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鄧小平第二次平反復職后，扭轉了毛澤東的國內政策，但基本上沿襲了毛澤東的外交政策。這是因為他們二人都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對中國國家利益也看法一致。另一個原因是毛澤東干革命在國內可以解放手腳，在外交方面限制就多多了。
然而，毛澤東和鄧小平有一個重大的區別。毛澤東對美國對蘇政策的戰略意圖心存懷疑;鄧小平則以中美戰略利益一致為出發點，集中注意確保實施過程中不發生抵觸。毛澤東視蘇聯為抽象的戰略威脅，為禍全球，并不專門針對中國;鄧小平卻認識到中國面臨的特殊危險，尤其是北方潛在威脅未去，南方邊境的威脅又迫在眉睫，二者形成合擊之勢，因此鄧小平與美國的對話更側重于具體操作。毛澤東如同恨鐵不成鋼的老師，鄧小平則像要求嚴苛的伙伴。
危險當前，鄧小平不再像毛澤東晚年那樣對中美關系持搖擺不定的態度。中國不再向往為世界革命奮斗。鄧小平官復原職后每次談話中都主張建立一個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全球計劃，用以對抗蘇聯對歐洲咄咄逼人的政策。
盡管中美協商日益緊密，但是美國仍承認臺灣為中國的合法政府、臺北為中國的首都，這一反常現象仍然存在。中國南北邊境上的敵人可能會把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誤解為契機而蠢蠢欲動。
吉米?卡特就職后，關系正�；蔀橹忻雷h程上的第一要務。1977年8月，新任國務卿賽勒斯?萬斯初訪北京，然而此次訪問卻并不成功。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從華盛頓啟程時覺得，在巴拿馬問題(指批準巴拿馬運河條約，移交運河的管理)處理完畢之前，觸及和中國關系正常化這個具有爭議性的政治問題不太明智，除非中國人全面接受我們的建議——但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出于政治的原因，我準備向中國人提出關于臺灣問題的最極端立場……我并不指望中國人接受我們的建議，但我覺得還是應該提出來，盡管最后可能得放棄這個建議。
美國關于臺灣的建議中，涉及一系列有關美國在臺灣保留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這些主意福特政府任內也曾經提出，但遭到了拒絕。現在萬斯再次提出，鄧小平再次拒絕，說這是后退。一年后，卡特總統決定給予對華關系高度優先的重視時，美國內部的有關辯論就此結束。蘇聯在非洲和中東步步緊逼，使卡特這位新任總統相信他應該迅速實現中美關系正�；�，以尋求與中國事實上的戰略聯盟。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前往北京，給他的指示是：
你要強調我認為蘇聯和美國雖然也有合作的方面，但實質上是競爭的關系……
簡而言之，我擔心蘇聯軍力日益增強但政治上短視，再加上大國野心的驅使，它可能會通過利用(特別是第三世界)當地的動亂和恫嚇我們的友邦來尋求政治優勢，最終甚至獲得霸權地位。
布熱津斯基還得到授權，重申尼克松1972年對周恩來闡述的五項原則。一直強力主張與中國戰略合作的布熱津斯基積極穩妥地執行了指示，他抱著實現與中國關系正�；哪康挠�1978年5月訪問北京，中方對他的建議表示愿意接受。鄧小平迫切希望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好與美國結成更加牢固的聯盟，通過他所說的“實實在在、腳踏實地的工作”在世界各地抵制蘇聯的進逼。
中國領導人深知他們身陷戰略險境，但他們分析時不談本國的關注，而是從更為廣闊的視角縱觀全球形勢。“天下大亂”、“連橫戰略”、“三個世界”——這些都是國際關系的廣泛理論，不涉及具體國家的觀念。
外交部長黃華對國際形勢的分析顯示出驚人的自信。中國的處境盡管極為困難，但黃華絲毫不顯得有求于人，而是像授業儒師一樣，諄諄教誨來賓如何推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先從大處著眼，論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與蘇聯談判的徒勞，以及世界大戰之不可避免：
蘇聯是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閣下提到蘇聯面臨很多困難，確實是這樣。謀求世界霸權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固定戰略目標。雖然它可能遇到很多挫折，但它決不會放棄它的野心。
黃華提到的問題也困擾著美國的戰略研究人員——特別是在傳統戰略思維中加入核武器因素的時候。如果以核武器作為威懾，這種威脅就不會被真正付諸實施：“至于說蘇聯害怕西方的核攻擊，所以不敢使用常規武器，那只是一相情愿。據此制定戰略不僅危險，而且也靠不住。”
在中東這個“歐洲的側翼”和“未來戰爭中的能源來源”，美國沒能阻止蘇聯的前進。它和蘇聯發表了關于中東的聯合聲明(請區域國家共同商討全面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可能)，“因此為蘇聯進一步對中東滲透敞開了大門”。美國使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他的“大膽行動”“造成了對蘇聯不利的形勢”)陷入險境，讓蘇聯“趁機在阿拉伯國家間造成嚴重分裂”。
黃華總結當前局勢時用了一句中國諺語。他說，對莫斯科采取“安撫”政策會使它“如虎添翼”，但是聯合一致對它施加壓力必將奏效，因為蘇聯“外強中干，欺軟怕硬”。
講完了印度支那問題的大背景，黃華談到“地區霸權的問題”。當然，美國早在10年前就已慮及此點。越南企圖統治柬埔寨和老撾，建立印度支那聯邦——“背后有蘇聯撐腰”。河內已經控制了老撾，在那里駐軍，“在老撾各級政府部門都派有顧問”。但是柬埔寨反對越南的地區霸權野心，對它進行了抵抗。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緊張“不只是邊境上零星的交火”，而是一場“可能會持續很久的”重大沖突。除非河內放棄稱霸印度支那的目標，否則“問題短時間內解決不了”。
當天晚些時候，鄧小平對黃華的意思作了進一步解釋。他警告布熱津斯基說，讓步和依從從未換來過蘇聯的收斂。15年的軍備控制協議使蘇聯取得了和美國的戰略均勢，和蘇聯進行貿易等于是“美國在幫助蘇聯克服它的弱點”。鄧小平嘲笑美國對蘇聯在第三世界開拓勢力范圍的回應，并責備美國試圖“取悅”蘇聯：
你們的發言人總是為蘇聯的行動辯護。有時他們說沒有跡象證明蘇聯和古巴插手扎伊爾和安哥拉。你們這么說沒有用。說實話，你們每次要和蘇聯締結協議，都是美方讓步來取悅蘇聯。
做得實在漂亮。這個國家身為蘇聯的首要目標，卻把它所建議的聯合行動說成是理性的義務，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易，更不是對美國的求助。中國處境危險——有它自己的分析為證——但它表現得像是教授戰略的老師，而不像美國的歐洲盟友那樣，經常是被動地聽從美國的指示。
美國辯論中經常涉及的問題——國際法、多邊解決、民眾的同意——在中國的戰略分析中常告闕如，除非是作為達到既定目標的工具。而這個目標，鄧小平告訴布熱津斯基，就是“對付‘北極熊’，沒有別的”。
但是，對美國人來說，美國社會根本價值觀中所謂的現實主義是有限度的。讓殺人不眨眼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權就超過了這樣一個限度。沒有哪個美國總統能把紅色高棉簡單地看做圍棋戰略中的又一顆棋子。它把金邊的居民趕進叢林，大規模屠殺某類的平民，這些種族滅絕的行為美國不能視若無睹(雖然我們下面會看到有時也為了需要而犧牲原則)。
第二天，時任總理的華國鋒在會見中講得更明確：
我們對許多朋友說過戰爭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那我們該怎么辦呢?首先要作好準備……如果準備充分，一旦戰爭爆發，就不會處于不利地位。第二，必須打亂蘇聯侵略的戰略部署。因為蘇聯要奪取世界霸權，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軍和海軍基地好進行戰略部署。我們必須努力打亂它的全球部署計劃。”
大西洋聯盟還沒有哪一個成員提出過如此全面的聯合行動——實質上是先發制人行動，也沒有哪個成員表示過準備根據自己的判斷單獨行動。
在實際操作層面上，中國領導人建議的合作在許多方面都比大西洋聯盟更為緊密，也更冒險。他們要執行的是前面章節講過的進攻性威懾戰略，其特點是并沒有成立正式組織或規定長期義務。意見一致即可共同行動，但如果意見出現分歧，大家便各行其是——中國即使在危急時刻也不肯放棄獨立自主。盡管中國對美國的一些具體政策提出尖銳批評，但仍然堅持和美國聯合行動，這表明中國認為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勢在必行。
中美關系正�；闪诉~向共同全球政策的第一步。從1971年7月的秘密訪華開始，中國關于關系正�；臈l件一貫而又明確：所有美國軍隊撤出臺灣，取消和臺灣的共同防御條約，只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系。這些都包括在《上海公報》所載的中國立場中。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爾德?福特兩位總統都同意了這些條件。尼克松表示要在他第二任期內予以落實。尼克松和福特都強調美國注重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包括要繼續向臺灣提供一定的安全援助，但水門事件的發生及其影響使得他們沒能履行承諾。
卡特總統上任不久即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2月對周恩來作出的關于臺灣的一切保證，他不受黨派影響堅持這一外交政策，實在非比尋常。1978年他提出了實現中美關系正�；木唧w方法，以使雙方都能維護各自的既定原則：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接受的原則;美國發表聲明強調致力于和平改變;中國默許一定的美國對臺軍售�？ㄌ卦诤椭袊笫共駶擅竦恼勗捴杏H自提出了這些辦法，他威脅說如果美國不對臺灣出售武器，臺灣將被迫自行發展核武器——好像美國無法影響臺灣的計劃或行動似的。
最后，卡特邀請鄧小平訪問美國，這就為關系正�；O定了最后時限。鄧小平沒有反駁美國關于期望臺灣問題最終和平解決的聲明——盡管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拒絕就此作出任何保證。鄧小平對布熱津斯基強調說，中國的立場不變，“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外國無權干涉”。
關系正�；馕吨绹笫桂^將從臺北遷至北京，北京的外交官將取代臺北在華盛頓的代表。作為回應，美國國會于1979年4月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把美國對未來的擔心化為對美國有約束力的法律。當然，它約束不了中國。
在美國和中國各自的需要之間達成的這種平衡說明了為什么有時模棱兩可對于外交來說不可或缺。正�；恳幌盗械哪＠鈨煽删S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遠如此。推動兩國關系繼續前進需要雙方的遠見卓識。
鄧小平對美國作了規勸之后，開始進入實際操作階段。他不肯坐等美國的決定，而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特別是東南亞——努力構建他所倡導的政治框架。
毛澤東會見外國領導人是把他們召到他的住處，鄧小平則正好相反——他遍訪東南亞、美國和日本，以他自己高調、直率、偶爾有些盛氣凌人的風格開展外交。1978年和1979年，鄧小平風塵仆仆地頻頻出訪，以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從革命斗士變為蘇聯和越南地緣政治陰謀的又一個受害者。越南戰爭期間，中國是站在另一邊的，它曾經在泰國和馬來西亞的華僑和少數民族中間鼓動過革命�，F在大敵當前，這一切都成為次要。
1979年2月鄧小平在接受《時代》周刊的采訪中，向公眾闡釋了中國的戰略方針：“如果要來縛住北極熊，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團結起來。只靠美國的力量是不夠的，只靠歐洲的力量也不夠。我們是窮國，力量不大，但是如果我們聯起手來，那就有分量了。”
鄧小平在歷次出訪中不厭其煩地強調中國還比較落后，希望從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那里得到技術和專門知識。但他也堅持說中國雖然不夠發達，卻并不會因此改變它抵抗蘇聯和越南擴張的決心，如有必要中國會使用武力，單獨行動。
鄧小平的出訪——以及他多次提到中國貧窮——與傳統的中國治國之道迥然不同。沒有幾個中國統治者去過外國(當然，傳統觀念認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嚴格來說沒有“外國”可去)。鄧小平公開強調中國的落后，強調中國需要向別國學習，這與中國的皇帝和官員與外國人打交道時表現出來的傲慢形成鮮明對比。沒有一個中國統治者對外國人說過需要外國的東西。清廷接受了有限的外國創新(比如對耶穌會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表示歡迎)，但一貫堅持說與外國人通商是為表現中國的仁善，而非中國所需;毛澤東也高度強調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國陷入貧窮和孤立。
鄧小平先訪日本，此行是為了簽署中日關系正�；瘲l約。鄧小平的戰略計劃是同日本不僅要實現關系正常化，而且要實現和解，好讓日本幫助孤立蘇聯和越南。
為此目的，鄧小平愿意不再計較日本給中國帶來的長達半個世紀的苦難。他表現得熱情洋溢，宣布說“我心里很高興”，還給了日本領導人一個擁抱，這樣的舉動在日本社會幾乎絕無僅有，在中國也是一樣。鄧小平毫不掩飾中國經濟的落后：“長得很丑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請他在訪客留言簿上簽名時，他寫下了對日本成就的空前贊揚：“向偉大、勤勞、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學習、致敬。”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東南亞，到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他把越南稱為“東方的古巴”，說蘇聯和越南剛簽署的條約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1978年11月8日，他在泰國強調說蘇越條約威脅到“亞洲、太平洋以至整個世界的安全與和平”：“這份條約不單是針對中國的……它是蘇聯重大的全球計劃。你可能認為條約的意圖是包圍中國。我對我們的友好國家說中國不怕包圍。它對亞洲和太平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亞洲、太平洋以至整個世界的安全與和平都受到威脅。”
鄧小平在新加坡見到了該國杰出的總理李光耀，二人惺惺相惜。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社會繁榮，后來鄧小平不無欽佩地說它“管得嚴”，“社會秩序算是好的”。28鄧小平在新加坡看到了中國未來可能的景象。當時，中國還極為貧窮，它的“公共秩序”經過“文化大革命”幾乎蕩然無存。李光耀敘述了他與鄧小平一段難忘的談話：
他邀請我再次訪華，我說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恢復過來我就會去，他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反駁說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而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開枝散葉，因此，沒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或沒法子做得更好的。他沉默不語。
李光耀對鄧小平的務實精神和虛心好學表示贊揚，并借機表達了東南亞關注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被中國的官僚和外交濾網濾掉而從未到達過最高層：
中國想讓東南亞國家和它團結起來孤立“蘇聯熊”，但事實上我們的鄰國想團結起來孤立“中國龍”。東南亞沒有“蘇僑”在領導由蘇聯支持的共產黨叛亂，卻有“華僑”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下威脅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威脅著印度尼西亞。而且，中國公開宣稱和海外華人血濃于水，關系特殊，越過他們的國籍國政府直接號召他們對中國的愛國心……我建議應該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后來事實證明李光耀是對的。除新加坡以外，別的東南亞國家對和蘇聯或越南對抗都十分謹慎。不過鄧小平還是達到了他的根本目標：他的多次公開講話預示著中國可能會采取行動進行補救。作為鄧小平計劃中關鍵一環的美國必然會注意到他的講話。鄧小平的戰略計劃需要一個更明確的中美關系。
鄧小平訪美旨在慶祝兩國關系正�；㈤_啟共同戰略。這一戰略以《上海公報》為基礎，主要針對蘇聯。
這也表現出中國外交的特殊技巧——造成別國支持的印象，而實際上有關國家并未同意，甚至并未接到要它們支持的要求。20年前臺海危機時中方就采用了這種方法。1958年，毛澤東在赫魯曉夫不愉快的北京之行三周后炮擊金門馬祖，造成莫斯科事先同意北京行動的印象，其實并非如此。艾森豪威爾甚至指控赫魯曉夫幫助煽動危機。
鄧小平采取同樣的手法，在對越南作戰前高調訪問美國。兩次中國都沒有要求對方幫助自己即將進行的軍事行動。1958年赫魯曉夫顯然不知道中國要動手，而且還因被迫面對核戰爭的風險而很不高興;1979年鄧小平到達美國后，通知華盛頓中國要出兵越南，但華盛頓并未明確表示支持，美國的作用僅限于分享情報和外交方面的協作。這兩次北京都成功地使外界以為它的行動得到了一個超級大國的同意，從而嚇阻另一個超級大國插手干預。由于這種微妙而又大膽的策略，蘇聯在1958年無法阻止中國攻擊沿海島嶼;至于越南，蘇聯只能猜測鄧小平訪美期間達成了什么協議，而且會假設對它最不利的情況。
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訪美是做給別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嚇蘇聯。鄧小平在美國為期一周的訪問既是外交峰會，又是商業訪問，外加巡回政治演說，還有為對越作戰進行心理戰。他訪問了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敦和西雅圖，所到之處的情景為毛澤東時代所無法想象。1月29日在白宮舉行的國宴上，“紅色中國”的領導人和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還有通用汽車的老總觥籌交錯。在肯尼迪中心的晚會上，這位小個子副總理與哈林花式籃球隊的隊員們熱烈握手。在得克薩斯州西蒙頓的騎術表演和燒烤餐會上，他戴上寬邊牛仔帽，乘坐馬車，使周圍的群眾興奮欣喜。
鄧小平訪美期間一直強調中國需要外國技術，需要發展經濟。在他的要求下，他參觀了美國的制造業和技術設施，包括佐治亞州哈波維爾的一家福特汽車組裝廠、休斯敦的休斯工具公司(在那里他仔細觀看海上開采石油用的鉆頭)，還有西雅圖郊外的波音工廠。鄧小平到達休斯敦時，坦率地表示要“學習你們在石油工業和其他領域的先進經驗”。鄧小平認為中美關系充滿希望，聲稱他愿意“了解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吸收所有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在休斯敦的約翰遜太空中心，他在航天飛機的飛行模擬器里流連不已。一位新聞記者報道了那時的情景：
在美訪問的鄧小平表示中國熱切希望得到先進技術，他今天在這里爬進飛行模擬器的駕駛艙，親身體驗了駕駛美國最新的航天飛機從10萬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
中國第一副總理(鄧小平)似乎為這種體驗而著迷，模擬降落一次后又來第二次，最后離開模擬器時還戀戀不舍。
較之清朝皇帝對馬嘎爾尼帶來的禮物和通商許諾的刻意漠然以對，或毛澤東毫不通融地堅持經濟自給自足，鄧小平的態度與他們簡直有天壤之別。1月29日在與卡特總統的會見中，鄧小平解釋了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政策，這個政策由周恩來在最后一次公開露面中提出，旨在實現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的現代化。但與他此行的首要目的——建立美中事實上的聯盟——比起來，這些都是次要問題。他總結道：
總統先生，您要我大致談談我們的戰略。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需要長時間的和平環境。蘇聯終究要發動戰爭。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有可能推遲戰爭。中國希望把戰爭推遲22年。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不是建議成立正式聯盟，而是各自根據自己的立場行事，協調行動，采取必要措施。這個目標是能夠達到的。如果我們的努力沒有結果，這個事就會變得越來越空。
不組成聯盟卻作為盟國一起行動，這把現實主義發揮到了極致。如果所有領導人都具有足夠的戰略眼光、深思熟慮的話，他們都會達成同樣的結論。結盟等于多此一舉，戰略分析的邏輯即足以促使有關國家向同一方向努力。
但姑且不論歷史和地理上的分別，即便是處境類似的領導人也未必能得出同樣的結論——尤其是壓力當前的時候。分析取決于對事實的闡釋;事實究竟如何言人人殊，至于事實具何意義就更是眾說紛紜。因此，國家間才組成聯盟——這一正式的關系形式盡可能地保護盟國的共同利益不受外部環境或國內壓力的影響。聯盟是權衡國家利益時需要額外考慮的因素。它還規定成員有法律義務在發生危機時守望相助。最后，聯盟如若認真履責，可減少潛在敵人作出誤判的危險，因而為外交政策注入一定的可判斷性。
鄧小平——以及大多數中國領導人——認為中美之間建立正式聯盟沒有必要，而且總的來說在推行外交政策時還會累贅礙事。他們愿意依靠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但是鄧小平的最后那句話也暗含著警告。如果不能確定或執行共同利益的話，兩國關系就會變“空”，變枯萎，而中國就可能重拾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那仍是中國的官方政策——在兩個超級大國間尋找平衡。
在鄧小平看來，中美共同利益反映在建立非正式的全球安排，在亞洲通過政治/軍事合作遏制蘇聯，如同北約在歐洲的目的一樣。與北約相比，這一安排并無嚴格的組織結構，基本上以中美雙邊政治關系為基礎。它的地緣政治理念也與北約有所不同。北約主要是聯合成員抵抗蘇聯實際發動的侵略，明確避免任何軍事搶占的概念。為了避免外交對抗，北約的戰略信條完全是防御性的。
鄧小平的看法是要對蘇聯的整個外圍施加壓力，尤其是它新近擴張進入的地區，像東南亞，甚至是非洲，以挫敗蘇聯的計劃——尤其是在東南亞。
鄧小平警告說，蘇聯決不會受協議的束縛，它只懂得實力對抗的語言。據說古羅馬政治家大加圖在每次講話結尾時都要發出戰斗號召“Carthago delenda est”(“必須消滅迦太基”)，鄧小平也有他自己的號召：必須抵抗蘇聯。他在所有講話中都以各種方式警告說蘇聯一貫的本性是“見縫就鉆”。他對卡特總統說：“蘇聯在哪里伸手，我們就要在哪里把它砍掉。”
鄧小平分析了戰略形勢，告訴白宮中國準備同越南打仗，因為它認為越南不會止步于柬埔寨。“所謂的印度支那聯邦會有不止三個國家，”鄧小平警告說，“它一直是胡志明的夢想�，F在的三個國家只是第一步，然后也會把泰國包括進去。”他宣稱，中國有義務采取行動，不能坐等事態發展;出了事就太晚了。
鄧小平告訴卡特，他考慮到了“最壞的可能”——蘇聯大規模干預，蘇聯和越南新簽署的防御條約似乎是這樣要求的。確實，報告顯示北京從北方邊境地區撤退了30萬平民，并命令中蘇邊境線上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但是鄧小平對卡特說，北京認為如果打一場有限的戰爭，速戰速決，莫斯科就來不及作“大反應”;而且時值冬季，蘇聯對中國北方發動全面攻擊也比較困難。鄧小平說，中國“不害怕”，但需要華盛頓“道義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國把意圖表現得足夠模糊，使蘇聯不敢輕舉妄動。
戰爭結束一個月后，華國鋒對我解釋了戰前的精心戰略分析：
我們也考慮到了蘇聯反應的可能性。第一是對我們進行大規模攻擊。我們認為這個可能性比較小。他們在邊境上有100萬大軍，但是要對中國進行大規模攻擊還不夠。如果他們從歐洲調回一些部隊，那需要時間，而且他們就得擔心歐洲。他們知道和中國作戰是大事，短時間內完不了。
鄧小平給卡特出了個難題——是原則上的難題，也是公開態度上的難題。在原則上，卡特不贊同先發制人的戰略，尤其是涉及進入另一個主權國家進行軍事行動。與此同時，他即使不完全同意，但也十分重視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關于越南占領柬埔寨的戰略影響的意見，而這一意見與鄧小平的意見不謀而合。卡特解決難題的辦法是申明原則但留有隨機應變的余地。溫和的否定暗含著含糊的默許。他提出中國若出兵越南將失去道義上的有利地位——本來中國被公認是主張和平的國家，這么一來就可能受到“侵略”的指控：
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你們不僅會受到來自北面的軍事威脅，而且還要面對國際態度的改變。現在公認中國是反侵略的和平國家。東盟國家和聯合國都譴責了蘇聯、越南和古巴。我不需要知道你們計劃采取什么懲罰行動，但它可能會造成暴力升級和世界態度的改變，從反對越南變為一定程度上支持越南。
我們很難鼓勵暴力。我們可以給你們通報情報。據我們所知，最近沒有蘇軍向你們邊境移動的動作。
我的話只能說到這個地步。我們也和世界各國一起譴責了越南，但是出兵越南會造成不穩定，是非常嚴重的行為。
拒絕支持暴力卻又就蘇軍的動向提供情報，這給美國模棱兩可的態度賦予了新的內涵。這可能意味著卡特不同意鄧小平關于潛在的蘇聯威脅的意見;或者也可將其理解為鼓勵中國出兵，因為這樣就減少了中國對蘇聯可能干預的擔心。
第二天，卡特和鄧小平舉行單獨會晤，卡特把一份闡明美國立場的說明交給了鄧小平(這份說明尚未公開)。布熱津斯基后來說：“總統親筆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信的基調是溫和的，內容是嚴肅的。里面強調要力行克制，并總結了可能發生的不利的國際后果。我覺得這么做是合適的，因為我們不能正式和中國人聯手。”當然，非正式的聯手則另當別論。
根據一份記載那次(只有一個翻譯在場的)私下談話的備忘錄，鄧小平堅持說戰略考慮比卡特所說的世界輿論更重要。最要緊的是，中國決不能被看做軟弱可欺：“中國必須教訓一下越南。蘇聯有古巴、越南可用，以后阿富汗也會變成(蘇聯的)代理人。中國有這個實力。行動非常有限。如果越南以為中國軟弱，形勢會更加惡化。”
1979年2月4日，鄧小平離開美國。回程中他在圍棋棋盤上布下了最后一顆棋子——路經東京停留。這是他6個月內第二次訪日，目的是確保日本支持即將開始的軍事行動，并進一步孤立蘇聯。鄧小平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重申中國的立場：越南侵略柬埔寨必須受到“懲罰”，并保證“為了?衛長期的國際和平與穩定……(中國人民)將堅定地履行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會毫不猶豫地作出必要的犧牲”。
鄧小平遍訪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再加上二訪日本，達到了將中國融入世界、孤立越南的目的。后來他再也沒離開過中國，晚年變得像傳統的中國領導人一樣，超脫于世，難以接近。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285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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