，在藝術上沒有多大長進。這是為什么呢？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白話小說的作者。在由宋至元的漫長歷史時期中，參與白話小說寫作的基本上是“說話”圈子中所謂“書會才人”，或者是書坊主人及其相關之人。他們也許諳熟“說話”伎藝，但對于作為書面文學的小說敘事并不擅長，他們的社會地位不高，文化修養遠不及從事詩文創作的士大夫文人，因而他們只能將十分受聽眾歡迎的“說話”節目進行記錄加工�！罢f話”是口頭表演藝術，“說話”人的臨場繪聲繪色的表演與小說敘事完全是兩回事，“說話”表演可能十分動人，但記錄成文字則可能令人不堪卒讀。南宋和元代的“說話”，據《東京夢華錄》等文獻記載已十分繁榮，在伎藝上已達到相當成熟的境地；但我們見到的元代平話的藝術水準有極大反差，癥結就在于作家駕馭文字的功力不行，也缺乏謀篇布局的機心。這種狀態一直到明代嘉靖以后才有根本的改變。導致這種變化的是小說創作群體的文學素質的提升。而要讓文人參與通俗小說的創作與批評，首先就要轉變傳統觀念對通俗小說鄙夷不屑的態度。這個在文化上歷史性的轉變，是由王陽明心學促成的。王陽明有一個著名的“親民論”，他認為人皆有良知，無論是圣人還是愚夫愚婦，無論士、農，還是工、商，都有良知良能，“親民”就是要讓天下人都能“明德”，因此他們要為社會大眾立教。既然以化俗為己任，那么就必須采用俗人所能接受的教化方式，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是“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這樣，通俗小說便被選擇成為了化俗的工具之一。嘉靖以后的文人如李贄、袁宏道、謝肇?、馮夢龍、凌?初等涉足于小說創作與批評，乃是時代思潮使然。正是由于有這樣一批高水平文人的參與，通俗小說才產生了一批雅俗共賞的不朽之作，一躍而登上被詩文所壟斷的傳統文壇。到了清代嘉慶年間，文人大多被乾嘉學術吸引過去，小說家群體頓然萎縮，有的作者受時代思潮的影響，竟把小說當作炫耀學問的工具，小說從高峰跌入低谷。直至清末，一批受到西方文化不同程度影響的革命家、改良派和專業編輯、記者們積極從事小說創作，小說才走出低谷，成為一時之盛。從上述小說歷史發展的事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小說傳統等諸多因素都是通過小說創作主體而發生作用的，決定小說創作面貌、作品風格、思想傾向、藝術水準的關鍵因素當然是小說家。所以，我們在敘述小說歷史的時候，作品文本固然是分析評論的主要對象，但創作主體??小說家的因素在觀念中應當擺在核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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