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在京股東會議的名稱升格為“川漢鐵路維持大會”。會議一開始，便明確宣布其宗旨是“對付喬樹?，不認借外債”�！皩Ω秵虡�?”是高級管理層的內斗，而“不認借外債”是要維持現有管理層對川路的牢牢掌控。十多天后，一份洋洋灑灑的聯名控告信就呈遞到了郵傳部，信的標題是《川路總理援私舞弊》，控告喬樹?執掌川路大權，卻從來沒有按照大清的公司法召集過一次股東會議，也未派人查賬，導致公司內部“百弊叢生，毫無覺察”�？馗嫘耪f，考慮到施典章正在積極準備外逃香港，請求中央政府立即責成上海方面將施典章拘押看管，清查其家產，“以備抵債”，同時“飭令喬樹?交代清楚，以重官法”。 在另一份以“四川紳民”名義提交給大清資政院的控告信中，指控喬樹?欺上瞞下，令郵傳部和四川總督“皆處被動之地位，藉以壓制我全川股東，雖百控而莫敢與抗”。信中說，1905年，北京分公司的員工周維綸曾向商部舉報，卻被下令遞解回原籍，結果死在半路上；而1907年另一員工鄧代聰向都察院上訪，也被關押到京郊大興縣的牢房里。這次施典章在上海釀成巨虧，郵傳部不聞不問，不僅拒絕代向皇帝轉交川路股東們的請愿書，反而將舉報信等轉給四川總督處理，而四川總督又轉回給喬樹?處理。顯然，喬樹?的幕后撐腰者已經成為控告的矛頭。股東們還指控，在股災之前一年，上海就有三家錢莊晉益升、元源、厚大倒閉，川路公司因此虧損了12萬兩，喬樹?并沒有及時召集股東會議對施典章進行問責，導致一年后川路公司在上海股災中遭受巨虧。 針對股東的這些指控，川路總公司發表聲明為喬樹?開脫。聲明說，施典章于1905年即已被任命為總收支，而喬樹?在1907年才被任命為駐京總理，各有專責，“自不能代任其咎”。 喬樹?也在報上發表長篇大論，逐一反駁對他的指控。他多次強調自己只是駐京總理，“既非全路總理，又無節制滬局之權”，因此“無從為奧援，更無從為禍始罪魁”。他雖被任命為川路的駐京總理，但其實從未真正到任，本職工作還是在教育部(學部)。至于指控他冒用川籍京官的名義推薦和安插私人親信，喬樹?反駁說：所有參與推薦川路干部的京官都是自愿的，并未受到任何人的壓力；而那些被推薦的干部都經過了總公司組織人事部門的考察后，才報請四川總督任命的�！ 虡�?還辯解，在上一年的上海三錢莊倒閉事件中，施典章一直是與成都總公司直接聯絡的，駐京辦并未插手。而那次虧損之后，公司已經召集了股東總會，成立了董事局，只是在股東總會上并沒有人提議撤換施典章，之后也無人指責施典章在其中舉措失誤。這些責任絕不能讓他一個人來承擔。股東們之間的爭斗陷入糾葛狀態，一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川路公司的內部管理已經混亂得難以想象。 “被當股東” 川路開辦之初，中央政府批準的籌款方式為四種：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謂的“租股”，由政府強行攤派到農戶頭上，隨糧征收，是四種籌款方式中唯一獲得公權力保障的，因此也最為穩定�！ ∷拇ㄌ柗Q“天府之國”，也如同號稱“魚米之鄉”的江南一樣，“能者多勞”，農民負擔遠比一些欠發達地區更重。甲午戰爭和庚子事變兩項賠款，四川就分攤到每年200多萬兩，僅略低于廣東，位居全國第二。此次，為了建設鐵路，租股的負擔又是每年200萬兩，要從農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奪食。正如四川留日學生在《川漢鐵路改進會報告》中所說，四川的千萬百姓并無股東之能力，而是在紳商們所把持的政府公權高壓下，強迫為之。這份留日學生編撰的報告，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于擾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飽�！备骺h的租股局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第二衙門，四川的基層政權基本被他們架空或控制，大清朝廷則莫名其妙地成為民意痛恨的對象，為土豪劣紳們背上了一口沉重的黑鍋。 當時南充等地出臺的土政策是，將股份再切小，除了50兩的大股外，還設了5兩的小股，以便農民們積少成多后兌換大股。但即使5兩的小股，農民們也往往得花費數年時間才能攢夠，在這之前，只是由征收員出具白條小票，上面寫明已收多少，待湊成股數后再換發股票，而未發股票前則不給利息。當農民湊成“小股”(5兩)后，只是換發一張“另票”，依然不給利息。而省里是按照各縣的總額下發股票，并按照股票的數額下發每年6厘的股息。如此一來，大量農民散戶的股票滯留在租股局手里，為管理租股的那些不是干部的干部們提供了大好的機會，坐吃利息�！ ∷拇ǹ偠节w爾豐在發現租股利息被中飽鯨吞后，曾經專門出具公文查禁：“查定章，無論何項股本，一律給息，路成后復與分紅？?似此名實乖違，弊端百出，若不從嚴整頓，無以昭大信而釋眾疑�！彼�親自查處了一批干部，但他的個人努力在官僚機器的強大化解之下毫無成效。他本人反而得罪了全川的基層干部，埋下了日后被殘酷處決的伏筆�！ ⌒藿ㄨF路本是仁政，但如同宣統年間的種種改革仁政一樣，在官僚機器的運作之后都成了猛于虎的苛政。四川籍干部、財政部科員(度支部主事)杜德輿在呈送給都察院的報告中，痛陳川路租股的危害。按規定，如果農民收入不足，只能納糧而無力購股，則不可強行征收租股。但是，根據杜德輿的調查，州縣干部在征糧時，往往將租股以“鐵路捐”名義先行收繳，然后才征繳正糧(農業稅)，貧困的農民因此總被安上抗糧的罪名，“鞭笞棰楚，監禁鎖押”，“以此賣妻鬻子、傾家破產者不知凡幾”，因此，農民“之視鐵路不以為利己之商業，而以為害人之苛政”�！ 「鶕晃换卮ū紗实牧羧諏W生記載，因政府將收取租股的任務委托給農村的“痞子能人”，這些人專以逢迎官長、欺壓鄉愚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計算，正好借此為收受賄賂、報復仇怨之手段。強大而毫無監督的公權力，為鄉村的痞子們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大多數農民都將租股當作出錢免禍、無力對抗的捐稅(留日學生語)，他們無法等到湊夠50兩當勞什子股東，為了換得現銀，多將手中的股權低價賣出，因此也造成了川路股票“二級市場”的畸形繁榮，收購者多是富商及公務員們，“有二十余金而得五十兩之股票者”(《汪穰卿遺著》)，農民的折損率高達60%，購入者則可坐享暴利。日后保路派所謂的7000萬股民，其實主流只是那些揣著大把股票的有權有勢者。這也是盛宣懷等中央官員堅決頂住壓力，堅持認為租股就是變相捐稅，不為川路腐敗虧損埋單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是民怨沸騰，一方面卻是中飽私囊，川路的資金籌措和全面開工建設遙遙無期，“早停一年租股，早蘇一日民困”就成為很多非既得利益者的共識。 內閣侍讀大學士甘大璋算了一筆賬：川路總預算在9000萬兩，如果依靠租股，則湊夠此數當用百年，現在已開工的200里計劃9年完成，那全路至少需90年�！昂舐肺葱蓿奥芬褖�，永成無期。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東付息之用�？畋M路絕，民窮財困�！贝饭疽呀浀搅朔亲儾豢傻牡夭搅恕５�，甘大璋似乎忽略了：川路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所期望的就是“后路未修，前路已壞，永成無期”，這樣他們就可以守著租股，永成無期地寄生下去�！ 岸钡臋嗔Α 『系母笔〖夒x休老干部王先謙，實在不想以這樣的方式成為輿論的焦點。這位著名的儒學大師，離開領導崗位前擔任著江蘇學政的職務，卻被中央政府下令連降五級�！ ∵@一切都是因為一場大清國最具有典型性的群體性事件。1910年4月，長沙饑民們搶劫了一家米店，警方拘捕了為首者。本是一起十分普通的治安刑事案件，但在反清會黨的鼓動下，饑民們包圍了省政府(巡撫衙門)，并沖破警方封鎖線，進入辦公區域。警方開槍當場打死20多人，會黨中的武林高手則用事先準備的煤油焚毀了政府辦公樓。事后中央政府問責，為平息民憤，巡撫、布政使、巡警道等被懲處。中央政府也發現：王先謙的弟子葉德輝“積谷萬余石，不肯減價出售，實屬為富不仁”，進一步惡化了長沙的糧食供應；而離休在家的王先謙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多次阻撓地方政府救濟災民。結果，王先謙被處連降五級，葉德輝則被革去功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class=’page’>2
一個離休干部本就沒有什么實權，降了級無非少拿點退休金而已，只是面子被掃，有點灰頭土臉。按照代理湖廣總督瑞?的說法，“湘省民氣素囂，紳權頗重”，王老師“久住省垣，廣通聲氣，凡同事者無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則必設法排出之而后快”。他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早已不是依賴自己曾經當過江蘇學政掙來的那個副省級，而是實實在在地在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建立了一個實際上的第二政府。中華帝國的政治傳統，官權一般只到縣級政府，縣級以下，真正說了算的其實是紳權，地方上的實力派。這些士紳們，一方面作為國家經紀人(State Brokerage)，協助政府維持治安、征糧征款等；另一方面作為民意代表，為保護和增進地方利益而與政府及其胥吏進行公關與博弈。但隨著大清國的改革開放，傳統的鄉村社會面臨著劇烈的變化，政府的權威越來越削弱，地方士紳們日益從政府的助手演變為對手。鄉村的公權力被號稱土豪劣紳的“盈利型經紀人”而取代，他們脫離了傳統士紳階層所受到的道義束縛，毫無顧忌地將手中的公權力演變為尋租牟利的工具，主觀為自己，客觀為政府，扯著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躋身先富起來的行列。大清基層政權徹底痞子化，縣以上地方官員不得不面對遠比自己更具有資源動員能力的士紳們。太平天國運動中崛起的湘軍，令湖南的士紳階層在軍功的護衛下掌握了遠比傳統的鄉村話語權更為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早在1857年(咸豐七年)，湘軍著名將領胡林翼就發現，湖南各州縣的征糧征稅都依靠“刁紳劣監包攬完納”，“其零取于小戶者重，而整交于官倉者微，民謂之曰‘蝗蟲’；其挾州縣浮勒之短，而分其肥不遂，則聚眾告漕哄倉，官又謂之‘蝗蟲’”。 在晚清轟轟烈烈的民營鐵路建設中，這種“蝗蟲”依然出現：湖南、四川等地，所謂的民營其實全靠強行征收租股，掌握實權的鄉紳們上下其手，從農民那里敲骨吸髓所得，很大部分都被他們巧取豪奪，政府則背上了勒索的惡名，公共財政卻并未得到改善。 王先謙就是其中的弄潮兒。他曾經以愛國為號召，鼓動張之洞花費雙倍的高價從美國人手中贖回粵漢鐵路，而他自己也于1905年在長沙組建“粵漢鐵路籌款購地公司”，號召湖南人民踴躍購買股份、愛國救國。而他本人卻在高喊愛國口號的同時，死死捂住錢袋子，盯上了免費的“干股”??“有問以曾入股若干者，答曰，吾為總辦當坐分紅利，何須入股”。 從來沒有商人會如同大清國的鐵路老板們那樣成天將拒絕外資的愛國口號掛在嘴邊。在王先謙鼓動下用巨款從美國人手里“收回利權”的粵漢鐵路，利權卻既沒有歸于政府，也沒有歸于百姓，而被“愛國者們”中途截留了�！皭蹏邆儭睂⒒洕h鐵路公司根據省界分成廣東、湖南、湖北三個公司，以滿足三省各自“寧為雞頭”的愿望。三只“雞頭”中，籌資進程一度最順利的是廣東公司，但“紳商意見不洽，總辦又未能和衷，以致迭起風潮，時有沖突。最后則有查賬之齟齬，開會之喧斗，種種擾亂，路工因之稽遲”，“董事結黨盤據，欺吞冒濫，久為眾股東所指摘，深慮萬無稽核，將股東血本終至缺蝕”。其中一位名叫金?的董事，看來是在官商兩界游刃有余的高手，“利用官威，以箝制股東？?稍與辯論，輒架破壞商辦大題，反噬挾制，兇悍險詐，無所不至。盤據把持？?股東查賬，又藉詞票舉，以圖抵制”。公司內部選舉賄賂成風，銀子開路；政府或者股東會前來查賬，更敢于拒絕出示賬本，“匿單抗查”。 王先謙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權力強制征收租股、房股、米捐、鹽厘，但杯水車薪，正好再發行300萬股鐵路有獎公債，獎金之豐厚全球領先，特等獎獎金為3萬兩，而券面價值僅4元，足足是7500倍。這些敢為人先的改革舉措，卻依然難以拉動投資。 “以頑鈍無恥之小人而握路礦之權”，小股東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權益能得到任何保障，“鐵路至今未刊印股票，又無息折，商會收股二百余萬，僅給收條，以故各處愿入股者多觀望不前”。王先謙“其生平淫而好利，既攬路權，遂以公司為利藪，以公司之款，為行樂之資，為黃某代捐中書，送土某奠儀千兩，開辦垂二載，于一切筑地購路等事弗顧也”。而坐辦總理余肇康“與王先謙狼狽為奸，以至湖南之鐵路公司開辦數年，去冬始動三鋤。吾同胞無限之巨款，竟入彼等之私囊。股東無賬可查，湘紳無敢過問”。 湖南粵漢鐵路公司內部是山頭林立，圍繞對王先謙的效忠與否分為“擁王”、“倒王”兩大派系，小的派系更是不可勝數。同盟會成員、日后因黃花崗起義失敗而在英國投海自盡的楊毓麟，認為“湘路之哄久矣”的原因就在于王先謙處心積慮把持路事，導致“完全商辦局面不得成立。馴至號稱官督，馴至奏派總協四五人，馴至憑借官權提立股款？?膠膠擾擾，以至今日。王、余、席一日不斥退，則路政必一日不得整理，其事至為可哀”。 在鐵路公司設有多名總理(總經理)就是湖南的發明，“美其名，曰名譽總理，曰主持總理，曰坐辦總理，四川繼之，江西又繼之”�？偫碓�，在日后也成為四川大風暴的重要誘因。此外，公司內衙門習氣濃厚，公司領導人甚至以“安民告示”的公文格式向社會發布通告，儼然政府的大爺做派，而股東過問經營情況居然要先提交申請(具稟)，只能在“公仆”面前當孫子。時人評論道：“官辦事件，無一不腐敗，無一不糊涂，何也，以其督辦、會辦、總辦、提調等名目，動輒至十余人，事權不一，政出多門？?只徒調劑閑員，置路事之成敗于不顧�！痹谕跸戎t等人的領導之下，湖南粵漢鐵路公司“材料不購也，工人不招也，路線不勘定也，基地不預籌也。而每歲股份之所入，紳士輒瓜分而用之”。日本駐漢口總領事水野幸吉在提交給日本駐華使館的報告書中說：“湖南紳士徒多議論，經費籌集則毫無頭緒，此實為粵漢鐵路心腹之患也�！�1906年10月，為繳付第二期贖路借款，湖南的“雞頭們”把粵漢干路黃高段低價賣給廣東公司，又以三水支路湖南所應得之權利相抵押。第二年10月，因公司任人唯私，用財過濫，不少股東擔心資金安全，堅請退股。幾番折騰后，這家“愛國雞頭”只好想辦法引進外資，這本是他們最反對的，卻被官方阻止，最后依然要靠強行向平民征收租股、房鋪租股、廉薪股，做回了自己最為拿手的“二政府”角色�！ τ谶@些“不曰謀公益，必曰圖進步”的士紳們，楊毓麟一針見血地總結道：“求其實在，大要不外爭得一總理、協理之位置，謀得一每月數百金之薪資，視路局為菟裘，借公義相攘奪�！边@些士紳們“對于國家頗欲脫離行政官吏之范圍，故必冒稱商辦；對于社會又欲脫離財產法團諸份子之監督，故必借名官督，或雖未至冒稱官督，而實則倚賴行政官吏，以陰謀自便，與官督無異？?數月以來，種種怪象，層見錯出，殊有足令人駭愕怛悼，不知所措者。不謂吾國士夫借收回權利之美名，文萁帚詬誶之弊俗，至于此極也”。 官辦鐵路的腐敗是大清國上下的共識，人們曾樂觀地認為民營鐵路能“抗腐蝕，永不沾”：“鐵路由國家辦理，不過任命官吏為之，雖云有紀律易于束縛，然國家非有特殊之神異，官吏亦不皆可信用，豈私有之弊，官辦即能鏟除凈盡乎？況用款不能如人民之節省，治事不能如人民之周密，交接不能如人民之親切，此官辦之所以不如民辦也�！钡聦嵶C明，民營鐵路同樣沒有絲毫的免疫力，不僅全盤繼承了官辦鐵路的弊端，而且因掌控公司實權的士紳們既脫離了官方的監控，也脫離了股東會的監控，問題反而更為嚴重。本來為了便于集資而搞的民營，根本無法籌集全資金�！ 「魃剔k鐵路公司到1911年實收股資6500多萬兩，而預算18000里鐵路，總建設資金需要20800萬兩，簡直就是杯水車薪。但這些“杯水”正好為主管人員上下其手提供機會。汪康年在《論鐵路國有與民有》一文中就指出：“各省籌款之難，不能動工者，其總協理以下，坐耗薪水如故也�；I款易者，則爭角劇烈，靡費尤甚。于是七八年之久，籌款一二千萬，僅成路一二百里有之；籌款數百萬，僅成路數十里有之；而用人之冗亂，采辦之侵蝕，與官辦無異�！薄 「鞴緝炔俊皟葢饍刃小敝�，省與省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的“外戰”也很內行。本是應“天塹變通途”的鐵路，卻成了新的地方分裂的工具。各省“所定之路線，往往省界分明，各存軫域？?未統規全局，通盤籌劃。約計粵漢、洛潼、陜甘等線大概尚合辦法，他若贛、皖、閩、浙等省，類皆路線交錯，各自為謀”，“勢必有參互復沓，駢拇枝指之虞”。 各商辦鐵路，如粵漢鐵路的廣東段、湖南段，廣東潮汕鐵路、新寧鐵路，福建漳廈鐵路，浙江南潯鐵路，省界分明，互不相連，等著人家來主動與自己接軌，“如西潼之有待洛潼，湘路之力催鄂路，彼此趑趄不前”。不與他路相連的“死路”及不通海域或大江的“僻路”舉目皆是，大清國本就十分有限的資源被大量浪費，無怪乎中央政府最后認定商辦鐵路“奏辦多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 大清國轟轟烈烈的民營鐵路，最后就留下一地雞毛？ 致命的國有 楊度的鐵路國有建議，是以普通國民遞交公開信的方式上書郵傳部的；由于他知名度高，影響力大，一時成了反對鐵路國有者的眾矢之的。在建議書中，他痛斥粵漢鐵路從美國人手里收回商辦后，湖北、湖南和廣東三省政界和企業界內訌內行，各自為政，鐵路進展緩慢，因此一改其此前贊同鐵路商辦的觀點，呼吁政府將鐵路收歸國有，以保障建設的順利進行。與他有同樣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數。民營鐵路公司的種種腐敗現象，令這些當初激情澎湃為民營呼吁的人逐漸冷靜，趨向現實。 class=’page’>3
曾鯤化，一位年僅28歲的郵傳部普通機關干部，他曾在日本學習軍事，與大名鼎鼎的蔡鍔是同學。他在1906年學成回國后，歷時3個月走遍15省，全面考察了中國鐵路，寫出了中國鐵路史上的第一份考察報告《中國鐵路現勢通論》，史稱“丙午調查”。他曾經在《大公報》上發表《論官辦鐵路之惡果忠告郵部警醒國民》一文，強烈反對鐵路國有。而曾鯤化在此之后實踐中看到了商辦鐵路的種種弊端，也秉筆直書，同樣痛加貶斥。主持收回粵漢鐵路并改為商辦的張之洞，在1909年臨終之前，已經痛感商辦民營對鐵路建設的巨大傷害，從而頂著既得利益集團“賣國賊”的斥責，主持了引進外資加快鐵路建設的工作，試圖為實際陷入停頓的粵漢和川漢鐵路再度引入550萬英鎊的巨額低息(年利率5厘)外資。盡管民間依然對引進外資充滿了疑慮，但外資獨資修建的鐵路的豐厚利潤令朝野信服和艷羨：南滿鐵路(日資)，1906年收入為75萬余元，到1908年收入就增加到143萬余元；膠濟鐵路(德資)，1905年的收入是191萬兩，1910年增至373萬兩。其實，早在三十多年前(1876年)，英國人在上海偷偷修筑了吳淞鐵路，通車幾個月后其每公里收益率就超過了倫敦鐵路，躋身世界上利潤最高的鐵路之列。引進外資后，大清國的鐵路建設大大提速，京漢鐵路(1906年)、滬寧鐵路(1908年)、汴洛鐵路(1909年)等都迅速建成并順利地進入了盈利期，扣除了利息后還是有巨大的利潤。引進外資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鐵路建設，從根本上杜絕了路權的喪失�！半m借款為當世詬病，然使當時不借英款以筑津(天津)榆(山海關)，不但奉新無從贖回，即京張、張綏亦將為俄人所圖，焉有自我鳩工之一日。”1909年完工的、令國人極為自豪的京張鐵路也是提取關內外鐵路余利修建的�！ ∫M外資本身常帶的不平等條款，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和列強之間的相互制約而逐漸消解。1908年，《天津浦口鐵路借款合同》簽訂，德國德華銀行、英國華中鐵路有限公司為該鐵路提供貸款，第一次取消了列強從鐵路收益中分紅的“余利制”，只需支付20萬鎊現利，同時也不再以鐵路本身作抵押，而以直隸、山東、江蘇三省厘金作擔保，并且明確規定此鐵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權，全歸中國國家辦理”。這成為大清國引進外資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大清國終于獲得了在經濟合同上基本平等的談判地位。最為關鍵的是，“如放任民有，就以其籌款的艱窘而論，鐵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修筑完畢，而政府是沒有時間去等的”(《東方雜志》)。那種拒絕外資的“經濟義和團”舉動，“非束手待斃之道乎？?而謂赤手空拳，能轉貧弱為富強，不自取滅亡者，異日抉吾眼拔吾舌也”(《盧提學使抉眼之言》，《民呼日報》，1909年7月7日)。鐵路“關系到全國之脈絡，政令之迅速，兵機之利鈍，民食之盈虛”，“早成一日，可保一日之利權；多拓百里，可收百里之功效”，這是從一個更高的層面認識利權�！ 嶋H上，民營鐵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暴露的大量問題，已經令朝野開始重新審視這種民粹主義的經濟政策的可行性。盛宣懷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當時的社會資本條件下，單純的籌款自辦是“與實事毫無補救”的“徒托空言”，鐵路要大發展，必須收歸國有，必須引進外資。實際上，一些民營公司一邊高喊拒絕外債，一邊也在悄悄地接觸外資，反而大大削弱了中國在與外資談判中的地位。鐵路國有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卻觸動了兩類人的利益：一是鐵路商辦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是地方上的士紳們。大清國的鐵路雖然號稱商辦，但因為民間資本薄弱，比如川漢、粵漢等鐵路公司，還是依靠政府給予的特殊政策，如強行向農民征收“租股”等，鐵路公司因此而成為“二政府”。即使在商業資本占很大比重的浙江、江蘇鐵路公司，管理上股東權益旁落也是普遍現象。各鐵路公司管理混亂，財政被少部分高管把持，而商辦的性質又使其逃脫了官方紀檢監察機構的監管，民營鐵路公司成了這些高管們的小金庫。如果收歸國有，不僅斷了他們的財路，而且為收購而準備的清產核資，將會令他們之前的暗箱操作大白于天下。二是唯恐天下不亂、以便乘勢而起的幫會，包括那些日后被賦予“革命團體”或“反動會道門”不同標簽的幫派。這些幫會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是典型的“凡是派”：凡是政府擁護的，就堅決反對；凡是政府反對的，就堅決擁護。鐵路國有侵害了既得利益集團，這等于為幫會提供了天然的同盟軍，更何況以征收苛捐雜稅的方式籌集鐵路資金，牽連千家萬戶，成為動員群眾的最好工具。如果說地方士紳的既得利益集團是為了一己的私利而對抗鐵路國有，幫會則根本就不在乎鐵路歸誰所有，而是為了把水徹底攪渾。幾年后，在新生的民國政府統治下，“腐朽而反動”的清王朝的鐵路國有政策不僅被全盤繼承，而且被發揚光大，贖買商股的條件更為苛刻，卻贏得了天下的頌贊和響應，無人敢作仗馬鳴�！ ≈匕跽摺 ≌蔚目谒吘共荒墚斪鼋洕娘埻�。激情退去后，商辦鐵路“奏辦多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終于開始成為朝野關注的焦點問題。經過三年多的全面調查摸底，1911年5月9日，中央政府正式確定了鐵路國有政策。而之前五天，一位名叫石長信的監察干部(給事中)上奏，切實地分析了鐵路國有與商辦的利弊，提出了“干路國有，支線商辦”的思路，“將全國關系重要之區，定為干線，悉歸國有。其余支路，準由各省紳商，集股辦理”。石長信從維持政權的安定團結的高度，痛斥商辦鐵路已經成為擾民的莠政：“四川、湖南現興造鐵路，因資金緊張，以租股為名，每畝土地皆征稅，以充路款。我聽聞兩省農民，民怨沸騰，又遇荒年，用強制手段收取更難以操作？?深恐民窮財盡，本欲圖富強卻使其更加貧弱。所以干路收歸國有之日，不必擔憂百姓會阻撓�！薄案陕穱�，支線商辦”的創新思路，令久為國有還是商辦分寸拿捏而犯難的中央政府大為釋懷。攝政王載灃大為欣賞，稱其“不為無見”，“所籌辦法，尚屬妥協”。 中央政府隨即發布了干路國有的文件，首先痛陳商辦鐵路的弊端：“國家必得有縱橫四境諸大干路？?從前規劃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準商辦。乃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巨，參追無著，湘鄂則設局多年，徒資坐耗�！比缓笮迹骸案陕肪鶜w國有，定為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干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筑，除支路仍準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準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备鼮橹匾氖牵募蟆白越抵贾掌�，所有川湘兩省租股一律停止”。 長期近距離觀察大清政治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澳大利亞人莫理循(George Morrison)認為：“(中國政府宣布干路國有的)時機很好，因民眾已對各地方當局在獲得筑路權后之屢次失敗感到厭煩，民眾更厭惡種種無休止之爭論、貪污腐化以及揮霍公共財物，而當民眾逐漸認識鐵路之無限價值時，他們就更加支持由中央政府制訂一項強有力的鐵路政策。前景是美好的。這道上諭？?受到普遍贊揚�！憋@然，莫理循與石長信、盛宣懷及載灃等，都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智慧、能力和厚黑。鐵路國有政策雖然能大大減輕農民負擔，但這受惠的一群卻正是沉默的一群，他們沒有能力來表達支持，正如他們之前沒有能力表達反對�！ ”Ｂ穙r�？睢 ∪绾卧凇肮健迸c“平均”之間找到平衡點，這是盛宣懷所要考慮的難點。在發布鐵路國有政策的次日(5月10日)，中央政府要求各省立即統計各鐵路公司的經營狀況，清理清查，摸清家底。最艱難的是川路公司。一方面，川路的資本金大多數來自強征的租股；另一方面，川路雖然才建了20多華里，卻在所謂的資本經營上虧損了300多萬，捅了個巨大的窟窿。川路公司當然希望中央政府能將這個漏洞補上，而這對盛宣懷來說顯然是不可接受的。盛宣懷的計劃，就是先解決湖南、湖北和廣東三省，“湘路先了，粵路次之？?湘粵厘定，不怕蜀事不定”。 此時，“格老子”們十分安寧，低眉順目的，與廣東、湖南、湖北三省的波濤洶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作乖巧的綿羊狀，當然是有所圖：川路公司的如意算盤是“保存現存之款，求還已用之款”，在將建設鐵路這個顯然已經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甩給中央政府的同時收回所有的投資，包括在上海虧損了的300多萬巨款。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觀察，川路的紳商們分成了兩類，“甲純主自辦，乙則主歸國有，而要求不以路作抵，不提存款，全還用款”，“有力量者，漸趨乙說”�！ 〈饭竟蓶|、曾經短暫留學日本的立憲派人士鄧孝可，在《蜀報》上發表《川路上今后處分議》：“今政府此舉，就吾川人言之，尚不無小利。故就愚見所及，吾川必欲爭川路商辦，甚無味也。以交通便利言，則國有自較速；以股息之利言之，則商辦亦難期。況吾川路公司成立之性質，記者(即鄧本人)始終認為謀交通利益而來，非為謀路股利息而來者，故曰聽‘國有’便�！编囆⒖蓪τ诠粳F存的資金抱有極大的幻想，“路股現金，今約存者尚千萬。此千萬處分而當也者，則全川永永食其福；此處分案不當也者，虛牝擲金，租股瘡痍，其何日復哉”。他甚至將這些款項分派了用場：“以一百萬金，力擴川航事業；以五百萬金，充地方殖業銀行資本；以二百萬金，為川省教育基金？?”同時，他還希望政府“把幾年來已用去之款與上海損失之款，一并用現金償還”�！ ∮伏S瑞麒指出：“收回干路而不將所收股款絲毫給還，固為失信，但還股款而不使民間享修路之利，仍不免為失信。且京奉鐵路，至今商股未退，干路國有，不必完全官股可知。擬請明降諭旨，將川漢、粵漢以前所抽所招各股，改換官辦股票，仍照原定官利按時給息。路成之后，一律分給紅利。其有不愿領換股票者，即將原股如數給退，不使有絲毫虧損。且各項加征之股款，雖當停止，以恤民艱。而全國富商，未嘗不可召之使來，以期眾擎易舉�！边@份奏折，實際上建議在鐵路國有政策的基調下，允許和鼓勵民營資本參與，民營資本依然可以“附股”，投資到國家鐵路上，同受利益。盛宣懷對此大為賞識，向朝廷表示將予以采納�！ 〉牵跊]有盤清家底之前，朝廷并不松口，除了明確宣布廢除民怨矢集的“租股”外，未作任何表態�！ 〈饭镜谋P賬則揭開了巨大的黑洞。王人文只能統計一個大概數字，因“公司開辦八年，賬卷山積”，而且，這次查賬并不只要總賬，還需要明細賬，“既須剔出重收重支，又須分別財產及消耗”，并將與宜昌、漢口、上海、北京四家分公司核賬，“倉促間難以完成”。 艱難的查賬已經令賬目從來混亂、貓膩叢生的川路公司管理層十分畏懼，在中央政府擬定出具體的回購股份方案之前，他們決心主動出擊，手段就是以“假保路”來促進“真保款”，而靶子就選定在租股的存廢�！ 煞菹喾吹膱蟾妗 �5月16日，鐵路國有宣布后一周，川路公司董事局出手了！他們致電郵傳部，說鐵路國有政策傷害了四川人民的“急公之心”，懇請郵傳部繼續維持川路商辦的局面。22日，中央政府下發文件，明確提出：即日起立即停止四川和湖南兩省的鐵路租股??謄黃發布。所謂“謄黃”，就是將中央文件謄抄在黃紙上公布于眾。清末時，謄黃只適用于仁政恩詔，只有刊載喜訊的最高指示才符合此例。租股擾民，早已成為四川的一大弊政。一方面是農民負擔沉重，另一方面是租股被大量浪費、挪用、貪污，成為把持鐵路公司的紳商們的小金庫，這實際上也是中央政府下決心將鐵路收歸國有的原因之一。沒有農民是喜歡租股的，在中央政府明令廢除租股前兩天(5月20日)，王人文致電中央政府，以四川人民的名義請求“將此項租股立行停止”，緩解“民困”，“以廣皇仁”。但是，在中央政府下令廢除九天后(5月31日)，王人文卻應川路公司管理層的請求，向北京發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電報：請求收回鐵路國有的成命，并緩刊停止租股的謄黃。王人文改口的理由是說川路公司的紳商們表示，四川人民“均不愿停止租股”，“以保路權”。川路公司高層在當日提交給王人文的報告中再度高舉民意大旗，聲稱“川民以租股為川路命脈”，“萬眾協心”，不該廢除；而且，租股是在“先皇帝”光緒手上批準的“先朝成案”，誰廢止，就是對“先皇帝”不敬；甚至赤裸裸地威脅說，川路公司“人心固結，股東過多，尤未便操切從事，致釀變端”，要求王人文立即請示朝廷，停止國有，維持租股。這篇洋洋千言的報告，通篇沒有一字提及租股擾民，沒有一字提及管理混亂。既得利益者們巧妙地將自己藏在了民意的石榴裙下，本是政府、紳商、民眾的三方博弈，被他們變成了政府與民眾的博弈，而他們則不僅是幕后操縱者，甚至還是裁判。在掌握了輿論權的既得利益者把持下，那些胼手胝足、真正承擔著改革成本的小民百姓，是沉默的一群，也是總能輕易“被代表”的一群。川路公司高管擔心“租股一停，生命立絕”(川路總公司致宜昌分公司電文)，但那究竟是誰的“生命立絕”呢？數日后，川路公司再度向王人文遞交了請愿書，題目干脆就是《免刊停止租股謄黃以安人心》，增加的一條理由是租股乃股本，而非捐稅，如果謄黃，會引起百姓誤解，以為以前所收的是稅而不是股。毫無疑問這是睜眼說瞎話，所謂的租股就是以公權力保駕護航而強行征收的特殊捐稅，大多數百姓根本就沒把自己當成今后或可分紅的股東。但在紳商集團的連哄帶蒙下，這些出了血汗錢的民眾，又將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捍衛那虛無的股權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在以“四川駐省各法團”(法人社團)名義提交的一封請愿書中，光緒皇帝被再度抬出來，證明租股的推行源于先帝爺的“遠識深心”，“并非規劃未善，尤非不量民力”。這等于是給鐵路國有政策扣上了“大不敬”的高帽子。各方壓力之下，王人文在報告中央政府“川民希望盡快停止租股”的11天后(5月31日)，再度發出電報，徹底改變口氣，請求緩停租股。短短11天內，堂堂一省的最高領導居然發出了截然不同的兩份民情報告，中央政府“覽奏殊堪詫異”。攝政王載灃在6月2日的批文中嚴厲指出：“鐵路改歸國有，乃以商民集款艱難，路工無告成之望。川省較湘省為尤甚，且有虧倒巨款情事�？⑾髦啵綒w中飽；殃民誤國，人所共知�！币虼耍Ｖ棺夤傻恼呓^不會更改。此時，年輕的載灃并不掩飾自己的盛氣鋒芒，尖銳地指出：川路公司要求繼續征收租股，甚至放棄國有，“是必所收路款，侵蝕已多，有不可告人之處。一經宣布，此中底蘊恐不能始終掩飾”，而王人文在川為官，“目擊情形，一切弊竇，應所深悉”，卻居然幫著代奏，“殊屬不合”，“著傳旨申斥”??也就是給予了王人文一次書面警告。 class=’page’>4下一頁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45902.html
相關閱讀：皇太極不但娶過倆寡婦 還曾令自己的妾妃改嫁
康熙天子為什么叫“玄燁”？
皇太極離間袁崇煥
清末高層政斗下的女活佛與白花大蛇穢居案
清代皇帝每一位都有部愛情傳奇：清朝皇帝太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