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官僚制本身還提供了衡量官員權力大小的另一個表面標準：職權。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什么位置上就有什么樣的職責和權力。按說，你是什么官職，你的權力是固定的，職位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官員之間的權力大小一目了然。然而，職權有交叉或者不清楚的地方，同時，所有有關權力劃分的制度規定都是死的，抵不住活人的“運作”，職權依然不能成為衡量官員權力大小的標準。清代，布政使是協助巡撫行政的一省二把手，有人事權。游百川擔任廣東布政使時，遇到潮州知府出缺。巡撫給他遞了一張條子，舉薦某某人，游百川就上報擬任命某某人為潮州知府�？墒�，廣州還駐扎著兩廣總督。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也給游百川遞了一張條子，舉薦另一個人擔任潮州知府。因為已經許諾了巡撫，所以游百川就把張之洞的條子壓了下來，不辦。張之洞知道后大怒，即日傳見游百川，厲聲責備：“你竟敢藐視我而獻媚巡撫，難道是有恃無恐？”游百川回答：“卑職何恃之有？只因為舊制規定總督負責軍事、巡撫負責行政，卑職這是按制辦理�！睆堉锤鷼饬耍骸把矒嵋矚w總督管，你難道不知道嗎？你說的舊制，哪來的？趕緊找來告訴我，我從此也好不問行政，安心軍事�！庇伟俅êε铝�，趕回衙門就翻閱《會典》等制度檔案。遺憾的是，總督和巡撫的職權劃分原本就不明晰，也沒有留下白紙黑字。雖然游百川說的的確是通行的慣例，但他找不出明確根據來。強悍的張之洞步步緊逼，不依不饒，天天派人催問游百川的舊制。游百川最后憂郁吐血，只好因病辭官。從此，廣東的政務張之洞事事都過問，廣東巡撫形同虛設。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因為職權不清和個人強過制度的例子，可見職權也不是判斷權力大小的主要依據。有的時候，人的作用更重要。張之洞平時恃才傲物，又有慈禧太后的寵信，在地方為官事事把持，欺凌同僚，是個典型的強人。第三，有人提出，官員的收入多少可以反映他的權力大小。以收入為衡量權力大小的標準的潛在邏輯是，權力能帶來收入。一個人收入越多，表明他的權力越大。這個邏輯乍看似乎有道理，能解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現象。但是，考慮到地區存在貧富差距、經手的政務的潛在利潤存在差距，甚至官員個人的貪廉程度也不同，收入并不能全面反映權力大小。從法定收入看，清朝七品知縣的年俸是45兩，五品知府的年俸是80兩，一品總督的年俸是180兩。這基本能反映他們的權力大小的質的情況（反映不出權力量的比例來，總督和知縣的權力量的比例肯定超過了180∶45）�？蛇@僅僅是他們的“死工資”，雍正朝之后執行“養廉銀”，將各地歸公的火耗在當地官員中分配，那更是一筆不菲的收入。一般情況下，地方督撫每年約有養廉銀兩萬兩，知府約有五千兩。而京官的養廉銀極其有限，由朝廷從各地解送的銀兩中挪出部分來在所有京官中平分，最多的也不超過五千兩。也就是說，正一品的領侍衛內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兼軍機大臣的和?，每年拿到手的養廉銀，和五品銜的浙江臺州知府的養廉銀差不多，遠遠低于同樣是正一品的閩浙總督。但是，和?和臺州知府的實際權力肯定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再舉個極端的例子。海瑞品行剛正，一個銅板都沒有多拿多占，純粹靠工資生活，平常還要拿妻子紡織的布匹去街市上變賣補貼家用。他擔任過應天巡撫，收入肯定不如一個平常的知縣多。我們能夠說海瑞的權力就小于一個平常的知縣嗎？所以，收入也不能成為評價權力大小的標準。衡量權力大小，實在是找不到一個確切、可以操作的標準。一個人的實際權力不單單由法定權力決定，而更取決于衍生權力。而衍生權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就為衡量權力大小增加了難度。好在權力要體現在具體的事務上，權力所有者要通過辦事來顯示權力，所以，我們可以從“辦事”這個角度來間接觀察一個人的權力大小。如果同一件事情（比如運作子弟入國子監讀書、提拔某人的官職、報銷某項工程款），甲官辦不下來，而乙官辦了下來，那么我們不管甲乙二人的品級、職權，就可以認定乙的實際權力要大于甲。套用一句時髦的話，那就是：辦事是檢驗權力的唯一標準。其實在實踐中，人們早就按照這個標準來執行了。比如人們去衙門辦事的時候，都會去找“關鍵人物”，因為大家都知道找這幾個人能夠把事情辦成。相反，人們不會按照表面的品級或者職權去找相關的人，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些表面的東西并不代表真實的權力大小。在一個衙門中，一把手的權力最大。為了和一把手拉上關系，人們紛紛去找“門政”或者“簽稿”。門政表面看是個看大門的用人，但公文的往來、人員的接待送行，都先經過他的手。一個好的門政需要清楚來往公文的輕重緩急，迅速判斷進出客人的身份地位和權力大小，同時還要觀察衙門口的情形，收集百姓對衙門口布告的反饋。他得記憶力超群，記住幾個月甚至幾年間訪客和公文的信息，記住老爺的日程和性情，記住與衙門有關的權力網絡。在實際運作中，門政扼守著他背后這座衙門的權力瓶頸，衙門里面的權力進進出出、發揮作用，都需要他的配合。對一把手來說，門政就是自己的“手機”、自己的秘書。所以，門政的實際權力可能比這座衙門的二把手都要大。來辦事的人，避免不了與門政打交道，有時候擺平了門政就不需要再去衙門里活動了。門政往往上下其手自肥，聚斂了巨大的財富。
本文摘自《泛權力》，張程，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如何判斷一個人的權力大小，是觀察官場的首要課程，也可能是最難的課程。出門在外，求人辦事，難免要遇到這個難題。清朝中期，甘肅蘭州出了樁大案，蘭州知府行文天下州縣通緝某某嫌疑人。蘭州知府的公文發到了盛京將軍轄區（今遼寧）奉天府（今沈陽）。奉天府尹接到蘭州知府的公文，大發雷霆，揚言要參劾蘭州知府。蘭州知府聞訊大驚失色，趕緊給奉天府尹送去大禮，并且托人傳話要拜奉天府尹為師。奉天府尹這才作罷。同為知府，蘭州知府為什么對奉天府尹這么害怕呢？同為知府，級別卻是不同的。比如順天府（今北京）因為是京城所在，所以知府稱府尹，為三品官（一般的知府為五品官）。奉天府因為是清朝的“龍興之地”，知府也稱府尹，等同順天府尹待遇。官府公文往來的時候，順天府、奉天府不列入一般州府，而尊崇靠前。蘭州知府在行文的時候，忘記了這個規矩，開罪了奉天府尹，所以要低三下四地賠罪，請求原諒。不然，后果會很嚴重。在這里，奉天府尹的權力明顯大于同為知府的蘭州知府。晚清的時候，御史彈劾官員，查辦大臣必先探詢宮里的意思，看看宮廷對被彈官員的態度，看看彈劾一事有無幕后交易，再去查案。那幾個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和“圣眷正隆”的大臣，即使御史臺所有的御史反復彈劾，也動不了他們的位置。但是光緒三十二年御史謝遠涵彈劾郵傳部尚書兼參與政務大臣陳璧，三十三年御史陳田、趙炳麟彈劾軍機大臣袁世凱，都取得了成功。表面看起來兩位朝廷重臣都因為御史的彈劾而罷官，那么御史的權力要比他們兩位的權力要大。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陳璧罷官是因為他得罪了貝子溥倫。溥倫授意謝遠涵彈劾，他在后宮使勁，這才扳倒了陳璧。袁世凱罷官是因為光緒皇帝留下遺詔，要殺袁世凱。隆裕太后、攝政王載灃和張之洞正爭論著呢。剛好陳田、趙炳麟兩人彈劾袁世凱的奏章來了，順坡而下，罷了袁世凱的官。這么看來，御史的權力其實很弱，必須借助幕后力量，才能達到彈劾的目的。既然官員權力大小這么復雜難測，那么歷史上有沒有留下什么判斷的標準或者線索呢？首先，官僚制度本身提供了衡量官員權力大小的法定標準：品級。漢朝的時候，官員的品級用領到的糧食的多少來計算。年俸一千石的官員就是“一千石”官。于是我們就會發現太守的品級是“二千石”，大縣首長稱令，縣令品級是“八百石”，小縣首長稱長，縣長品級是“六百石”。隋唐之后，官員的品級逐漸固定為“九品制”，到明朝時期發展為九個品正從十八個等級，比如總督是“正一品”，知府是“正五品”，縣令是“正七品”。按照法律規定，官員的品級和權力呈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品級越高，權力就越大。但如果我們把品級作為判斷一個人權力大小的主要依據，那么就把中國古代政治看得太簡單了。品級標準有點用處，但不大管用。即使同級別的官職也有肥瘦、有冷熱、有優劣。比如六部之間就有高低之分。清朝侍郎在六部熬資歷，一般是從工部起步，然后調任兵部或者刑部，再轉禮部、轉戶部，最后升遷至吏部。工部侍郎轉任兵部侍郎，級別和待遇都沒有變，從表面來看是“調任”，但官僚圈子卻視之為“升任”。因為工部管理的是工程建筑，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屬于被人鄙視的“奇技淫巧”的范圍，對官場中人缺乏制約和吸引。而兵部掌管天下兵馬，亂時多事，平安的時候無事可做；刑部掌管司法刑獄，比工部更要有權力資源；禮部掌管意識形態，負責文教，重要的是負責科舉，所有讀書人要進入官場必須和禮部打交道；戶部管財政和開支，已經涉及核心權力了，官場要運轉離不開戶部的金錢。吏部考核天下官吏，操進退升降大權，是官場中人最在意、最敏感的權力。由清朝六部官員的升遷途徑，我們可以從大到小排出六部的實際權力順序：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兵部＞工部。清朝吏部、戶部尚書和侍郎進入軍機處的可能性極大，禮部次之，而工部侍郎幾乎沒有可能進入軍機處。可見，同級不同權，更不同命。發展到后來，品級和官職剝離開來，變為可以獨立買賣的商品了。晚清的時候，頂戴可以買賣，但不和官職相對應，俗稱“某某級候任官”�！豆賵霈F形記》里的蘄州吏目隨鳳占雖然是個從九品的小官，但卻帶著五品的頂戴。因為有個人向他借錢還不了，就把五品頂戴抵押給他了。而那個人的頂戴本身就是買來的。晚清買官最高能買到四品的道員，蘇南一帶富人多，紛紛買個四品頂戴帶在頭上，導致南京城里道員滿街走。隨著品級和官職剝離，用品級來衡量權力大小，更加不可行了。
光緒年間進士陳恒慶就在《諫書稀庵筆記》中說旗人做官，一定要聽門政的指揮，他們發財也有賴于門政。罷官歸來之后，所有的家私，也都歸門政掌握。門政生吞活剝，常常比主人還要富有。而“簽稿”顧名思義就是簽稿子寫文書的人。古代官員業務范圍過廣，事務過重，不得不將文書工作假手下人，于是就有了簽稿。簽稿的人，必須熟知帝國政治話語、公文往來和例行事務的處理（千萬不能出現把奉天府視同一般州府的錯誤），類似于現代領導干部的辦公室主任。他一般是官員的親信，能和官員說上話，同時又掌控著衙門的公文往來，實際權力不能小覷。一個簽稿，一個門政，都被外人尊稱為衙門“大爺”，實際權力和收益遠大于其他下人，更高于一般的官吏衙役。到衙門辦事的人，如果能一起搞定簽稿和門政，基本上就把事情辦下來了。所以，你要判斷誰的權力大，就看誰找他辦事的人最多。舉個例子，慈禧太后末期，奕?為總理大臣，掌握朝廷大權。京城內外辦事的人，卻不去找奕?，而是去找他的兒子載振。載振雖然只是一個商部尚書，但因為老父親奕?年邁無力，依仗載振協助處理政務。載振在很多事情上架空了老父親，獨攬大權，所以找他辦事的人一批批地等著他接見。后來載振的商部尚書被罷免了，可商部大小官員遇到什么時候還是找載振請示匯報，就連繼任尚書遇到人事任免也不敢自專�？梢娫诖褥┢冢d振的權力大于朝廷的其他諸公。還有個例子，說的是鎮壓太平軍時期，湖廣總督官文和湖北巡撫胡林翼都駐扎在武昌。總督的官比巡撫大，但湖北的政務、官文對胡林翼總是言聽計從。一次，官文向朝廷推薦某人出任道員。胡林翼知道后，給官文去了一信：“訪聞某人有劣跡，斷斷不可補授道員，如果真當上了，我就參黜他�！惫傥牡眯�，連忙快馬加鞭把奏折追回來，再列出湖北數十個候補道的名字寄給胡林翼，請他挑選一人。胡林翼不挑，直接復信：“除了某人外，其他人都沒問題�！惫傥囊姾忠砣绱藦娪�，也有些不高興，發牢騷說：“我這個總督，都快成為累贅了�！彼o胡林翼去信說：“按大清例，總督領導巡撫，真的是這樣嗎？請回信�！焙忠砘匦耪f： “當然可以。但大清例載：總督貪污瀆職的，巡撫知曉，即使不參者也與之同罪。我聽說中堂曾收受某人千兩銀子，某人百兩銀子，是否真有其事？還請回信告知�！惫傥囊娦�，一笑置之。原來官文庸碌無能，胡林翼精明能干，聽任官文貪贓腐化，將湖北政務操于己手。官文樂得悠閑又有錢賺，也就放手讓胡林翼干事。湖北的實際權力最大者，就變為了胡林翼而非官文。最后舉一個找對“關鍵角色”辦好事情的例子，結束本節。奕?專權時貪污了無數金錢，單單存在匯豐銀行的銀子就超過百萬。道員吳懋鼎曾經擔任過匯豐銀行的會計，將消息透露給了御史蔣式?。蔣式?就彈劾奕?貪贓，舉匯豐銀行的存款為證。朝廷命尚書鹿傳霖、左都御史溥良查辦。奕?很害怕，找誰才能抹平這件事情呢？蔣式?？不行，即便他能撤銷彈劾，可查辦的事情已經進行了。兩位查辦大臣？不行，證據擺在那里，他們有心幫你遮蓋也遮蓋不了。對了，關鍵角色就是吳懋鼎。奕?趕緊把他約出來，許諾將匯豐銀行一半的存款送給他，請他銷毀證據。吳懋鼎答應了，把奕?在匯豐銀行的存款分散到其他人的名下去。鹿傳霖等人來查，看不出來，又不敢得罪奕?，就以“查無實據”結案。結果蔣式?反而受累被免去御史，發往翰林院回爐學習去了。綜上所述，找對人才能辦對事。不要盲目去找那些衣冠鮮亮的人，也不要迷信品級和職權，而要去找那些找的人多、操持實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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