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兩代帝國，均有過大規模對外戰爭，且皆具備獲勝的記錄。這在不少后世人的眼里，成了不可磨滅的盛世象征。似乎用武力解決問題，就是民族尊嚴的體現。除去上綱上線外，少有人探究帝國對外戰爭的原因。畢竟，所謂尊嚴和面子問題并不是政治的全部。
　　
　　●河套草原是優質資產
　　
　　秦、漢兩個帝國，均有過大規模對外戰爭，且皆具備獲勝的記錄。尤其是漢帝國的勝績更是彪炳史冊，被后世廣為傳誦。民族主義者、唯物史觀者，無不對此推崇備至，在他們的眼中，似乎開疆拓土，對外征戰，用武力解決一切問題就是盛世的象征。一句口號喊得異常響亮：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關于此，我不想談論如此意氣用事有無必要，更不愿意上綱上線地把問題抬到民族尊嚴的高度上去。個人認為，摸清楚戰爭的起因及其根源，比關注勝負更為重要。因為影響到戰爭勝負的因素太多了，而且絕大多數因素都過于偶然。
　　
　　在秦篇中，戰爭的利益脈絡我們已經理清，但是并未詳細介紹誘發戰爭的客觀因素和承載戰爭的客觀環境。現在，我們就著力在戰爭誘因和環境上做精細的分析，以便從中摸索出些一些規律，順便溫習一下舊時的功課。
　　
　　秦帝國時期，秦始皇帝嬴政曾派大將蒙恬遠逐匈奴，占領了曾屬于匈奴人的領地——河套地區。河套地區舊稱河間，其位于北緯37度線以北，黃河“幾”字彎流域，囊括了銀川平原以及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的部分地區。這里土地肥沃、水草繁茂，可以說是天然的糧倉。曾有俗語說得好：黃河百害，唯富一套。
　　
　　河套地區的富饒是由其地理位置所決定的，這里的氣候、土壤、水源等天然條件均適宜農作物的生長，是當時游牧民族的主要棲息地。
　　
　　●經濟壓力迫在眉睫
　　
　　前文中曾介紹過秦帝國的軍國體制，這是秦主動對匈奴用兵的一個關鍵理由，即必須不斷對外戰爭才能驅動國家機器，使社會的經濟穩步有序地運轉起來，同時奪取新的資源以供社會群落內成員使用。在秦帝國盡滅關東六國到對匈奴用兵前，前后有大約七年時間是沒有戰事的。軍國停擺，意味著社會要面臨一個運轉慣性的問題。多年來習慣于征戰的軍人接近職業化，在社會分工中從事其他職業并不比長期處于軍隊外的人更有優勢，說得更嚴重些，他們已經難以在常規的社會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獲得他們期望中的經濟收益。經濟效益驅使這些無處覓封侯的職業化軍人擁有再次從軍的需求，若不能滿足，則可能成為社會的一大安全隱患。安撫這些退伍軍人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另一個點燃戰爭導火線的因素是經濟壓力，準確地說是人口壓力。秦帝國統一天下之時，除去戰時的傷亡外，并無大量殺戮平民的現象，而是將舊時六國的人口和土地一起接收過來，整合成一個大帝國。舊社會群落解散并融合進新社會群落中，得到最大限度保全的人口，會成為人口繼續增長的基礎。龐大的人口基數和無序的人口增長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就令社會感覺到經濟的壓力。前文記錄過，公元前216年，秦帝國因政府制度的缺陷，導致了土地資源分配不合理，直接引起了經濟危機的爆發，通貨膨脹率奇高無比，具體表現則為糧食價格飆升。
　　
　　公平地說，即使秦政府當時在土地制度上處理得體，預留好緩沖，也無法徹底根治人口壓力的痼疾。也許矛盾不會表現得如此尖銳，呈爆發事態出現，可總有一天問題會呈現在眼前。歸根結底，是生產技術的更新無法跟上人口的增長速度。
　　
　　兩者的壓力都迫使秦帝國政府做出決斷。在河套地區水土肥沃、宜耕宜農的誘惑下，在軍事技術、力量上佳的前提下，秦帝國政府選擇了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來解除這種經濟壓力——輸出暴力，即戰爭。
　　
　　在無新技術更新生產能力的前提條件下，有這樣一個公式可以說明帝國政府的決策取決于什么：
　　
　　經濟資源總量/人口總數=人均資源數量
　　
　　當人均資源成為一個額定數字，低于這個數字將無法保障生存時，那么能作為變量而進行變動的，只有經濟資源總量和人口總數這兩個條件了。換句話說，要緩解這個壓力，辦法可以是增加經濟資源總量，也可以是消滅人口，更可以是兩者皆有之。如此看來，戰爭是惟一的出路，雖然有悖于文明及人道。
　　
　　對外，如果打贏，可以獲得經濟資源；打輸，可以消滅人口。在不致因戰爭失敗而遭對方反噬并導致滅國的前提下，對外發動戰爭是個好的選擇。若無能力對外征戰，那么對內鎮壓因經濟給養不足而由民眾自發組織的暴亂行為，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由此可見，民族尊嚴、大義都不是發動戰爭的根本理由，至多是一種借口。實實在在的硬理由，是與經濟完全掛鉤的，來不得半點虛假。
　　
　　●游牧經濟的崛起
　　
　　秦帝國鼎盛時期，作為北方典型游牧民族的匈奴，人口數量還比較少，居住得也比較分散，并未合成一支完整而強大的政治勢力。秦帝國終結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經歷兩代匈奴單于的整合，在中原大混戰時期，終于形成了一個綜合實力非常強大的社會群落。司馬遷在《史記》中介紹匈奴時，曾談及過這個問題。
　　
　　有關匈奴社會的發展脈絡，由于沒有更多且詳盡的資料證明，故無法提出疑義。只是有一點經濟問題，讓人比較難以理解。古書中關于游牧民族的記載、介紹，多稱他們不從事農業耕作，日常飲食只局限于動物類食品，即肉、奶等完全來源于牲畜的食品。先不論營養問題，單是這食物的來源渠道，就很成問題。首先是渠道過于單一，其次是產量有限，這兩點欠缺造成抵抗經濟風險的能力極弱，同時難以滿足人群正常的生存需求。以人正常的營養需求來看，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也應該有一定比例的植物類食品，只是他們獲得植物類食品的方式不像農耕民族那樣靠深耕細作，而是比較粗放的簡單采摘。
　　
　　匈奴人的社會群落整合，與其社會結構發展有一定的聯系，因氣候變化而導致的經濟結構改變，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所出現的風險，是促使社會群落主動合并的原動力。關于經濟體規模與抵抗風險的關系，前文已經詳細論述過，此處不再贅述。
　　
　　以畜牧業為主要經濟支柱的經濟模式，其抵御風險能力脆弱，可延展性也比較差，人口增長速度稍微放快，社會群落內的經濟鏈條立刻就會繃緊。至于遭遇到些許天災人禍，社會秩序因經濟動蕩就會產生不可避免的混亂。如果社會群落內部無法消化經濟壓力，那么就會轉向將經濟壓力施加給周邊臨近的社會群落。
　　
　　河套地區，對于游牧民族來說，其意義之重大幾乎等同于命脈。因為這里富足的經濟環境，是擴大社會群落經濟彈性并進一步發展的關鍵資源，是承載游牧文化的重要載體。失去這個地區，就等于失去了社會群落的半條命脈，所有戰略發展規劃都將改變，這必然是匈奴人不愿接受的。然而軍事實力上的差距，使得他們無法正面對抗強大的秦帝國軍隊，只能將經濟生活區遷移至秦帝國軍隊的軍事打擊范圍之外。
　　
　　由于游牧民族生活習慣所致，他們幾乎長年生活在馬背上，對于馬匹的駕馭能力要遠優于農耕民族。如果將這特性應用到軍事技術中去，將會對部隊的機動性和殺傷力帶來巨大的提高。對于匈奴人來說，幾乎不用特意的訓練，就能將騎術轉化成軍事技術。這種高機動性、高靈活性與高殺傷力的結合，使得匈奴人的小股武裝力量經常能騷擾得秦軍不勝其煩。為了降低匈奴人游擊的威脅，秦帝國軍隊在司令官蒙恬的指揮下，開始建立朔方之城，同時遷移人口對此地進行經濟開發。漢帝國大將軍衛青主持建立的朔方城，正是基于秦時蒙恬建城舊址，對其進行翻新加固才成的。
　　
　　秦始皇逝世后，帝國內部產生突變，隨后各地的武裝叛亂擾亂了帝國的一切秩序。原定的筑城計劃隨著這場內亂，終因無人督促、負責而流產。我們不難理解這一點，既定的千秋霸業藍圖都半途而廢，何況區區一個朔方城。帝國內亂期間，受政治脅迫的移民開始私下里離開了河套之地，或是返回故鄉，或是逃向山野，總之是逃離開險地避禍去了。邊防的壓力減弱，使得匈奴人再次活躍在河套地區。
　　
　　秦漢交替的八年戰爭里，幾乎摧毀了中原地區的一切經濟帶，而這八年則給了匈奴人充分的整合社會群落的機會和休養生息的時間。漢定中原后，匈奴業已成為中國北方最強大的游牧民族社會群落。社會群落的擴大，勢必使經濟體擴大；經濟體擴大，勢必導致抗風險能力增強。經濟的穩定促進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加快，人口的增加達到一定程度，推動了對更多資源的需求——這是建立在生產技術無提高基礎上的必然結果。
　　
　　為爭奪資源，公元前200年九月，匈奴悍然奪取了漢屬地馬邑(今山西朔州)地區，之后繼續南進，于晉陽(今太原西南晉源鎮)地區與漢軍產生大規模武裝沖突。漢高祖率軍親征，初戰小勝，而后乘勝追擊，結果于平城地區(今山西大同市東北)遭遇匈奴軍埋伏，敗走后退守白登山(今大同市東北馬鋪山)。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圍。
　　
　　●白登之圍脫困的疑點
　　
　　史上記載的白登之圍，漢高祖脫困辦法是聽從謀士陳平的計策，賄賂冒頓單于的閼氏，請她吹枕邊風，以求得單于通融，放高祖一條生路。個人認為這個說法比較兒戲，起碼有這么幾個疑點，值得我們斟酌。
　　
　　第一，這種大規模軍事行動，帶妻子上陣無異于將她暴露在風險之下。哪怕是女人隨軍前進，至少也應該留在遠離戰場的，相對比較安全的戰略緩沖地帶，以便在軍事行動失敗后的撤退中一起帶走。我們姑且退一步講，匈奴的女人像男人一樣驍勇善戰，可以隨軍出征而不能成為軟肋。與單于地位相近的單于夫人，出于安全考慮，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見得到的吧。
　　
　　第二，處于嚴密的軍事封鎖之下，有什么人可以順利地突出重圍，并攜帶大量物資，潛入到匈奴軍隊統帥的身邊？這顯然是個比較離奇的說法。且不說遇到接近包圍圈時的格殺勿論，僅僅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就為交流上平添許多不便。交流上的困難，如何能使高祖的使者順利地到達單于閼氏的駐地，很令人費解。
　　
　　第三，假定匈奴人圍攻格殺漢軍的意志不那么堅定，沒有處死漢高祖派遣的使者，而是把他帶到軍隊統帥處，那么究竟是應該帶給最高統帥單于，還是該帶給他的妻子？這又是個考驗常識的問題。
　　
　　第四，單于閼氏是否具備對于匈奴的軍事、政治的干預權。關于此可以從兩個方向做考慮：如果不具備干預權，那么她沒有資格向單于提出政治意見；如果具備干預權，那么她的意見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單于的決策，這是個很難說得清楚的問題。
　　
　　第五，如果冒頓單于聽從了閼氏的觀點，不再覬覦漢地而就此退兵，那么之后立刻又進軍代地(今山西代縣雁門關一帶)的行為就非常難以解釋了，因為這前后言行顯得過于自相矛盾。
　　
　　還有種種疑點，就不逐一列舉了。因為僅憑上述五點，就令人很難對史書記載的漢高祖白登脫困始末產生信服感。我無意質疑劉邦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的行事風格，更不想將其丑化妖魔化臉譜化，只是這段史書中的記載很經不起常理的推敲。在沒有足夠的資料做證明的前提下，考證一段歷史的真偽，實難完成，只能通過從歷史進程所受影響后的變化中尋找若干線索來進行推斷。
　　
　　匈奴人攻城掠地的目的，是個極其關鍵的線索根源，這直接左右著事態的發展。在秦篇中我曾經詳細解釋過戰爭的實質，這里就不再長篇累牘地復述了，只簡單說一句，戰爭不是憑空而來的，其目的必然是直指利益。匈奴人所期望的利益是什么，就成了解開這個謎局密碼的鑰匙。
　　
　　直接搶到經濟給養，這是最淺表的也是最直接的收益，無從辯駁。而深一層的收益還需從一種文明的經濟屬性上思考。游牧文明的載體，是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游牧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口增長而需要擴大經濟體規模時，所緊缺的資源就是這種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這樣的土地恰恰也是農耕文明賴以生存的資源，原因很簡單，能生長植被的富饒土地，就具備成為農耕土地的潛質。反之，農耕用土地荒蕪后，就會形成天然的草場。
　　
　　當土地成為兩種文明的生命線時，爆發戰爭是在所難免的，因為都在為生存而戰。那么回過頭來看史書上所言，冒頓單于閼氏說漢家土地不能久留的觀點就站不住腳了。若不是憑臆測想當然，那一定是史官有意地略掉了一些關鍵信息。至于這關鍵信息是什么，這里先放下不論，在后文中會有詳細解釋。
　　
　　●也許割地賠款才是真相
　　
　　在前面的《戰爭福利學》一節中我曾談及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戰爭的策動者往往會逃脫戰敗的懲罰。因為戰爭的策動者往往是社會群落中最高權力的執掌者。從政治角度來分析，如果戰敗方需要為失敗支付成本如戰爭賠償等，至少要有一個明確的責任承擔人。毫無疑問，戰敗方最高權力的執掌者將是扮演這個角色的最佳人選。
　　
　　圍繞著戰敗責任人的視角去考慮白登之圍，線索就明朗了許多。匈奴單于應該不至于有對漢軍趕盡殺絕的意圖，更談不上有殺掉漢高祖的意圖。如果殺掉劉邦，漢帝國勢必會立新的最高掌權者，那么對于匈奴來說，就等于喪失了索要戰爭利益的機會，不僅得不到經濟補給和經濟資源，還可能白忙一場。因為沒有人來為此負責。而扣留劉邦，其實際效果與殺他無異，漢帝國同樣會立新掌權者。關于此，千年后的宋朝就有一個鮮活的例子，這里就不做詳細介紹了。
　　
　　可以說，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匈奴人都沒有堅定地格殺漢軍團及其統帥的意圖。事實上，用于戰爭中的殺戮大多只是手段而絕非目的。
　　
　　客觀地審視白登之圍，任何人都無法否認那是一場兵力相差極為懸殊的對抗。匈奴人以眾擊寡，以強凌弱，而且士氣正旺。反觀漢軍，形勢是非常被動的。由劉邦親率的先鋒部隊脫離了主力軍團，被大約三十萬匈奴軍隊團團圍住。史書中的花絮告訴我們，漢軍團被圍七個日夜，經濟補給奇缺，士兵餓得連弓都拉不動。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堅守七天直到脫困，其難度之大不亞于坐地升仙。我們不排除歷史上有小概率事件發生，然而這件事情前后疑點重重，違背常理之處太多，并且所有的解釋都很牽強，甚至有幾分欲蓋彌彰的味道。這令我忍不住又多了幾分思考。
　　
　　歷史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呢，比如說劉邦因兵敗被俘，或是主動投降，而后通過外交談判的手段來解除落入敵手的窘境，至于白登脫困的說法只是一席炮制出來的謊言？這個匪夷所思的想法進入腦子后，我開始著力思索其可能性與合理性。
　　
　　戰爭的通行法則是戰敗方屈從于戰勝方的力量，并接受其開出的休戰條件。僅以最常見的經濟要求為例，割地賠款作為戰后的經濟補償，其廣譜性可稱得上冠古絕今。
　　
　　經歷白登之圍后，于漢高祖執政的后續年間里，馬邑地區以及平城一帶的土地資源信息，就徹底從史書中銷聲匿跡了，而后有史記載的邊患戰禍主要都集中于馬邑東南方的漢屬代地。那么馬邑及其西北的平城究竟歸屬于何方，則成了語焉不詳的話題，這確實是一樁頗值得玩味的事情。劉邦脫困后，馬上著手和親事宜，并每年向匈奴提供布匹、絲綢、酒和糧食等經濟給養。被后世稱為歲貢的政治行為即刻出現在兩國戰后，而這又恰好是由戰敗國提供給戰勝國的，再聯系到前面的土地問題，兩相對應之下，就更值得旁觀者玩味了。
　　
　　有關劉邦兵敗被俘或是投降，只是一種猜想，尚無明確的證據證明，只能從一些側面信息中得知，雙方的停戰協議很可能是建立在漢方屈服的結果之上。史書上與此相關的內容，很可能再一次因講了政治而在真實性上摻雜諸多水分。
　　
　　前文談起過，經濟進入復蘇期人口會產生激增的效應，尤其在政治鼓勵之下更是如此。在短短的三十年時間里，完全可以繁育出一批具備再次繁衍能力的新生人口。事實上，在景帝執政時期，人口的壓力就初現端倪。這點從晁錯的屯田奏折上就可以看得出。
　　
　　晁錯算得上是個有遠見的人，但是作為從政者，他顯然于政治上不夠成熟，所以最終招致殺身之禍。
　　
　　漢武帝執政時期的人口爆發性增長，是社會群落內不堪承受經濟壓力重負的開始。而經濟實力膨脹的社會成員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則是危及專制統治的潛流。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成了漢武帝時期嚴刑峻法的源動力。然而僅有這些還不夠，嚴峻的形勢逼迫著武帝必須以更激烈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在經濟上要國進民退，維護住統治。毫無疑問，戰爭是最好的辦法。只有將國家軍國化，使得整個國家處于長期的戰爭狀態，才能保證這個社會群落中的一切資源都能隨意地供統治者加以調撥、使用。制造對外矛盾，并開動戰爭機器，從來都是強化集權專制統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滅激增的人口，降低社會群落內經濟的壓力。戰爭，這毋庸置疑的絞肉機，就是人口正增長的天敵。令統治者更為津津樂道的是，這種消滅人口的方式，大多不會令其受到詬病，反倒是好處多多。尤其是在戰爭勝利后，獲得的經濟資源如土地，則成就了他們開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載入史冊的光輝政績。
　　
　　這冷眼看上去毫無關聯的兩者，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個目標：戰爭。于是在漢武執政年間，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戰爭。
　　
　　事實上，漢武時期的戰爭并未如后世人們想像的那樣，憑借武力打造了一個盛世，也沒有令生存在游牧經濟環境中的異族屈服，更沒有讓他們恐懼到不敢來犯的地步。只是在耗盡國力，人口折損過半之余，兀自多了些空曠的土地。人口的銳減，使得經濟資源寬松起來，被破壞的經濟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構建。于是新的仁政又來了，所謂的“盛世”再現了。而那巡脧在中華大地上空的專制靈魂，卻一直茁壯地成長著，直至步入成熟。
　　
　　漢武時期的黑暗政治環境充分地說明，基于專制思想下的帝國制度絕非僵死而不知變化，然而究其變化方向，卻是令人大跌眼鏡。執政理念上的頻開倒車，使得剛見起色的經濟備受打擊，原本應該伴隨著經濟發展而有所進步的生產力被壓制在低水平處徘徊。說制度一定會為生產力讓路，厚道點評價，這顯然是個以偏概全的說法，不厚道地評價，這就是個赤裸裸的騙局�；钌�生的例子告訴我們，專制政治下，制度不但不會為生產力讓路，反倒是將其活活地扼殺在了搖籃里。
　　
　　原文載于《帝國啟示錄》，北地舞人著，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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