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低等級洋雇員薪水約“副廳級”五品官十倍
１８８４年６月１８日《申報》宣布了《稅務司德璀琳稟總理衙門請開鐵路條陳》一文，活躍鼓動清政府造鐵路。文廷式在《知過軒漫筆》中寫道：李鴻章欲設銀行，閻敬銘亦較為然，惟不欲用洋人。李鴻章云：“若不必洋人，人卻不信你戶部。”可見，在其時，連李鴻章這樣有見識的高官都以為辦銀行一定不能少外國人。再如１９０９年新疆布政使王樹?聘任比利時人畢德生在新疆創設郵政郵局等等，晚清一切的先進工商業領域無疑都少不了洋人的影子。 歷史
晚清交際：本國官員怕擔責，外人樂做“領頭羊”
為何晚清常用外國人代表中國辦交際事宜？緣由無外乎兩大方面：一是客觀緣由，清朝官員不明白近代交際規矩，使得商洽無法順利進行，只好借助洋人；二是主觀緣由，清朝大臣們都把與洋人打交道看作苦差事、累差事，一不小心，吃不了兜著走，一個字“怕”。
１８７５年錄用的出使英國欽差大臣郭嵩燾，開端的任務是為“馬嘉理案件”向英國抱歉。郭嵩燾開端也以年老多病不想去，慈禧太后親身召見，他這才牽強承受。同年８月，清廷正式加授他為出使英國大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出國后，郭嵩燾在日記和陳述中對西方有些必定的描述，遭到了國內保存官員的群起進犯。乃至還有人揭發郭嵩燾“崇洋媚外”、“有失國體”，有“私通洋人之嫌”，最終任期未滿就被清政府召回，他的《使西紀程》一書也被制止發行并毀版。有此先例，故晚清官員關于洋差事，常常是推之只怕不及。所以，晚清政治最愛用的所謂“以夷制夷”策略就順理成章地用到了交際上，許多外國“替代品”應運而生，最有名的是蒲安臣。
�。保福叮改辏苍鲁鲈L的蒲安臣使團是清朝歷史上向海外差遣的第一個擔負交際任務的正式交際使團，擔任人卻是個外國人——剛卸任的美國公使蒲安臣，被頒發“處理中交際涉業務大臣”的頭銜。為了保護體面，使團成員包括清政府總理衙門的兩名章京，為了平衡列強聯系，錄用了兩位副團長，一個是英國人柏卓安，一個是法國人德善。使團在歷時兩年八個月的出訪中，訪問了歐美１１個國家，領導權徹底把握在蒲安臣手里，他四處包辦交涉、商洽事宜，乃至私行與外國締約，而中國使臣成了裝點品和參觀客。
其實在蒲安臣使團之前，還有個斌椿使團。１８６６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要回英國成婚，總理衙門派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與其子廣英以及鳳儀、德明、彥慧等３名同文館學生，隨赫德赴歐洲參觀游歷，這是晚清中國官員走出國門、游歷海外的首次測驗。使團人員在英、法、荷、德等９國游歷了７個月，所寫的游記《乘槎筆記》《帆海述奇》等，記錄了晚清官員對歐洲開端的見聞，實際上是赫德借著回家成婚的時機帶著他們到歐洲幾個國家“公費旅游”了一次。
晚清歷史上，英國人赫德極其風景，除了長期擔任海關總稅務司，還曾多次“是中國和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國嚴重商洽的交際代表”。
�。保福梗茨辏旖蚝ｊP的德國稅務司璀琳為李鴻章所看中，被清廷差遣出使日本商談中日甲午戰爭停戰條件。光緒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正月，美國交際大臣福世德也受清政府聘請，與侍郎張蔭桓等共赴日本商訂停戰合約�？上攵鋾r的滿清政府賦予洋人多大的交際權利，把國家存亡都押在了外國人身上。
洋員的待遇適當優厚
晚清乃多事之秋，正逢用人之際，于洋員的政治待遇分外優厚。比如華爾、戈登、德克碑、漢納根，在本國戎行中他們都是微乎其微的下級軍官，一被清政府聘任后，當即破格提拔為高檔軍官，這在其時是普遍現象。再如赫德這個２８歲的外國青年，卻掌控了晚清的重要經濟命脈。赫德２９歲被頒發按察使銜（正三品，適當于副省級），４６歲被頒發頭品頂戴，１９１１年９月病故，清政府追封他為太子太保。他是有清一代官爵最寵愛的外國人。
一起，洋雇員是肯定的金領。在清人所編的《普天忠憤集》卷七中記載：“當世每聞‘洋人’二字，則目為智巧，月俸多至七八百金，少則二三百金。”以其時五品京官（適當于副廳級）為例，俸祿１年８０兩銀子，支米８０斛，加上恩俸，一共不及２００兩，而一個最低等級的洋雇員的薪水也是他的１０多倍，這讓本國官員仰慕不已。
截止１８７４年，福州船政局每月的運營費用在５萬兩到８萬兩之間，其間就包括了幾十名法國雇員的薪水１。２萬兩白銀，歸于其間最大的開支項目，而其他２０００名中國工人的工資總額約為１萬兩白銀，１５０名中方管理人員的總薪水額為１２００兩。（《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外懸殊如此之大，也難怪老外都情愿來中國打工。
晚清洋雇員薪水拿得最高的是中方短期雇員美國交際大臣福世德，一場商洽完畢，《馬關條約》簽定后，清政府“給美員福世德報酬十五萬圓。”（《東方兵事紀略》）
清朝上下關于洋員的情緒 歷史
１８６０年，西方戎行的火力以及英法戎行協同清軍護衛上海的景象給清朝當權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乃至以為，只需有幾艘像英軍那樣的炮艦，一會兒就可以拿下太平天國的天京。皇室成員中最“洋化”的恭親王還設想借用外國軍事力量來平息國內起義的烽火，但曾國藩等當地大員竭力對立。
其時，一批長期流亡上海的江蘇社會名流關于清軍殲滅太平軍缺少決心，他們說服江蘇巡撫薛煥和上海道臺吳煦向皇帝投遞了“借”洋人戎行助剿的請愿書，而擔任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卻對雇傭洋人戎行心存警戒，他的觀念是利用西方的方法而不是非得雇傭外國戎行，比如他很擁護興辦中國的兵工廠來制作西式武器彈藥。在是不是雇傭洋員問題上，李鴻章則把曾國藩信譽和放棄的兩方面都靈敏采用了，明顯，他比他的教師更講究實用，更務實。
據李伯元的《南亭筆記》卷十六記載：張之洞的部屬有時一天都難見到他，而關于洋雇員則恰好相反。外國人跟張之洞相約３點鐘碰頭，他兩點半就在餐廳等待，即使很疲倦也硬撐著，對待外國人可謂誠意十足。
“何人能屆橫流決，今天真憐大廈傾”。文廷式在１９００年發出了如此慨嘆。盡管清朝上下搞了洋務，也雇用了眾多外國人，但清朝這個巨大的軀體已腐爛不堪，回天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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