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的祖先，古稱肅慎、挹婁、勿吉、??、女真，主要分布在祖國的東北地區。明朝時，女真分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沿岸；建州女真原居住在牡丹江和綏芬河流域，后來幾經遷徙，才移至今遼寧新賓一帶；野人女真世代居住在從伯力到廟街的黑龍江兩岸。
元朝被明推翻后，明政府肅清了元在東北的殘余勢力，設置了地方政權機關??“遼東都指揮使司”和“奴兒干都指揮使司”。遼東都司的治所在遼陽。奴兒干都司的治所在黑龍江下游東岸的特林地方，即元代的征東元帥府故址。這兩個都司，分別在其管轄的地界內，行使明朝政府的職權，管理其統治下的各族人民。
清乾隆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三，稱明初疆域僅“東盡於開原、鐵嶺、遼、沈、海、蓋，其東北之境……明人曾未涉其境�！边@種說法，乃滿洲貴族諱言其祖先與明服屬關系，故意制造煙幕，是不符合事實的。
明永樂七年（1409年），明政府派遣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僉事等官，由欽差內官亦失哈率同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后不久，亦失哈還在該都司治所特林地方江邊山上，修建了一座永寧寺（永樂十一年修，后被毀，宣德八年重修），并先后兩次立碑記載奴兒干都司和修建永寧寺的經過。這兩塊石碑就是的見證。它有力地告訴人們，明初的東北疆域實際已到達什么地方。
歷史記載，早在明以前，就有大批漢人??貧苦的農民、各種手工匠，還有一些逃避戰亂、尋找世外桃源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如東漢末年的管寧、邴原、三國時的太史慈、以及晉朝時的高瞻等，先后來到東北。他們把關內的先進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和經驗，以及高度的封建文化，帶給生活在這里的各兄弟民族，這對當時尚處于較低社會階段的滿族來說，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據明正統八年（1443年）四月錦衣衛指揮僉事吳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見女真野人家多人（指漢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為虜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竄者。……”[1]又據《遼東志》卷七《藝文?盧瓊〈東戍見聞錄〉》描述建州女真部的社會狀況，說：“樂住種，善緝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指漢人）。”從上述兩段記載可以看出，不論是海西女真部，還是建州女真部，都有不少漢族農民在那里耕作。
朝鮮成宗六年（1475年）七月癸丑《朝鮮實錄》講，建州女真使用的箭鏃，“昔皆用骨，今則皆以鐵為之�！辫F的來源系建州女真人用貂皮向朝鮮人交換得來。成宗十四年（1483年）十月庚午《朝鮮實錄》又講，這時建州女真的甲胄，也“以鐵為之”，問其“鐵產于何地”？答曰：“產于火刺溫地面�！庇謫枴坝幸惫ず酢保看鹪唬骸岸嘤兄��！盵2]如上所述，過去箭鏃用骨制，后來用鐵制；原來鐵的來源靠向外交換，以后能自己生產；起初只能用鐵制箭鏃，繼而還能用鐵制甲胄，而且冶工很多。這些事實，反映了建州女真部的一定鐵冶水平。盡管記載中沒有說明這些冶工是否為漢人，但不難推測，既然女真各部家中有不少漢族農民，那么，這些冶工中很可能有一些就是漢族農民。
據《遼東志》卷六《人物》載，管寧來遼東，“避亂者皆來就之，旬日成邑。”高瞻來遼東時，率領了“數千家”。這種記載當然有夸大成分，而且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所傳播的肯定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化，接受這種文化影響的也只能是女真各部極少數上層人物；但是，不管怎樣，通過這些人，總算把當時比較先進的文化，帶到了這塊比較后進的地區。
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隔海相望，距離不遠。從山東登州（今蓬萊縣）、萊州（今掖縣）坐船，若遇順風，一晝夜即可抵達遼東旅順口。遼東地方，棉花、布匹，取給于山東；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四衛的居民，亦各有船往來登、遼，貿易度活。[3]明政府先后在開原、廣寧、撫順等地，開設馬市。通過開市交易，漢人把鏵子、鐵鍋、米、布、絹、緞、襖子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賣給滿人，滿人則把馬、牛、羊等牲畜和貂皮、人參、松子、木耳、蜂蜜、獸皮等土特產賣給漢人，彼此互通有無，各自滿足需要。尤其是撫順、清河、寬甸、?陽四處關口，自開為互市場后，漢族和建州女真族在經濟上的聯系更加密切，滿族社會也比以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4]
十四世紀末、十五世紀初，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領猛哥帖木兒興起。永樂時，他曾隨同建州衛都指揮使李顯忠來京師朝貢，受到優渥的接待。明政府封他為建州左衛指揮使，后升為都督僉事，最后升為右都督。[5]猛哥帖木兒在清史上稱“都督孟特穆”，被尊為“肇祖”；建立清朝的愛新覺羅家族就是他的后裔。
猛哥帖木兒升右都督不久，就被另一支女真人殺害。他死后，他的兒子董山（一作“童山”、“充善”）和他的異父同母弟凡察為爭奪建州左衛的衛印，長期相持不讓，明政府為解決矛盾，于是分建州左衛設建州右衛。[6]升董山為都督同知，掌管左衛；升凡察為都督同知，掌管右衛。
此后，經過一百多年的變遷，到猛哥帖木兒的六世孫努爾哈赤時，建州女真部日益強盛起來。關于努爾哈赤的先祖世系，明史書與清史書有不一致之處。據清史書上記載，自孟特穆往下傳：第一代為充善（明作“董山”、“童山”），第二代為錫寶齊篇古，第三代為都督福滿（清尊為“興祖”），第四代為覺昌安（明作“教場”、“叫場”，清尊為“景祖”），第五代為塔克世（明作“他失”、“塔失”，清尊為“顯祖”），第六代為努爾哈齊（即努爾哈赤，清尊為“太祖”）。明史書上記載清太祖先人世系，與此稍有歧異：第二代之錫寶齊篇古和第三代之福滿，在明史書中找不到字音與之相對應的人名。特別是第三代，明史書敘述斷線，脈絡不明，如由努爾哈赤往上數，父親他失，祖父教場，均與清史記載相同，但再往上數，教場之父是誰？即第三代是誰？不清楚。此處所說之“六世孫”，系依清史記載。
努爾哈赤十五、六歲那年，他的父親、祖父，都被明邊將李成梁所殺，他本人則被李成梁收留帳下撫養。有關努爾哈赤父、祖被殺事，這里有必要作一些史實上的交代：
據《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傳》，謂建州都指揮王杲誘殺備御裴承祖，萬歷二年十月復大舉入犯，李成梁設伏大敗之。王杲走南關（明稱海西女真哈達部為“南關”），哈達都督王臺執以獻，王杲被殺。王杲死，其子阿臺要報父仇，數次興兵，亦為李成梁所敗，被射死。杲部遂滅�！秱鳌分袛⑹隽送蹶�、阿臺父子被滅的經過，但是沒有提到努爾哈赤的父親他失和祖父教場。
又《姚宮詹文集》卷之一《建夷授官始末》（見《明經世文編》卷五○一）：“王杲誘殺備御裴承祖，犯清河、撫順，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發兵剿之，殺其子阿臺等。杲走匿王臺所，臺執杲使其子虎兒哈送詣軍前，將吏獻俘論賞�！巳f歷二年冬也。當王杲之敗走也，成梁等以市夷頭目叫場等為質，遣其屬物色杲，乃從王臺寨中得之。已又殺叫場及其子他失。叫場、他失者，奴（努）爾哈赤之祖若父也。時奴（努）爾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馬足請死，成梁憐之不殺，留帳下卵翼如養子。”這段文字明白地記載了李成梁殺教場、他失及努爾哈赤乞哀的事，補充了《明史?李成梁傳》的不足之處。其中所述與《明史》不同之處是：阿臺先于其父王杲被殺，當然談不上為其父報仇的事。
又《熊經略集》卷之一《答友人》（《明經世文編》卷四八○）：“自寧遠（李成梁曾封寧遠伯）為險山參將以至總兵，誘此間彼，誘彼間此，專以掩殺為事。諸部或絕或散。而是時，奴酋之祖曰教場，父曰他失。他失者，阿臺婿也。其襲阿臺也，寧遠實使誘之。已而城下，并殺其父、祖。而奴酋請死，寧遠顧思各家‘敕書’無所屬，悉以與奴酋，且請為龍虎將軍以寵之。于是奴酋得以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遺民，歸于一統，而建州之勢合矣。”這段記載告訴我們，教場、他失和王杲、阿臺有親戚關系，所以李成梁才叫他失、教場去誘降，搞里應外合；等到事情成功后，李成梁又反過來殺掉了他失和教場�！睹魇�?李成梁傳》之所以不提他失、教場兩人之名，無非是清修《明史》時執筆者替清統治者掩蓋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他失、教場之被殺，是李成梁玩弄“誘此間彼，誘彼間此”的一貫手法，是有計劃的，絕不像有些史書所說，他們是在亂兵之中被誤殺的。
努爾哈赤受漢族文化影響較深，對明軍將官的強弱和邊防的虛實了解比較清楚。萬歷十六年(1588)，他統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次年，明朝政府封他為都督僉事；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又加封他為龍虎將軍。
女真各部首領，一向接受明政府的官職，服從約束和調遣。明政府分別發給各部“敕書”，諸部首領每年按期率領部屬持敕書由指定關口，進京朝貢。這已成為定制。其制如下：
女真各部進京朝貢，除野人女真因離京師太遠，未作硬性規定外，對海西、建州女真則有嚴格規定。明政府發給海西女真敕書一千道，發給建州女真敕書五百道，每年入貢京師一次。入貢人數，海西限定一千人，建州限定五百人（即一人持一敕書）；以十月初驗放入關，十二月終止。海西以開原城東南六十里之廣順關為出入之關口，建州以撫順所東三十里之撫順關為出入之關口（撫順未開關前，驗入關口與海西同）。如當年十月未能趕到，至次年正月以后到者，須經邊臣奏請得旨，方準驗放。[7]
當努爾哈赤力量還不夠強大時，對明政府的態度還算恭順；但等到他“地大兵強，畜繁馬壯”，手下有精兵“三萬有奇”的時候，態度就變了，數年不貢，或逾期補貢的事，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了。[8]
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遼寧新賓）地區建立國家，即大汗位，國名“大金”（又稱“后金”），年號“天命”，以這年為天命元年。從這時起，金和明就成了不容并存的兩個對立政權，爆發了一連串的戰爭。
萬歷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借口報父、祖被殺之仇，以“七大恨”告天誓師，興兵攻明。所謂“七大恨”，各書所記頗有出入，今以金梁輯《滿洲秘檔》（原名《滿洲老檔秘錄》）中《太宗與袁崇煥書》所記，錄如下：“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天以我為是，以彼為非，彼時爾明并未援我；后哈達復來侵我，爾明又未曾助我；己亥年，我兵伐哈達，天以哈達畀我，爾明乃庇護哈達，逼我復還其人民；我既釋還哈達之人民，復為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乃于我國則不救援，于哈達則援之，于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明雖屢啟釁，即至害我二祖，我猶欲修好，故于戊申年勒碑界邊，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圉，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境者，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后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域，我遵前誓殺之，爾乃謂我擅殺，縲系我使臣綱古里、方吉納，又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爾以兵衛助葉赫，使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之廬舍，擾我人民之耕耨，不令收獲；且移置界碑于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參、貂皮、五谷、財用皆產焉，我人賴此以為生活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你國聽信葉赫之讒言，遣使以書來，種種惡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可勝數！陵逼已甚，用是興師。……”
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以楊鎬為遼東經略，調集各地兵八萬八千余人，分兵四路，打算一舉消滅后金。努爾哈赤偵知明軍進兵，決定采取各個擊破辦法，沉著應戰。他先集中兵力設伏于撫順東南之薩爾滸山，擊破西路明軍；隨即分兵擊破北路明軍；然后急回師興京（即赫圖阿拉），迎擊前來搗后的東南路明軍。明軍三路兵敗，惟南路李如柏軍因早聞西、北兩路敗訊，未敢冒進，惶急撤退，得以保全。這就是金、明之間有名的薩爾滸戰役。通過這次戰役，努爾哈赤乘勝攻取了開原和鐵嶺。從此，后金在東北的勢力大大的鞏固，明在東北的統治力量大大的動搖。努爾哈赤的兵力“已近十萬”。[9]明對后金不得不被迫處于守勢地位。
為了挽回了遼東敗局影響，明政府將楊鎬逮捕下獄治罪，改命熊廷弼為經略，在軍事上重新布署。熊廷弼到任一年多，被其他官僚排擠去。繼任者袁應泰不善用兵，防務松弛。努爾哈赤先后進攻沈陽、遼陽，二城均在蒙古降兵內應下失守，袁應泰兵敗自殺死。遼河以東大小數十余城盡為后金所有。后金從興京遷都遼陽，繼而又遷都沈陽。
沈、遼兵敗，明朝廷極為震驚。熊廷弼再次被起用為經略，王化貞被任命為巡撫，前往遼東，收拾殘局。熊廷弼主守，提出了明確具體的防衛計劃；王化貞大言主戰，軍事上卻無所準備。經略、巡撫不和，明軍力量自行削弱。
明天啟二年（1622年），金天命七年，努爾哈赤率兵渡遼河，王化貞棄廣寧（今遼寧北鎮）而逃，廣寧守軍十三萬，一觸盡潰；熊廷弼駐軍右屯，距廣寧四十里，只有士兵五千，無法救廣寧。熊廷弼率領五千人在大陵河與王化貞敗軍會合，一同退入山海關。
廣寧兵敗的消息傳到北京，加劇了明統治集團內部的爭吵。這時，正當宦官集團當政。魏忠賢要報楊漣疏劾“二十四大罪狀”之仇，想借廣寧兵敗、失陷封疆為題目，將東林黨人一網打盡。熊廷弼為宦黨所攻，被殺，傳首“九邊”。[10]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等人，被誣以受熊廷弼賄，下詔獄，拷掠至死。
天啟六年（1626年），努爾哈赤率兵進攻寧遠城（今遼寧興城），遇到寧遠守將袁崇煥的堅強抵抗。努爾哈赤受重傷，死去。他的兒子皇太極繼承汗位，以明年為“天聰”元年。從天聰元年（1627年）起，建州女真改稱“滿洲”，不再使用“建州女真”這個名稱了。
“天啟”只有七年。天啟皇帝死后，崇禎皇帝即位。這時，陜、甘地區農民起義已經爆發。明政府感到東、西兩面同時用后，力量不足，為了先平息內亂，在崇禎皇帝默許下，兵部授意袁崇煥暗中與金接觸，試探和議。崇禎二年（1629年），金天聰三年，袁崇煥與皇太極之間暗中進行的和議談判破裂�；侍珮O致書明大臣，把“不肯息兵”的責任全推給明。[11]接著，金兵大舉攻明：冬十月戊寅（二十七日），攻入大安口，破遵化、三屯營，越薊州（今河北薊縣）而西，十一月十九日（1630年1月2日）直迫北京廣渠門外。[12]袁崇煥千里赴救，以九千騎由聞道入援京師，結營廣渠門外，與金兵鏖戰�；侍珮O環閱北京城，命投降太監某某入城勸降。后金行使反間計，散布流言，說金與袁崇煥之間有密約，袁引金兵入內，將脅迫明朝皇帝為城下之盟。崇禎皇帝朱由檢中計，將袁崇煥逮捕刑訊，以謀叛罪論死，活剮于市。[13]。
后金統治者為進一步對明作戰，用武力壓服了蒙古，撤除了明的屏藩；另外，加緊整頓內部，強化專制統治。皇太極下令仿照明朝的封建制度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具有內閣形式的“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并命令滿、漢、蒙官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均須學習漢文書籍，不許姑息容隱，否則其父兄不許披甲隨征[14]；隨后，宣布在沈陽開科取士。金統治者還采用各種辦法大量招降漢族官僚和知識分子。
明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在沈陽稱皇帝，改國號為“清”，改年號為“崇德”。上皇帝尊號時，特意以滿、蒙、漢官的代表分別捧著滿、蒙、漢文表章勸進，表示清的皇帝是受各族擁戴的共主，借以加強其覆滅明朝、取而代之的政治號召力量。
以后，清兵不斷大舉深入明內地，俘虜大量人口，給明統治地區造成了極大危害。例如：清崇德元年（1636年），阿濟格率清兵越獨石口，入居庸關，過昌平，逼北京，過保定，共俘虜人畜十九萬五千零五十[15]；崇德三年（1638年），多爾袞、岳?分兵兩路，深入明直隸、河南、山東等地方州縣，俘獲人口二十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一說“俘獲人口二十萬四千四百二十有三”）[16]；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領兵進入長城內，“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17]
戰爭，就其本質來說，是某一階級某一政治集團以暴力手段施行的政治的繼續。一切戰爭，都是與產生這一戰爭的政治制度不可分的。沒有超階級的政治，也沒有不含有政治目的的戰爭。既然如此，那么，明與金（清）之間一系列的戰爭，是在怎樣的政治條件和條件下展開的？它與明末農民大起義又有甚么關系？
告訴我們，金建立之前，建州女真尚處于奴隸社會的歷史階段；金建立之后，努爾哈赤時期，女真族的奴隸制度有了顯著的發展。金改國號為清后，皇太極時期，滿族已進入封建社會的上升階段。[18]而這個時候的明朝，已走向封建社會的后期階段。金（清）和明相比，要富有生氣得多；金（清）統治者也不像明統治者那樣暮氣沉沉、昏庸腐朽。但是，這兩個政權，不論是金（清）也罷，還是明也罷，都是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專政機器。明與金（清）的矛盾和戰爭，只是由于滿、漢兩族統治階級之間的利害沖突而引起，并非兩族人民之間的矛盾和戰爭。
明政府處理國內兄弟民族關系的民族政策，是十分錯誤的，是最初造成滿、漢統治集團之間紛爭不已的一個重要原因。自始至終，明政府對待建州女真的政策是：
以利祿作為籠絡手段，分別授給女真各部頭目以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官職；并開關設市，許其“朝貢”貿易。這樣，就使得女真各部首領在經濟上有利可圖，而又不得不依賴明朝；在政治上向明表示臣服，回頭又憑借明的勢力奴役、剝削本族人民。明統治者通過這些辦法，“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貢而不相糾合”，[19]從而達到所謂的“分其部落以弱之，別其種類以間之，使之人自為雄，而不使之勢統于一”[20]的可鄙目的。在這種政策思想指導下，明朝皇室貪婪地向女真各部榨取大量貂、猞猁猻等珍貴皮毛和馬匹；甚至還經常派遣內官率領龐大的采捕軍，直接到女真族人民居住地區，捕捉海東青[21]、土豹（即猞猁猻）等猛禽、珍獸，供宮廷玩樂、享用，因而激起女真族人民普遍仇恨。明朝的官吏、商人，也常假借互市為名，欺壓女真人，對他們敲榨勒索，巧取豪奪。御史熊廷弼，巡按遼東，禁絕建州女真互市，使他們準備出售與明的特產??人參，兩年內腐爛達十余萬斤。巡按都御史郭光復派遣遼陽材官蕭伯芝，責問努爾哈赤為何不向明廷進貢蜂蜜；蕭伯芝冒充天使，蟒衣玉帶，裝腔作勢，態度傲慢，使得努爾哈赤恨之入骨。以上事例，不成問題，曲均在明。女真統治者就往往借此為理由來作為發動戰爭的口實。
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面，還有問題的另一面。造成明與金（清）關系緊張的原因，明統治者有責任，女真統治者也有責任。尤其是后金的力量強大后更是如此。事情絕不完全像努爾哈赤所說，由于明對女真“苦害侵凌，千態莫狀”，[22]金才以“七大恨”告天攻明。這里僅舉一例，即可揭穿其謊言。努爾哈赤興兵不久，明統治者派人殺死了一些后金的農民，努爾哈赤立即采取了報復行動，派兵到會安堡也殺死一些明的農民，并致書明官說：“爾大國乃行盜竊，殺死我農夫一百，吾殺汝農夫一千�！盵23]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努爾哈赤此刻的態度是相當強橫的。所謂“七大恨”，說穿了，只不過是女真貴族發動戰爭所散布的煙幕而已。其實，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早就對明存有覬覦之心。把族名“建州女真”改稱“滿洲”，國名“金”改稱為“清”，實際就已經公開暴露了女真貴族興師打仗的真正意圖。
女真貴族之所以要改族名“建州女真”為“滿洲”，其理由如下：
從消極方面講，“建州”為明設置之衛所名稱，“女真”為一種族名稱；皇太極統治時期，在其統治地區內，不僅有女真人，而且還有蒙古人、漢人、朝鮮人，若仍繼續使用“建州女真”一名，一則怕“女真”二字會引起漢人對歷史上宋、金對峙關系的痛苦回憶，再則怕“建州”二字會引起蒙古人、朝鮮人對金、明臣屬關系的聯想而產生輕視心理，故在女真貴族看來，非改族名不可。另外，從積極方面講，“滿洲”，系“曼殊”、“文殊”、“滿珠”之音轉�！奥狻保瑵h語為“妙吉祥”的意思，是當時西藏、蒙古、女真、朝鮮等族人民都很熟悉的一種尊號，改“建州女真”為“滿洲”，顯然可以看出，這是女真貴族為了爭奪天下、加強和各族的關系從政治上來考慮而采取的一項措施。
女真貴族之所以要改國名“金”為“清”，其理由如下：
從消極方面講，與改族名之消極用意相同，數百年前，宋、金對立的歷史，猶在漢人記憶中，改“金”為“清”，可以緩和其統治區內漢人思想上的對立情緒。另外，從積極方面講，“金”是襲用前代稱號，不合開國氣象。再者，“金”國名稱之由來，乃起源于古地名金源，帶有偏于一隅的地方色彩，若作為一個代表全國性政權的國號而言，顯然很不合適�！敖稹�、“清”二字讀音相近，改“金”為“清”，容易使其統治區內人民接受，而且“清”字含有“廓清”、“掃清”之意義，此點正好符合女真貴族興兵滅明、統一天下的思想。[24]
當明與金（清）的關系發展到作為兩個政權對立的階段時，其矛盾的性質業已改變，已不再是中央政府對待地方政策當與不當的問題，而是兩個對立的政權誰消滅誰的問題；不論是明，還是金（清），都各自代表少數統治者的利益，都不能代表廣大人民，因此這兩個政權的斗爭，是非曲直難以用一般標準衡量，通常是：勝者為是，敗者為非；勝者一切有理，敗者全盤皆錯。
金（清）為了對明作戰，對其統治下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據《朝鮮仁祖實錄》卷四十一講，當時遼陽、沈陽地區的農民，“一年所收之谷，盡入于八高山（八旗）之家，貧不能自食�！庇謸跏稀稏|華錄》“天聰”卷一及《清太宗實錄》卷二十八講，知在金（清）統治下，人民逃亡的事經常發生，僅在清崇德元年（1636年）一年里，在通往明和朝鮮的幾個河口關隘上，就截住了逃亡者一千多人，其未被截獲者當然還不少。
當女真貴族更改族名、國名的時候，在明統治區內，正是農民革命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明統治者一方面要對金（清）作戰，一方面要全力鎮壓農民軍，在軍費開支上，有對金（清）作戰的所謂“遼餉”、以及鎮壓農民軍的所謂“剿餉”和“練餉”，“三餉”的加派，使勞動人民苦不堪言。一度，明與女真貴族之間曾有過暗中勾結、密謀和議之事。天啟時，袁崇煥和皇太極曾有信使往來，秘密議和。崇禎時，朱由檢指示兵部尚書陳新甲和清貴族暗中接洽，進行和談，“手詔往返者數十”，后因密謀泄露，引起朝臣議論，反殺陳新甲以掩飾。[25]
在金（清）統治者和農民軍兩面夾攻之下，明統治者深感招架困難，力不從心，處境十分狼狽。一位曾經目睹明末局勢變化的學者??夏允彝在他所著《幸存錄》一書中這樣說：明政府兵力，每每分散以御農民軍；農民戰爭緊急，則調邊兵征剿農民軍；清軍緊急，又撤征剿農民軍之兵以御清軍。終至清軍、農民軍、官軍三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26]
起初，明統治集團在面對清軍和農民軍兩大勢力威逼之下，曾對當前形勢作過輕重緩急的分析，主張先專心剿滅農民軍，然后再養全力以制清。兵部為此上奏皇帝，疏陳方策，說：“一曰‘滅奴’（指對付清統治者，下同），先‘滅寇’（指對付農民軍，下同）。逆奴負固，義在必討。但以寇較之，奴尚隔藩籬，寇直逼堂奧矣。奴猶疥癬之疾，寇則膏肓之祟矣�！家詾榭芊堑扔谂�，寇禍更速于奴。為今之計，心專心剪寇，而后養全力以制奴。……”[27]如上所說，不難看出，不管明軍與金（清）八騎兵之間斗爭如何激烈，實際上戰爭并沒有在滿、漢整個民族之間進行，而只是在漢族統治者與在政治上被排擠的滿族統治者之間進行。
明末農民起義，是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錯綜復雜的情況下進行的。當金（清）統治者在山海關外節節取得勝利之時，也正是山海關內農民革命如疾風暴雨迅速發展之時。金（清）對明的戰爭，牽制了明軍一部分主力，耗損了明統治者一部分財力、物力，客觀上有利于農民軍的發展；反過來，農民軍在關內一次一次給明統治者沉重打擊，客觀上也為金（清）的發展帶來了可趁之機。清入關之前，雖然沒有直接和農民軍發生沖突，但潛在的矛盾仍然存在；一旦兩軍在山海關前相遇，滿洲貴族所暴露出來的猙獰面孔和殘酷手段，與明統治者相比，絲毫沒有甚么兩樣。
注釋：
[1]見孟森《明元清系通紀》正編卷五、第三十九頁。
[2]以上所引，見《明元清系通紀》正編卷十、第二十九頁，及卷十一、第四十九頁。
[3]《遼東志》卷七，《藝文?翰林院修撰龔用卿、戶科給事中吳希孟會陳邊務疏》。
[4]《滿洲實錄》卷二；“撫順、清河、寬甸、?陽四處關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賈，因此滿洲民殷國富。”
[5]《明史》卷九十《兵志二》謂建州右衛設于永樂十年（1412年），但“建州左衛”這個名稱開始見于《明實錄》則在永樂十四年（1416年）二月壬午。猛哥帖木兒升為都督僉事（正二品）在宣德元年（1426年），升為右都督（正一品）為宣德八年（1433年）。
[6]分設建州右衛在明英宗正統七年（1442年）。
[7]以上規定，見《明經世文編》卷四五三《楊宗伯奏疏》，并參看《遼東志》卷二《建置》。
[8]見《明經世文編》卷四五三。
[9]《明經世文編》卷四八○，第五二八二頁。
[10]熊廷弼被殺，傳首“九邊”，事在天啟五年（1625年）；王化貞直到熊廷弼被殺后七年，始論罪伏誅。
[11]《滿洲秘檔》，《太宗再致明國大臣書》。
[12]金兵入大安口日期，見《明史》卷二十三；直迫北京廣渠門日期，見屈大均著《皇明四朝成仁錄》卷一。
[13]袁崇煥被殺，《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煥》謂在崇禎三年四月，《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煥傳》謂在崇禎三年八月。
[14]《滿洲秘檔》，《太宗諭金、漢、蒙官子弟讀書》。
[15]《清太宗實錄》，卷三十，崇德元年七月辛酉載，俘獲人畜共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同書，卷三十一，崇德元年九月乙卯載，俘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此處所說俘獲人畜數，系指崇德元年七、九兩月而言。
[16]同上書，卷四十五，崇德四年三月丙寅。
[17]同上書，卷六十四。
[18]參閱1962年第六期《歷史研究》，鄭天挺《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一文，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明清史》、《史綱要》等書之有關部分。
[19]《皇明經濟文錄》卷三十四，《薊州編?女直考》。
[20]《明經世文編》卷四八○，五二八七頁。
[21]海東青是一種能捕天鵝的猛禽。《元史?地理志》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之下注云：“有俊禽曰‘海東青’，由海外飛來至奴兒干，土人羅之以為土貢�！比~子奇《草木子》卷四《雜俎篇》云：“海東青，鶻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云際。能得頭鵝者，元朝宮里賞鈔五十錠。”
[22]《明清史論著集刊》，上冊，《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23]《太祖武皇帝實錄》二，一十四頁。
[24]以上說法，參看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十八章及朱希祖《后金國汗姓氏考》一文，并加以己意寫成。
[25]事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有關袁崇煥與金國汗往來之書信，以及《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煥傳》、卷二百五十七《陳新甲傳》。
[26]夏允彝《幸存錄》卷之一《東夷大略》（我所見到的《幸存錄》，北京圖書館藏鈔本有兩種，一種無卷次，一種有卷次，兩種鈔本個別文字有出入）：“我之兵力，每以御（一作“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虜急，又撤（一作“輟”）剿寇之兵以御虜。卒之三（一作“二”，“二”指寇、虜，“三”指寇、虜、兵）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為矣！”
[27]《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崇禎九年《兵部為恭陳六要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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