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1472～1528)明代思想家。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一度隱居紹興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弘治時進士。正德初年因反對宦官劉瑾，曾被貶謫貴州作過4年驛丞。劉瑾伏誅后，由任廬陵知縣相繼升遷，以鎮壓農民起義和平定“宸濠之亂”（明武宗時寧王宸濠的反叛）“有功”，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于嘉靖七年,謚文成。有《王陽明全集》（或稱《王文成公全書》）行世。在學術上發展主觀唯心主義的理學，和南宋陸九淵合稱陸王學派，與程（程顥、程頤）朱(熹)學派（見朱熹相并立。曾被明統治者譽為“學達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他的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一樣，一切以挽救明代中后期社會危機、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秩序為依歸。集中表現在以“存天理，滅人欲”的原則為指導，要求“行法以振威”，把鎮壓的矛頭主要指向起義人民，同時強調要以體現為封建禮義的“良知”治心，德刑并用，寬猛兼施，做到既“破山中賊”，又“破心中賊”。主張明“賞罰”以提高統治效力，行德治禮教以預防“犯罪”他認為：賞罰乃“國之大典”，應當受到充分重視和正確地加以使用。而當時“盜賊”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撫”太濫,“招撫”太濫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沒有很好地實行賞罰，以至于“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象這樣法令不明，賞罰不信，即使有百萬的兵力，也是沒有用處的。他還主張“賞不逾時，罰不后事”，認為過時的獎賞，等于沒有獎賞，過時的懲罰，等于沒有懲罰，都起不到勸善懲惡的作用。這些主張的目的,集中到一點,就是要提高統治效率，以“破山中賊”。他還主張行德治教化以緩和階級矛盾，減少犯上作亂。他說：“民窮必有盜賊”，認為老百姓已經貧困不堪，還要沒有休止地征斂，就等于驅使他們去作盜賊。因而有必要“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征，節用省費”，對災民實行“賑濟”、“免租”，使他們“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所以，他反對“蔑道德而專法令”，主張在鎮壓人民起義之后，立即“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以求得久安長治。他教導下級官吏說，作縣官的如果能竭盡自己的心力和聰明才智，誠心“愛民”，貫徹“撫緝教養”的方針，即使是蠻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產生“盜賊強梁”的地方，也是可以變為“禮義冠裳”的所在。他強調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點，即在于使用軟的一手，以“破心中賊”。但這軟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強調刑罰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軍法，毋容縱盜，益長刁頑”。
強調執法要“情法交申”，區別對待他反對“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例如處理“宸濠之亂”的反叛人員時，主張只對主犯處以極刑，至于各“從逆”的人犯，則認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于輕,處斬似傷于重”，不如“俯順輿情”,判處永遠充軍,使“情法得以兩盡”，“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在另外一個“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對于脅從“作亂”的人，免于追究，“俱準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這樣作既使得“□諛知警，國憲可明”，也顯示了朝廷的“仁慈”。這正是他的“綏柔流賊”策略在法律上的具體運用。此外，他還主張適用法律要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在“地里遙遠，政教不及”的邊遠地區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況下，一切“詞訟差徭錢糧學�！钡仁聞�，都可以從當時當地的實際出發，作權宜的處置：“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眾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則下，他已注意到運用法律的靈活性問題。要求重視“綱紀”，整肅執法之吏，杜絕“法外之誅”他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對那些寅緣竊踞官職的豪門勢家子弟的不法行為，如居心刻薄，“騷擾道路，仗勢而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戍之怨”的情況,要大力加以整肅,特別是對“戾于法”的執法之吏，應當嚴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審判中，“刑曹典司獄訟”，事情“繁劇難為”。他們往往受到權貴的拂抑和牽制，以至使得依法斷獄之詞，“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懸，而機已發于陷阱”。在這種情況下，要使他們“不撓于理法，不罹于禍敗”是很難的。這就尤其要從整肅吏治、嚴明賞罰入手，消除執行法律的阻礙。他還力主加強監獄管理，杜絕“法外之誅”，指出京師的“提牢廳”，是“天下之獄皆在焉”的重地，負責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對待，特別對于“桎梏之緩急，扃鑰之啟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甚至于微賤到“箕帚刀錐”、“滌垢除下”的事，無不應當認真注意，以“身親之”。這樣才能既防止“變故不測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輕棄之于死地”。他還強調,獄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還有促使他們再犯的監管不當的原因。所以只有監獄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誅”，才能避免“弊興害作”。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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