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商代始建于公元前十六世紀，距今也有三千多年。夏商統治時間累計，長達千年。這一時間約相當于中華文明史的五分之一，是宋元明清四朝歷史長度的總和。毋庸置疑，夏商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然而，由于年代久遠，文獻缺乏，長期以來人們對于夏商的了解非常有限。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已經慨嘆：“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孔子之時距商不過幾百年之遙，已有如此困境，更何論秦漢魏晉之人呢？直到十九世紀以前，我們古人夏商知識主要來源仍然是《尚書》《詩經》《史記》等有限的典籍。盡管如此，人們對于夏商的存在還是堅信不移的。上個世紀初，以錢玄同、顧頡剛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由考辨偽書而懷疑古史。顧頡剛先是對大禹質疑，進而推出層累造成的古史說，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一時間，響應者云集，人們傳統的古史觀念被動搖。
歷史的發展總是充滿著戲劇性，在《古史辨》陸續出版前后，以整理出土文獻為重點的羅王之學興起。１８９９年，殷墟甲骨文首先被王懿榮鑒定。繼而，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等學者相繼投入到甲骨文的收集、著錄和研究中。王國維則在１９１７年以甲骨文和《史記》對照研究，撰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兩篇著名論文，對商王世系進行考訂，證實了《史記·殷本紀》的可信。大規模的殷墟發掘也于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７先后年進行了十五次。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和二重證據法的科學運用，極大拓寬了史學研究的視野，使得后人得以有條件超越前人，重建古史。
新中國建立之后，古文字整理和考古發掘都取得了很大進展。與之相映，盡管出現了一些夏商史方面的著作和論文，但均不太理想，全面、系統、深入的夏商史研究著作卻姍姍來遲。這里既有材料收集方面的困難，也有學術訓練上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甲骨文合集》和《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工具書先后出版，夏代和商代考古也有一系列重大發現。在這種情況下，宋鎮豪先生的《夏商社會生活史》應運而生。該書１９９４年出版后，立即獲得學術界一致好評。１９９５年再版，不久即已告罄。值得慶幸的是，該書的增訂版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行。新版補充了夏商考古和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并擴充調整了原書的章節，對所有章節幾乎都進行了增訂改寫，使得圖文并茂。誠如宋先生所言：“這部增訂本也可以說是與初版本不同的一部新作�！边@部百萬字的巨著包羅萬象，對夏商社會的十個方面進行了專深的研究，反映了當前夏商社會生活史的研究水平，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
這部史學著作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點：
第一、以古文字、考古學、古文獻為核心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
今天進行上古史的研究，單純一種學術訓練是遠遠不夠的。古文字、考古學、古文獻猶如上古史研究的三輛馬車，缺一不可。縱觀以往古史研究，能將三者有機結合的著作不多。但我們驚喜地發現，這三者在《夏商社會生活史》一書中達到了完美的統一。在全書的十章中，宋先生總是盡最大可能地搜集相關材料。這一巨大努力，是該書得以超越同時代諸多論著，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下面我們來看書中具體是怎么做的。
本書第一章為環境、居宅、邑聚，該章共分為四節。其中，僅在第一節中，宋先生就引用古籍二十多種，涉及的文獻有《孟子》《戰國策》《史記》《史記正義》《逸周書》《左傳》《竹書紀年》《尚書》《帝王世紀》《通鑒外紀》《詩經》《文選》《墨子》《荀子》《管子》《淮南子》《周禮》《周易》《漢書》《爾雅》等。相關出土文獻，金文涉及到《豳公銘》《大盂鼎銘》《宗周鐘銘》《亞牧鬲銘》等，甲骨文涉及到《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花園莊東地甲骨》《英國所藏甲骨集》《殷墟文字甲編》《殷墟文字丙編》《殷墟文字綴合》《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殷契遺珠》等，戰國文字引用了上博簡《容成氏》。相關的考古遺址山西有襄汾陶寺、夏縣東下馮，河南有登封王城崗、新密新砦、輝縣孟莊、洛陽皂角樹、偃師二里頭、淮陽平糧臺、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安陽殷墟、安陽洹北商城等，山東有章丘城子崖、五蓮丹土、陽谷景陽岡等，湖北有大冶銅綠山、陽新港下，江西有清江吳城、新干大洋洲、瑞昌銅嶺，此外還有陜西藍田懷珍坊、遼寧林西大井等遺址。本書取材之富由此可見一斑。
本書在廣泛收集材料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對材料的綜合分析。如在第四章第四節講到夏商的騎乘情況時，宋先生引用《詩·大雅·綿》“古公?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一則材料，輔以《易傳》的相關記載，在綜合顧炎武和高亨注的基礎上，認為“至周代，騎馬出行已廣泛見諸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隨后，宋先生用甲骨文與《儀禮》《說文》《韓詩外傳》所記兩馬挽引的例子，引出商代的騎兵之馬“兩”。繼而，又引用殷墟發掘成果對商代單騎和騎兵之馬的存在加以證實。最后，對高級權貴和一般貴族乘馬車和騎馬現象做了精彩地分析。綜觀全書，先生立論無不如此，總是盡最大可能地占有材料，而后加以綜合、對比和分析。
由于本書為社會生活史，蘊含豐富，因此，在廣泛利用文獻、古文字、考古材料的基礎上，宋先生還大量借鑒社會學、文化人類學、人口學、民族學、經濟學等學科的成果。如在第三章中通過對文化人類學和我國西南地區婚姻習俗的借鑒研究，對夏商的婚俗及文獻的解讀多有創見。宋先生利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禮含文嘉》《吳越春秋》等文獻中有關禹的記載，對夏代建立過程中，由母權制進入父權制過渡階段末葉，婚制婚俗前后不同時期的變化色彩進行了詳盡分析。例《吳越春秋》中所記“禹因娶涂山，謂之女嬌，娶辛壬癸甲”一句，注引《呂氏春秋》云：“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薄安灰运胶贝砹藢τ怼叭⑿寥晒锛住钡膫鹘y認識，宋先生則將摩爾根的理論引入到該句的理解，“禹每隔六日即往女方氏族與涂山女共同生活辛壬癸甲四連日……”說明走訪婚轉為對偶婚。這種方法無疑對今后的文獻研究有很大的啟迪意義。
第二，對許多重大學術問題進行了專深而又前沿的研究
《夏商社會生活史》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學術專著，對許多問題的研究都有重大突破。我們可以截取幾個視角來看一下。
記得上大學時老師講到，中國最早的人口統計是《國語》所記“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而實際上，根據文獻和甲骨文記載，早至夏商已經進行人口統計。宋先生在第二章對夏商人口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和估測，使得這一人口史和夏商史研究上的難題得以攻破。宋先生所采用的方法科學而嚴謹，他先是通過文獻與甲骨文記載對夏商時期得人口統計之舉進行了梳理。而后最具特色的是先生對于夏商人口總數的估測，他的立足點是《尉繚子》“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他列表對７８座分屬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龍山文化時期或夏商之際的古城遺址的人口數量加以推算，使得大量龐雜而又凌亂的考古遺址“煥發出生機”，這種對考古材料深入“發掘”的方法也使得歷史學研究的重要性凸現出來。宋先生又對商代的八座方國邑進行人口估測，并結合甲骨文所記６８個方國，得出晚商方國人口數約為１８０萬左右。夏商人口數量最后的結論是“夏初約為２４０萬～２７０萬人，商初約為４００～４５０萬人，至晚商大致增至７８０萬人左右”。而后，通過人口學復利公式，算出當時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為１‰～１．２０‰。相比而言，中國鴉片戰爭前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人口年均遞增也僅為１‰，與夏商幾乎相同，這種情況值得重視。 歷史
本書還密切關注學術前沿，國家博物館新近入藏晚商射禮銅黿，宋先生結合花園莊東地甲骨對晚商射禮進行詳盡考述。習射禮起源不詳，一般認為盛行于西周中期，先生通過對花東卜辭研究認為：“逐漸脫離宗教權威支撐而用來體現貴族子弟矢射能力的習射禮，已可上溯至商代�！鄙檀嬖诔Ｒ幧洹⒙浜涂焐淙N不同的禮儀，或三種不同弓的習射競技。銅黿所記商王在洹水競射，與文獻所記習射禮于澤，兩相印證。宋先生的剖析，使晦暗不明的商代射禮儀程真相大白。
本書對甲骨學的研究亦有重要貢獻。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是甲骨學的一個重大難題。宋先生將其歸納為“曰正反對貞，同事異問，一事多卜；曰習卜之制；曰三卜之制；曰卜筮并用，參照聯系”。他對習卜的根源進行闡釋，認為：“習卜之制，其要核表現在不同時間因襲前事，無非為了使甲骨占卜兆象獲得更理想的結果，更適應事情的可變性，也是殷商王朝出于應變復雜事態而力圖在占卜場合發揮其主觀能動因素的努力所致�！蓖瑫r，商代一般場合一次卜用三骨�！啊分啤拇_立，是與殷商王朝卜官建制相應的�！毕壬鷮τ谡疾分贫鹊年U釋使我們對于卜辭內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其它再如先生對于多妣多婦命名、紀時制、商代的飲食心態、宗教觀念等問題的分析，也是多有創見。
第三，成功構建夏商社會生活史的體系理論
這部夏商社會生活史的撰寫，是開創性的。經過初版和這部增訂版，其體系已經被成功地構建起來。全書共分為十章：
１、環境、居宅、邑聚２、人口３、婚姻４、交通５、飲食６、服飾７、農業禮俗８、人生俗尚與病患醫療９、宗教信仰１０、文字與文體。
這十章涉及夏商社會的諸多方面，沒有高超的能力很難駕御。宋先生將其脈絡關系歸納為四大系列：“首章為夏商社會氛圍總觀，第二至四章屬夏商社會構成運作范疇，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質生活形態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十章為夏商社會精神生活和文化面面觀，內聚積極和消極兩分的社會調節功能�！边@十個方面既各自成章，又依次遞進，結構緊湊而又錯落有致。
當然，研究夏商社會生活史，重在闡釋其深層內涵。誠如宋先生所言：“研究夏商社會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歷史流程中的社會生活運作系列，決不是單單去羅列和匯編一長串資料，或僅僅靜止地累積一些龐雜的過時知識，而應是致力于啟動現代思維認識的睿智，會通多學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統工程的經緯意識，考察夏商社會生活的內核外延，歸納其嬗變之跡，探求其演化之途，總結其內在特征和外在規律，再構學術建設的社會價值與歷史的教育功能�！�
我們看到，本書總是力求對材料進行深入地剖析，進行理論的升華。如在首章對于夏商國土經略的對比，先生認為：“夏代正處于人地關系矛盾交織之際，受當時生存條件和生存手段的限制，人們尚不能輕棄故居地去另謀‘生物圈’，夏代貴族統治集團的都邑遷徙，重視‘收夏眾’，‘固邦土’，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結構性原因的。”而“商王朝的立國之本，是以商族貴族集團為主體，致力于四方異姓國族的擁持歸附”。再如第八章對于禮俗和刑法的總結，他認為：“禮是人為理性化的產物，經有意識提倡推廣，成為中國文化的縱向線和大傳統，俗尚則是社會因地制宜的生活實踐產物，構成了社會的橫斷面和小傳統，而刑法的強制機制，無疑成為推動禮俗緣飾整合的有效因素�！鳖愃频睦釉跁胁粍倜杜e。
為便于讀者對于全書有個總體地了解，宋先生特列出八點提示，“以便讀者在本書體味其投影和軌跡”：
歷史
其一，自然生態環境對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約；
其二，家族本位對社會構成的作用；
歷史
其三，族氏內向外展意識對社會行為觀念的支配；
其四，政治體制對社會生活秩序的維持；
其五，等級禮制對人際倫際關系的規范；
其六，經濟形態對社會物質生活兩分的催化；
其七，地域文化流動對社會俗尚的整合；
其八，宗教信仰對社會存在系統的凝聚。
應該說，這八點提示一方面映射出本書的主要框架，另一方面揭示了夏商社會運作的潛在根源，有利于我們從宏觀上認識和把握夏商社會的演變軌跡。
第四，貼近生活，回歸夏商
寫一部學術著作不易，而寫一部能使讀者身心融入的學術著作則更難。夏商距離我們今天已經相當遙遠，對于很多人來說，夏商留給他們的印象只不過是大禹治水、玄鳥生商、商紂暴政等幾個有限的概念。夏商人的生活情況如何？他們住在哪里？他們生了病怎么辦？這些問題則模糊不清。夏商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我們現在的生活習慣、烹飪禮俗、計時制度包括文字等都可追述到那個時期。正確認識和充分了解夏商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我們不能不感嘆，融學術性和知識性而又能貼近日常生活的夏商史著作非常缺乏。而《夏商社會生活史》的推出，則彌補了我們這一遺憾。應該說，本書仍是一部專深的學術著作，但它的切入點卻又恰恰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本書從佶屈聱牙的文獻和枯燥的發掘報告中抽出生活的內涵，極易引發讀者的共鳴，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融入本書描寫的意境中，穿越時光隧道，神游夏商。應該說，這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歷史
在第一章第四節，宋先生描述居室設施和起居習俗。指出，夏商時代的民居，可分地面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地穴式建筑三類。從居住面積而言，有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等等；從墻體建筑材料而言，有籬笆墻、木骨草泥墻、泥垛墻、夯土墻和土坯墻�，F代城市人的住宅多是單元房，也分為幾居室，而有過農村生活或經歷的都見過土坯墻。看到這里，讀者不由自主就會將夏商的民居與自己生活所見進行對比，很快就會發現有哪些不同，但更多是發現原來夏商人和我們有那么多共同之處。無形中，時間的距離感就沒有了。 歷史
本書第五章對夏商飲食進行講述。民以食為天，飲食乃是人類生存生活所必需，是沒有時間隔閡的。商代的食糧也多見于今天，夏商時已經開始注重烹飪和使用調味品。飲食用具方面，商代的匕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今天我們所用的勺，而當時的箸就是我們今天的筷子，各類飲食用具的插圖使我們有了更加直觀的感受。在筵席宴饗方面，當時為兩餐制，這讓我們今天習慣于三餐的人會感到很好奇。而當時的合族聚食，又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今天的家庭聚餐。
本書對于夏商人服飾的描寫更加細致入微，栩栩如生。夏商人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又如何去了解他們的衣著呢？藝術來源于生活，“夏商各種人像雕塑，大致可分為跪坐、蹲居、箕踞、立式和頭像五種，通過他們，足以考察時人的服飾款樣和貌態”。宋先生通過對考古發現的夏商人像剝繭抽絲式地分析，使夏商人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給人以強烈的感受。先生不僅條理各種人像的服飾和姿態，還根據這些特征確定了他們所屬社會階層。那衣飾華麗地箕踞玉石人像，多像一個放蕩不羈的商代貴族，而光頭無發像則又體現了當時罪隸和俘虜的落魄形象。此外，宋先生還結合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人像，對時人服飾的地區性差異進行了分析。 歷史
人們常說，書品見人品，讀這本書，您不僅可以對宋先生最近十幾年的學術軌跡有所了解，更能對他那扎實嚴謹的作風有深刻的感受。總之，《夏商社會生活史》增訂本的出版是學界和廣大讀者的一件幸事，種種優點還需讀者親自體會。
（《夏商社會生活史》增訂本〔上下冊〕，宋鎮豪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版，９８．００元）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385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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