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竟是篡改歷史的大騙子 揭露歷史盲點
唐太宗李世民
據史料記載，李淵共有四個兒子，長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淵家世顯赫，名應圖讖，隋煬帝對他十分猜忌，而李淵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韜光養晦、深藏不露，雖然早有異心，卻一直按兵不動。此間由于朝廷橫暴征暴斂，連年戰亂，搞到百姓民不聊生，到處都是農民起義，李淵趁機在亂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開始覬覦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煬帝還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監視李淵，在朝廷耳目眾多的情況下，李淵急需一個可靠的助手來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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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大雅所撰《大唐創業起居注》是關于大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記載，而且他親自參與了起兵反隋的晉陽起兵，其記載具有較高的真實性。據此書所述，當時李淵身邊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為其它幾個兒子都不在身邊，所以他就將自己真實的內心想法告訴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輕勇武、血氣方剛，自然是李淵最為得力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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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淵受命南下針壓起義軍，北方突厥趁機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轄下的馬邑(今山西朔縣)，隋煬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淵，李淵非常惱火，便想起兵，但由于身邊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還在河東，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絕佳時機，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隋煬帝下令赦免李淵，讓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機會，李淵便不會輕易放過，他馬上通知建成、元吉，讓他們立即準備起兵，于是李建成在河東招集英杰之士，李世民在晉陽拉攏強兵能將，下大力氣招攬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淵的女婿柴紹陸續到達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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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淵讓晉陽命令劉文靜偽做了一份隋煬帝的敕書，在太原、雁門、馬邑等郡征兵。二月，李淵又趁叛隋而起的劉武周南下汾陽宮(今山西寧武南)之機，以防備劉武周為名，下令募兵。 與此同時，李淵向突厥始畢可汗稱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擊的后顧之憂。在做好這種種準備之后，李淵終于起兵反隋，由于他準備充分，謀劃精密，加上兵多將廣又個個驍勇善戰，所以一路上勢如破竹、威不可擋。他們很快攻破了西河城，進城后秋毫無犯，慰撫民眾，恢復舊業，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淵以李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留守，負責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淵親領三萬人，誓師動兵，改易旗幟，開向關中，不到半年的時間便推翻了隋朝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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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淵
由此可見，太原起兵的全過程，包括此前數年的苦心經營，都是李淵一手操辦的，他為大唐的創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唐王朝創立的主要功勞應該在他身上。而一直以來“陰結豪杰”、勇而有為的李世民，是得力的助手，是積極的配角。然而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正史中，事實卻發生了歪曲。
《舊唐書》記載，隋煬帝南巡江淮的時候，瓦崗寨農民起義正如火如荼，嚴重威脅到了隋朝的統治，李世民見有機可乘，便與劉文靜密謀起兵，并做好一切策劃和安排，待欲起事時才告訴父親李淵，李淵聞之大驚，只是逼迫于當時緊急的形勢，已經沒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得不勉強聽從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書》、《資治通鑒》都延用了這種說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勞劃到李世民身上，李淵則成了消極被動的角色，從而使李世民成為起兵反隋、開創大唐的首要人物。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矛盾，與李世民奪取帝位后重修史書有關。李世民通過玄武門政變，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殺死了親生哥哥李建成，這無論如何是不合乎道統和倫理的，為掩蓋這種殘暴的行為，為自己的登基確立合法性，李世民決定制史官，撰修國史，于是下令創立了宰相監修國史的制度，這就使史官很難做到秉筆直書，只能按統治者的意圖撰寫歷史。李世民在位期間一再違例要求親看國史和起居注，并為自己辯白道：“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們把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的動因寫成為“安社稷，利萬民”的大義行為，從而嚴重歪曲了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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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武門復原圖
按照李世民的意圖，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時，費盡筆墨來鋪陳李世民在武德年間的功勞，竭力抹殺太子建成的成績，降低高祖李淵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謀描繪為太宗的精心策劃，而高祖則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這樣，李世民便是開創李唐王業的首功之人，皇位本來就應該是他的，李淵退位后也就理應由他繼承皇位，這樣，李世民登上皇位便顯得水到渠成了。
還有一種解釋，認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國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降低李淵的功勞，乃是出于當時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貞觀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淵由主動起兵變為被動起兵，目的是為了把李淵描繪成一個忠臣的形象，從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淵是在隋煬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劉文靜等又設下圈套逼得他走投無路的時候，而且在起兵時李淵還曾號稱要“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這樣一來，李淵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顯這種刻畫有利于李世民維護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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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世民之所以將起兵反叛加到自己身上，乃是為了強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這與他要求史官們在撰寫《太宗實錄》時，極力渲染他出生時“二龍戲于館門之外，前后三日才離去”的異象是一致的，在記述太原起兵的過程中竭力描寫他的謀略過人和勇武善戰，更是進一步印證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
這種說法多基于心理和邏輯上的推測，沒有太多的史實依據，權且可以當作一種另類的解讀。由此可見，李世民繼位后修改創業國史是沒有疑問的事實，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國史，首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蓋“玄武門之變”的惡劣行徑，讓自己的繼位顯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統上的合法性，至于還有沒有其它目的，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判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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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篡改歷史的元兇
自戰國以降，君王對待不合圣意，直筆寫史的史官和他們所寫的史書，處理的辦法比較簡單，即貶殺與焚燒。這種做法，雖然可以達到泄憤和毀書的目的，但記載君王功績的部分也隨之蕩然無存，這種做法顯然很愚蠢。于是，從唐朝中晚期開始，皇帝變聰明了，他們一改以往愚蠢野蠻的做法，開始按照自己的意圖和標準，對史官己經修成的史書進行篡改。
唐玄宗
大文學家韓愈在唐憲宗朝任過史官，在編撰《順宗實錄》時，由于對宮禁中事，直筆實錄，被叱之為“繁簡不當，敘事拙于取舍”，尤其受到宦官的攻擊，并向皇帝告狀說，《順宗實錄》不實。憲宗聽說史書有問題，大為不悅，即令人刪改。直至唐文宗上臺，仍下詔，令宰相路隨修改，理由是“《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實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舊唐書.路隨傳》。其實，宦官所謂的不實，正是史官秉筆直錄了宦官們為禍朝廷的劣跡;皇帝所謂的信史，正是要史官對皇帝掩惡揚功，讓后人只知他們的英明偉大，而不知他們的過失惡行。這就叫做為尊者諱。由此可見，史官修史之難。
唐玄宗
韓愈雖然因修史遭受攻擊非議，畢竟還未因此惹禍。到宋朝就不同了，宋哲宗紹圣年間，文豪黃庭堅執筆撰修《神宗實錄》，因“誣謗不實”而獲罪，被貶為涪州別駕。主編呂大防與參預修史的范祖禹、趙彥若等人，也被牽連獲罪。所謂“誣訪不實”，其實是黃庭堅在《實錄》中直書神宗朝推行新政的某些失誤之處。可見“實”與“不實”的標準，是皇帝決定的。
唐玄宗
在唐宋時期，史官修史不合圣意，還只是史官遭貶謫，史書被重修，而到了明代，情勢更是大不一樣了。
朱棣
明朝篡改歷史的最大手筆是明成祖朱棣，此人在奪取帝位三個月后，為了抹去他起兵奪權的記錄，下詔重修《太祖實錄》�！短鎸嶄洝肥墙ㄎ牡壑煸饰�(朱元璋之孫，朱棣之侄)即位后，下詔由方孝孺為監修編纂的，始于朱棣起兵發難之前，終于其即將奪取帝位之時，歷時三年。史官們站在正統的立場上，對朱棣的記述多有貶斥。朱棣豈能讓自己起兵篡位的記錄流傳于后世?于是，他下令革除建文年號，改當年為洪武三十五年，命李景隆(三朝勛臣，后降朱棣)、茹常(降臣)為監修，翰林學士解縉為總裁，重修《太祖實錄》。并令解縉等人對建文朝的全部章疏進行清理，凡涉及“靖難”者，統統燒掉。李景隆、茹常都是建文朝的變節者，當然不可能秉持修史的原則操守。他們組織一班文史官員，大刪大改，搗鼓了八個月，便完事大吉，原來建文一朝的事實，都變成了附錄。書成之后，原來的《太祖實錄》即行焚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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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這一批修史的官員中，也有具史家風骨的人。譬如，臨海人葉惠仲，他原任某地知縣，因有文名，在建文朝被征召入京，參與編修《太祖實錄》，書成后升任南昌知府。這次因重修《實錄》，再次被召。他本著史家的良知和修史原則，如實記載“靖難”之役，結果觸怒了朱棣，被滿門抄斬。后來，李景隆、茹常、解縉也分別因事獲罪，遭貶或下獄。生性多疑的朱棣，說由他們監修的《太祖實錄》“非信史”，便于永樂九年再次下詔修改。這次重修，耗時五年，刪除了一切對朱棣不利的記述，又增加了不少由他認定的所謂“史實”。書成獻上，朱棣“披閱良久，嘉獎再四”。一部由皇帝老爺認定的“信史”，就這樣流傳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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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們帶頭篡改歷史，如此一來，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哪些屬于信史，哪些屬于偽史，有時還真是真假難辨。
李世民篡改歷史對后世的治史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自此，歷代正史收歸官修，像太史公一樣的個人修史，在原則上不被允許，稱為“稗史”，相關文簡不受國家的保護。而官修史書的最大弊病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一切以當局的利益為重，統一思想，刪益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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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史書自從收為官修之后，除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外，再未有散發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未曾掩蓋歷史，司馬遷則是千古史筆千古文章，班固、范曄雖然稍遜也是直道而為，陳壽雖有私于魏也還未曾昧心刪改。自唐太宗開始，史家之風開始敗壞。
中國被篡改扭曲的古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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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鞅個人經歷的篡改
《史記》上說，商鞅由魏入秦，因為景監的推薦，才得以見到秦孝公。景監是什么樣的人呢?是個閹宦。但是，《裂變》的作者，為了使商鞅的偉大形象無可挑剔，不僅要把景監的閹宦身份隱去，還要把他描寫成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裂變》中，景監在秦孝公繼位前，已是打了十幾年仗的“前軍副將”了，而且是他為秦孝公發現了商鞅這樣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為秦國變法的主要支持者�？傊眺笔且粋�高大全的人物，推薦商鞅的景監也必須完美無缺。
對于商鞅對秦孝公先講“帝道”，“帝道”講不通又講“王道”，“王道”講不通再講“霸道”的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也予以否認。他說商鞅對秦孝公講“帝道”和“王道”(作者統稱為王道)，都是為了試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與自己的政見一致;若不一致，他將毅然決然地離開秦國�！妒酚洝飞嫌浀煤芮宄眺痹诎l現秦孝公只對“霸道”感興趣時，對景監說：帝道和王道的實現，需要很長久的時間，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講可以速效的“強國之術”，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國從此不會有殷、周那樣的成就了。對這樣重要的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根本棄之不顧。他無非是要把商鞅塑造為一個信念堅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說的“挾三術以鉆孝公”的投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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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內，就在渭水邊處死囚犯七百余人。這些人具體犯什么法，史載闕如。《裂變》的作者卻說，他們都是因為私斗才被處死的。而更為荒唐的是，《裂變》的作者說，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將行刑的時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恥辱!公戰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聲齊吼： ‘私斗恥辱，公戰不朽!’”于是，“四野山頭的民眾被這聞所未見的刑場悔悟深深震撼，竟然沖動地跟著喊起來：‘私斗恥辱，公戰不朽!’”鑒于死刑犯們均已認識到自己是罪有應得，商鞅收回不允許家屬“活祭”的成命，下令：“臨行悔悟，許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這樣一來，那些犯案者的家屬，“沖進法場，大哭著向高臺跪倒，三叩謝恩”。
制造一個私斗的罪名，來為商鞅的濫殺開脫;還要編一個故事，說那些被處決的人，臨刑前都已認罪服法;連罪犯的家屬們對商鞅允許他們“活祭”臨刑的親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裂變》的作者就此寫到，商鞅對那些死刑犯家屬的“三叩謝恩”很厭惡，說：“人犯臨刑悔悟，教民公戰，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規定，衛鞅有何恩可謝?今后不得將法令之明，歸于個人之功，否則以妄言處罪。”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執法問題上，完全是大公無私的;而另一方面，則是在為商鞅后來懲制不同政見者作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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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上說，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對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為由，對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對太子師公孫賈施以黥刑，因為這些人都是反對變法的;這樣一來，“秦人皆趨令” 了。錢穆先生認為，這件事發生的時間有問題。因為按年齡推斷，變法實施之初，太子(約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還根本沒有能力犯法�！妒酚洝飞线�說，公子虔后來又因為“犯約”，而被處以劓刑。錢穆先生推斷，所謂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應該是這一次。但這一推斷仍是有問題的，茲不論。問題在于，《裂變》的作者在采納了錢先生的說法之后，竟編造了一個有關太子在封地濫殺無辜的情節。這樣一來，對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用刑，都是他們罪有應得，而與他們是否反對變法無關，因為“秦法是誅行不誅心”的。不僅如此，《裂變》的作者還將公子虔說成是變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賦予他一個非常尊貴的身份——秦孝公同父異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為一個執法不論親疏的人物。
對于商鞅利用自己與魏軍主帥公子昂的舊交，騙公子昂前往秦軍大營議和，將公子昂俘獲，而后對魏軍實施偷襲，將其全殲的毫無信義的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認，并刻意設計了這樣的戰爭情節：魏軍主帥公子昂寫信給商鞅，請他到魏軍大營議和，決計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時，當場將他擒殺，然后一舉擊潰秦軍;而商鞅則將計就計，引公子昂率軍進入伏擊圈，明確告訴他自己從來不齒于跟像他這樣的人為友。有趣的是，當秦國收復河西，把被俘的公子昂釋放回國時，商鞅對公子昂說：“告訴你一個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摯友。衛鞅放你回去，只是因為有你當權，對秦國有好處。記住了?秘密。”篡改歷史，還這樣“幽默”，實在讓人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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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謀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在逃亡途中，商鞅連住宿都找不到地方。因為，按照新法的規定，旅舍如果容留沒有住宿證明的人，是要坐罪的。為此，他不禁感嘆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讓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國(魏此時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但魏國人拒絕接受他，并不許他借道魏國逃往別的國家。走投無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國，回到自己的封邑，發動自己的徒屬和邑兵造反，結果兵敗身死，尸首被車裂，而且滿門抄斬。對這些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認。在他的筆下，商鞅自始至終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陽，自投羅網，決心以自己的死，來平息那些反對變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們;同時，也是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夠樹立起威望，使變法事業得以平穩地繼續下去。作者還說，當商鞅被被客棧拒絕留住時，竟仰天大笑，認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實——法令能超越權力，意味著這種法令有無上的權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廢除新法，便等于要將秦國的民心根基與民生框架徹底粉碎。誰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膽量?”在作者的筆下，商鞅已脫胎換骨，從一個投君王所好的戰國策士，變為“茍利國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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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商鞅變法的毫無歷史根據的美化
我們再來欣賞一下，看看《裂變》的作者究竟是怎樣美化商鞅變法的。
對于商鞅變法，《裂變》的作者主要強調的是兩點：一是實行軍功爵制，一是廢除井田制。作者認為，變法的這兩項措施的進步意義，一是使原來的奴隸(或稱隸農)改變了身份，成為自由民，而且可以憑借軍功獲得上升的機會;二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富民強國的作用。而實際的情況是，按照這一軍功爵制度，戰士斬獲首級越多，不僅獲得的爵位越高，還可以按爵位獲賜耕地和力役;爵位達到一定等級之后，還能“賜邑”、“賜稅”，并允許擁有一定數量的仆役;不同級別的軍官，則按所率軍隊斬獲的敵人首級賜爵授官。顯然，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有人會因為戰功而獲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勞動力，必也有人會成為被奴役者�！盾髯印飞险f，在秦國，士兵斬獲“五甲首而隸五家”�？梢姡@種軍功爵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軍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這種軍功奴役制的絕大受益者。他造反時所用的“徒屬”，其中的絕大部分，一定是來自于他所擁有的隸戶。
另一方面，由于軍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戰爭仍在繼續，并不斷取得勝利，耕地和勞動力的封賞就不會停止。在這種情況下，“井田制”固然被廢除了(秦國究竟有沒有井田制，還是個問題)，惟軍功奴役制度仍在發展，決不可能出現如《裂變》的作者所說的那種情況。即原先的奴隸(隸農)都從變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從新的土地制度中獲益最多的階層。在小說中，作者甚至借一個名叫黑六的農人之口說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為奴，給人當了三百年牛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畝!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長秦國變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窮人可吃飽穿暖咧。求上天賜福左庶長大人壽比南山、永作農人的守護大神哪!”作者說：“這些昔日的隸農除去了隸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財富，又和宗主戶分開村落居住(指搬進了新村莊)，身心在陡然間完全擺脫了束縛，獲得了自由，第一次嘗到了挺直腰桿做人的味道，其興奮激動之情自然要狂放地發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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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商鞅的變法，無非是步戰國時期各國變法的后塵，把社會生產和組織納入軍事化軌道。在這一過程中，雖然社會生產力是發展了，但人民受剝削和壓迫的程度也極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就實行了履畝而稅的制度(初租禾)。這一制度，就春秋戰國的通例而言，就是國家對所有耕地一概征稅;而稅率的不斷提高，則為其中的應有之義。商鞅所謂的廢井田，無非是重新確定畝積，規定人戶占有土地的數量，從而確定統一的稅率，以強化國家對土地的稅收。但是，“廢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頒布了一個繳納新稅種的命令：“初為賦”。商鞅的“初為賦”，按人頭或戶繳納。秦謠曰：“渭水不洗，口賦起。”意思是說，渭河邊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賦又來奪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賦，再加上各種軍事名目的力役，秦國百姓所受的剝削是非常重的。董仲舒說，秦自商鞅變法后，征發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賦，幾十倍于古。他說的，并不全然是商鞅變法時人民所受剝削已經達到的程度，卻也足見當時百姓受剝削程度的加深。商鞅變法，大的改革先后兩次。第一次變法的主要內容，一是編制戶口，實行鄰里告奸和連坐制度，二是強迫成年的兄弟分戶，實行小家庭制;三是獎勵耕織，打擊“疲民(懶漢)”，重農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實行軍功爵制度，取消貴族的某些特權。這些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會治安，有利于促進農業生產，有利于國家稅收，有利于軍事上的強大，是毫無疑問的。司馬遷說，這次變法， “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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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的變法，問題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軍功爵制度的問題。至于抑商，無非是壓制私商，而由國家來壟斷商業利益。董仲舒說，商鞅變法之后，秦的鹽鐵之利大大高于古代。這無疑是國家向人民高價銷售鐵鹽的結果。而強迫人民分家，一經成為風俗，則“民忘六親，而父子相親，兄弟相愛，患難相保之風亡矣”!更讓人不堪的是，父親用了兒子的農具，兒子竟自以為是施惠，母親用了一下兒子的畚箕和掃帚，兒子甚至出言不遜。還有鄰里之間的告奸和連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長了誣告之風和特務政治。 “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茍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這是商鞅變法之后所逐漸養成的秦地風氣。像這樣的變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內受益，卻一定是貽害無窮。
商鞅的第二次變法，主要是兩條：一是實行縣制，二是“為田開阡陌封疆”。實行縣制，其實就是在國家控制方面，實行集權和官僚化統治。這個問題，本文不作討論。而“為田開阡陌封疆”，就是《裂變》的作者所強調的“廢井田”，它的實際作用前面已經討論過了。根據上述的討論，可知到了第二次變法時，所謂“秦民大悅”和“家給人足”的情況，都只是曇花一現，已經不復存在了。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在引用太史公的這一記載時，把“秦民大悅”和“家給人足”這幾個字統統刪掉，恐怕也是覺得這種曇花一現的東西，不符合商鞅變法后秦地人民總的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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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變》的作者，還設計了商鞅臨刑時的場景。只見那刑場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著：“商君萬歲!新法萬歲!”讓人覺得，商鞅簡直就是一個人民領袖。就在這樣的群情激蕩的氣氛中，商、於十三個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屬十三個縣的縣令帶領下，抬著祭品，拿著樂器，在行刑臺前跪成一圈，舉行了“活祭”商鞅進行的儀式。他們甚至在祭奠商鞅時，舉起了刻有“萬古法圣”的刻木銅字的匾。刑場上，有萬千人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還有上大夫景監、國尉車英這樣的高官，真是讓人不可思議。 “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滅，佑我萬民;商君商君，三生為神;萬古不朽，刻石我心。”這樣的頌歌，傳遍了刑場。
讀著這樣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一個為秦朝制定嚴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賦予“萬古法圣”的尊號，還被贊譽為“法圣天神”，而時代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這難道不讓人感到震驚嗎?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輕罪而重刑，以達到“以刑去刑”的效果。所以，連棄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在這樣的“法制”之下，人們只能是動輒得罪。這樣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達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會逼人無所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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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把癮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義時，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話，就是“天下苦秦久矣”。這個“久矣”，當然不僅是指秦統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個統一過程。這樣的指責，當然有它的不公之處。列國爭霸，天下的人民盡受其害，怎么可以都歸罪于秦呢。然而，秦是當時各國中，組織得最好的一部戰爭機器，因此能從戰爭中掠奪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給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也是最為深重的。
但是，秦的統一是短命的。大一統對于秦來說，不過是“過把癮就死”。兼并戰爭打到這樣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奪更多的土地和人民來繼續維持。而當統一完成，要想以種種制度上的施為，來維持這樣的統一時，秦朝就感到力不從心了。反秦起義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劉邦、項梁、項羽、張良、張耳、陳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盜賊”。他們或出沒于深山大澤，或藏匿于閭巷民間，秦朝的軍隊卻拿他們毫無辦法，鄰里告奸和連坐制度似乎對他們也無可奈何。有這樣一件事：一次，在秦朝東郡，有人在一塊隕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幾個字，卻因為查不出個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將住在那塊隕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殺了。可見，大一統之下，法家的那一套嚴刑峻法，雖說很強勢，其實也很無能。
唐太宗李世民竟是篡改歷史的大騙子 揭露歷史盲點
秦朝的統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統治的文章，耗盡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點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潰。陳勝、吳廣起義的直接起因，不過就是因為戍卒不能按期到達服役地點這樣的小事，卻要被判處死刑而引起的。把國家改造成為一部戰爭機器，對掠奪他國的土地和人民，以及滅人之國雖或許有用，但對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夠用了。那個時候的戰爭，說到底，就是君主與君主之間的戰爭。占據了人家的國土，俘獲了人家的君王，這個國家就算是消滅了。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悅誠服，再強大的戰爭機器都是無用的。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統”，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賞它的“過把癮”，卻無視它的“就死”，覺得“過把癮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種程度上，商鞅的變法，當他把秦國成功地改造為一部戰爭機器時，秦國的擴張性，其實已變成一匹脫韁的野馬。而戰國時期的各大國，在這種擴張性方面，雖不及秦國來得強烈，性質上也是相同的。秦最終滅掉六國而統一天下，無非是它在軍事擴張能力上強于六國。這樣的制度優勢，有利于戰勝敵國，卻并不利于維持統一。研究秦朝的歷史，不能只強調它的“大一統”而“過把癮”，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明朝劉基把自秦以來的國家控制社會的方式，概括為 “以力聚之”，說它猶如 “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不能因為自秦以來中國有兩千年的“秦政”，就覺得秦朝的統一有多么的了不起。兩千多年來，人們總結 “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不總也要大講秦亡的教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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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就總體而言，統一是中國歷史中的一種趨勢，但采取怎樣的方式更有利于統一，才是具有實際意義的歷史問題。比較而言，后來漢朝的大一統，較之秦朝的，就要鞏固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訓，特別是吸取了秦朝的“網密而刑虐”的教訓。但是，就是這種“過把癮就好”的感覺，竟使《裂變》的作者，對秦的統一推崇備至，把對商鞅其人和商鞅變法都說得無比完美。這樣的謳歌，如果是基于歷史事實，或可以認為是歷史觀的不同，而另當別論�？上У氖�，作者完全是用“虛構的事實”，來贊揚商鞅及其變法的;所根據的是沒有商鞅變法，就不會有秦的統一這樣的推論。而更進一步的推論，則是只有秦國才適合于商鞅變法。作者因此認為，在“秦帝國興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華夏文明歷經了千錘百煉而爐火純青，具有無可匹敵的獨立性和穩定性。秦帝國時代創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國人在兩千多年中歷經坎坷曲折而沒有亡國滅種”;“帝國所編織的社會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傳統，今天仍在規范著我們的生活，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們“還得感謝大秦帝國，我們那偉大原生文明的創造者”。
唐太宗李世民竟是篡改歷史的大騙子 揭露歷史盲點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要說明中華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過這種簡單的推論，就可以達到的。文學的表現，若因為有了這么一個“大一統”，就認為商鞅及其變法，一切都是那樣的盡善盡美，而把真的說成是假的，用虛構的故事，來掩蓋真實的歷史，把“過把癮就死”，變成“過把癮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文學的虛構不是虛假，必須符合歷史的實際，才具有真實的意義和感人的力量。否則，這樣的文學創作，不僅是在篡改歷史，也失去了文學的意義。
縱觀中國的古代歷史，為了所謂新中國的統治需要已經被篡改扭曲的不成的樣子了，國學大師錢穆在巨著《國史大綱》的前言中說道，一切篡改誣蔑以往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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