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通覽》的對每個朝代的概括頗為別致：漢朝是“華夏方興”，宋朝是“兩京夢華”，清朝是“冷月清風”，漢朝是興盛的開始。宋朝的文化經濟空前繁盛，軍事上卻總是孱弱不堪一擊，被其他民族排擠的抬不起頭來。如今，我們面對宋朝數量驚人的文化成就，想想它卻始終處于窘迫寡弱、驚弓之鳥的境地，讓人感嘆這看似繁華實際飄渺的夢幻。元朝呢，與宋朝恰恰相反，雄才大略被大量的投入無休止的征服和炫耀武功，而荒疏了一些精神層面的需求，使元朝如同貧血一般，這種社會對于歷史難有深遠的影響。至于清朝，撇開民族間的芥蒂，縱有勵精圖治的皇帝，縱有空前廣闊的疆域，在與西方文明的沖撞中也在無奈的逼近著自己的終點，喧鬧中掩藏著末路的危機，時時映現著落日前的悲壯與蒼涼。于是，在這種比較中，我們發現唐朝不論從它承前啟后的歷史地位還是從它較為完善的社會結構來說，都是封建時代真正的顛峰，都是歷史成熟的產物。唐朝的自由坦蕩，比起魏晉名士癲狂放縱卻虛偽做作的“風度”，它要自然和瀟灑的多。豐腴婦人們不必為“好細腰”的皇帝節食，并且可與男子一同騎馬打球，甚至貴妃有失體統的“爛醉如泥”也成了佳話，還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女皇帝，這在其他任何一個對婦女有著苛刻禁令和病態標準的時代都是少有的。文人們更是“狂妄”。他們有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的“贏得青樓薄幸名”，最了不得的是敢于同權貴叫板：“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有不滿索性掛印就走了，也沒聽說皇帝“龍顏大怒”的。這就是唐朝的人，上至王公仕子，下至布衣百姓，都表現出一種可貴的自由意識和開放觀念，甚至是在張揚自己的個性；他們也常常顯示出一種樂觀和幽默的可愛氣質，所以他們總是比較積極和振奮的。人們的思想狀態和生活方式就折射出了整個社會的文化和氣氛，所以唐朝不像明朝，總彌漫著午門外杖斃尸體腥臭的味道；不像清朝，人們習慣使用謹慎的媚笑和隱諱的筆法；不像宋朝，人們用茍且的偏安麻醉自己，用威嚴的儀仗裝裹枯槁殘軀。唐朝當然也有政治威壓也有特權階層，但相對而言這種政治已經開明到允許人民發出一些自由的聲音，這是可貴的。英國學者威爾斯在他的《世界簡史》中說：“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威爾斯是比較歐洲中世紀與中國盛唐時代的文明差異時，說這番話的。關于唐朝對外國文化的接納還有兩則趣事。一是玄宗把羅馬拜占廷的涼殿，也搬到夏日酷暑難耐的長安。殿內四處積水，水激扇車，雨簾飛灑，座內藏冰，身臨這樣的所處，盛夏猶如涼秋。建涼殿后，京城重臣貴族紛紛效仿，建筑豪華住宅，宅內設“自雨亭子”，檐上飛流四注，宛如盛暑中的涼風秋雨。
更有甚者，為了追求時髦，也出于新鮮好奇的心理，一些長安貴族竟把西域民族的帳篷搭在了城市里。性情豪放浪漫的詩人李白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兩頂藍色帳篷，還在帳篷里接待客人。唐太宗的兒子承乾太子，干脆在皇宮空地上搭建了一座大帳篷，他本人則打扮成突厥可汗的模樣，坐在帳前狼頭下，親手把煮熟的羊羔肉切成片大嚼大吃。連伺候他的奴仆，也都要穿著西域人衣裳。長安婦女的化妝，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她們在眉間貼花鈿，俗稱“花子”，所謂“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在鬢畔畫斜紅；在臉上施胭脂，胭脂原名支，產于河西，是一些色彩艷麗的植物制成的化妝品。匈奴人在河西被漢朝軍隊擊敗，失地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胭脂，痛心疾首地嘆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笔⑻频拈_放也表現在婦女的著裝上。唐朝婦女以豐腴為美，衣著喜歡寬博。喜歡把長裙束在胸前腰下，造成“粉胸半掩疑暗雪”、“長留白雪在胸前”的審美效果。唐朝婦女不拘一格、突出個性的服飾妝扮，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博大和超前，社會經濟的繁榮發達。這既是美化生活的需要，也展現了唐代社會開放的氣度和意氣風發的精神風貌。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婦女在婚姻、社交等社會生活方面的獲得各種自由最多的時代，這種相對開放自由的婦女觀顯示了唐朝盛世統治者的自信開放、務實進取的性格。唐朝的文化顯示無比的自信和海納百川的氣度；因其自信，所以唐朝能夠對外部世界進行全方位的開放。唐代的統治階級和知識分子，思想大都比較開明，對外來文化不是盲目排斥，而是積極學習、鉆研、兼收并蓄，外來文化從來也不曾改變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相反這些外來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中國化了，被用來為中國文化服務�！叭f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保钱敃r士大夫的治學傳統。曾經統治印度的印度佛教在中國流行的結果，是進行了中國化，印度佛教與中國魏晉玄學結合而形成了中國的禪宗。佛教的藝術和思想大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學藝術作品的境界，以致到了“不懂禪不足以論書畫”的地步，中國山水詩畫派的“空靈”的境界，無疑正是禪學思想的貢獻。猶太文化是世界上最難被同化的文化，而且猶太文化曾經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國家依托而能獨立存在的文化，一旦進入中國，卻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唐太宗時期來華經商的猶太人，不但很多人放棄了猶太文化，甚至很多人改姓中國姓，娶妻生子，完全地漢化了。唐朝時期，每年都有數萬波斯人來華經商，并有數萬人長期定居長安，也逐漸漢化。唐朝時期，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不僅表現在對外來文化的同化和包容方面，而且還表現在從來不拒絕吸收外來文化的先進內容的方面。中華民族自信而不自大。玻璃是由公元前12世紀前北非的腓尼基人發明的，南北朝時傳入中國，被視為珍寶，價值連城，然而到了唐朝，中國人就學會了自制玻璃。早在公元五世紀末，中國江南一些地方就掌握了用甘蔗制糖的方法，但是中國人并不拒絕外來的先進經驗。公元647年，印度半島上一小國叫摩揭陀的遣使來唐通好，向唐太宗夸耀其國砂糖色佳味美，太宗大為贊賞，當即派人前去學習。他們歸國后，選用揚州甘蔗為原料進行熬制，結果砂糖的色味都超過了印度。唐代流行的音樂，幾乎全是西域的胡樂，同時，胡舞、胡服風靡一時，連唐玄宗最喜愛的一種樂器——羯鼓，也是胡人發明的，甚至當時就曾有人驚嘆中國胡風之盛。然而中國并沒有被胡化，而是通過吸收、消化、升華，創造了輝煌的大唐文化。唐朝的文化是活的文化，生機勃勃的文化，她從不拒絕吸收任何優秀的東西，從不拒絕改造自己，顯示了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和強大的生命力。然而，當中國歷史進入明朝以后，這種文化逐漸變質了，喪失了包容和吸收任何先進文化的能力，也喪失了自我改造的能力。我們看這樣兩件事：（《中國文化精要》）。清朝初年，一個名叫戴梓的人就發明了早期的機關槍——火器“連珠銃”，一次可填發28發子彈。然而清朝的統治者死抱著“騎射乃滿洲根本”的信條，不僅不采用，還將戴梓充軍關外。1782年，乾隆80壽辰，英王喬治三世派遣特使帶著科學儀器、軍械模型、樂器鐘表等工業產品前來賀壽，要求通商，乾隆詔諭說；“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珍奇異寶，并不貴重�！辈粌H拒人千里，而且更為可悲的是把當時最先進的工業產品視為消遣品，予以鄙薄，其自大和愚蠢的丑態可見一斑。這種以天朝自居，盲目排外，不能接受任何先進東西心態，雖然是清朝膨脹到極點，究其根本，卻是發端于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這種閉關鎖國的政策，和整個民族日益膨脹的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心態如影相隨，形成惡性循環，中國文化也逐漸變成了僵死的文化，中國也逐漸開始了落后的命運。唐太宗“天可汗”的氣概，不是“莫非王土”的霸道狂妄，也不是“天朝上國”的自欺欺人，是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而這種胸懷也是多數唐朝人所具有的。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唐朝的對外交往發展到了一個極高的層次，萬國來朝，德化遠播。這應該得益于一種自信的文化心態，凡是閉塞而拒絕外來文化浸染或融合的文化，都是缺陷很大而本能的自卑的。而唐朝并不排斥外來的多元文化并且積極從中吸收有利的因素充實自己的文化，極大的提高的自身文化的質量，他們的這種寬容同時也帶來了朋友，并將這種日益強大的文化推向其他的地方，今天唐文化仍是亞洲許多地區的主流文化。盛唐，偉大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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