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回族史學家白壽彝先生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伊斯蘭史綱要》一書中，有條腳注提到過“父老相傳，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覲。又頗有人相信，武宗也信教（指伊斯蘭教）”（《民族宗教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頁）。但白先生對此并未作過考證，他撰寫的有關伊斯蘭教和回族史的諸多論著，從未把明太祖、建文帝和明武宗列為回族人物，他主編的《回族人物志》，也沒有這3個明朝皇帝的傳記，可見他對那些傳聞是持有疑義的。
大量的史實證明，朱元璋不是回族而是漢族人�；刈逍叛鲆了固m教，不信奉伊斯蘭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一些回族的家規明確規定：“家禁用道、釋教”（晉江《郭氏家譜》）。但朱元璋及其前輩、后裔都不信仰伊斯蘭教，而是崇信佛、道。朱元璋“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覺寺”（郎瑛：《七修類稿》卷7，《朱氏世德碑》），自此就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參加郭子興起義軍后，他成為一名白蓮教徒，但并未改變佛教信仰，攻占應天等地，不僅廣交戒德名僧，還同許多道士建立密切的聯系。
登基稱帝后，朱元璋在大力提倡尊朱崇儒，確立儒家思想、程朱理學統治地位的同時，更是大搞神道設教，扶植佛教和道教。他不僅撥出巨資，修繕、重建一批寺院和宮觀，并授予大量田土、蘆蕩，免除其稅糧和差役。還多次召集名僧舉辦法會，自己頭戴皮弁，腰插玉圭，親率群臣頂禮膜拜；或征召道士，舉辦祈雨齋醮，自己“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中，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明太祖實錄》卷53）。他還應僧道之請，設立善世院、玄教院，后改為僧錄司、道錄司，以名僧、道徒總領全國佛、道事務。為了擴大佛、道的影響，朱元璋又命四方名僧點�！洞蟛亟洝芳础逗莆淠喜亍�，令宗泐、如?等僧人重新箋釋《般若心經》、《金剛經》和《楞伽經》，親自為《心經》作序；并仿效唐宋君主，親為《道德經》寫序，撰成《御注道德經》二卷，還撰寫《周顛仙人傳》，廣行刊布。正是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他的眾多子孫中，不乏崇信佛、道者，如明成祖、明孝宗都崇信佛、道，明武宗佞佛，明世宗佞道。也就因此，明朝官方還多次組織刊刻卷秩浩大的佛藏與道藏。
當然，在大力扶植佛、道的同時，朱元璋也在南京、西安及西北、閩粵等地敕建一些清真寺，并御書《至圣百字贊》，稱頌伊斯蘭教有“協助天運，保庇國民”（劉智：《至圣天方實錄》卷20）之功用。這并不是由于朱元璋信奉伊斯蘭教，而是出于他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需要。因為當時不僅明王朝的轄境內居住有回族，明朝的軍隊中有眾多的回民將士，而且諸多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包括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區尚待統一，他實施這種“因俗而治”的政策，目的在于爭取這些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的支持，以推進全國的統一事業，鞏固明王朝的統治。正由于朱元璋沒有伊斯蘭信仰，所以伊斯蘭教盡管受到朝廷的保護和扶持，但其地位卻無法同佛、道相比，有明一代始終未見朝廷為之設置機構，委任官職，也未曾采編刊刻過任何有關伊斯蘭教的撰述。
回族不僅信仰伊斯蘭教，而且在風俗習慣上也受到伊斯蘭信仰和文化的影響。例如在飲食習慣上禁食豬肉，在喪葬習俗中主張速葬，停尸不得超過3天，并實行土葬，不用棺材，尸體沖洗后以白布纏裹，由阿訇主持殯葬。但不論朱元璋本人還是他的前輩、后裔，都未見有這種風俗習慣。有明一代的宮廷御膳，從未斷過豬肉。負責置辦御膳的光祿寺，每年要用30100頭牲口，其中就有豬18900頭（萬歷《明會典》卷116）。祭祀祖先，豬也是必備的供品，如祭祀太廟，洪武二十六年定議，所供祭品需用“豕十九”，萬歷初年又規定時享用“豕三十一”，袷祭用“豕三十五”（同上卷86）。喪葬則完全遵循漢族而非回族的習俗。如停尸時間，除朱元璋的父祖和在“靖難之役”后不知所終的建文帝、在“奪門之變”后被廢的景泰帝情況不明外，明朝皇帝死后的停尸時間都大大超出3天的期限。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死后，停尸時間算是最短的，但前后也達7天。停尸時間最長的是明成祖，長達5個月之久。再如安葬的方式，雖然實行的是土葬，看不出民族習俗的區別（漢族和回族都實行土葬），但全不用白布纏尸，而是頭戴皇冠、身著龍袍，使用棺槨裝殮下葬的。已經發掘的定陵地宮后殿，擺放著明神宗和孝端、孝靖皇后的3具棺槨，棺槨中有皇帝的皇冠和龍袍，皇后的鳳冠和禮服，就是最好的物證。朱元璋的父母死后“殯無棺槨”，并非出自回回的習俗，而是由于當時朱家太窮，窮得連墳地都沒有，更不要說置辦棺槨衣衾的銀兩鈔幣了。幸得鄰居劉繼祖給了一塊墳地，朱元璋和二哥、大嫂才得以為雙親換上洗干凈的破舊衣服，將他們草草埋葬。朱元璋稱帝后，為他們修建高大壯觀的皇陵，在《皇陵碑》中還無限悲傷地寫道：“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殳漿！”（《高皇帝御制文集》卷14）此外，明朝的陵墓，從江蘇盱眙的祖陵、安徽鳳陽的皇陵到江蘇南京的孝陵和東陵、北京的十三陵和景泰陵、湖北鐘祥的顯陵，碑刻都只有漢文而沒有阿拉伯文字，雕飾也都是傳統的漢族風格而非伊斯蘭風格，陵制也都是在唐宋陵寢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與伊斯蘭風格的回族墳墓迥然有別。
最能說明朱元璋民族成分的，當推吳元年十月他命將北伐時發布的《諭中原檄》。檄文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斗爭口號，并說明他出兵北伐旨在“復漢官之威儀”，還宣布：“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愿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皇明詔令》卷1）在古代，“中華”是個多義詞，含義與“中國”相當，以地域論，主要是指中原，擴而大之，及于中原王朝直接管轄的地區；以文化論，一般是指古人所說的“禮樂冠第”的中原文化；以民族論，一般是指漢族，即華夏族類、中夏之人�！吧俊币辉~初見于唐代，意指各色名目、各種等類，又指姓氏稀僻之人。元朝征服西域諸地，因其部族、國家很雜，又多姓氏稀僻，便稱該地區的降附人口為色目人。常見于元人記載的色目人，有唐兀、乃蠻、汪古、回回、畏兀兒、欽察等。朱元璋將蒙古人和包括回回在內的色目人都蔑稱為“胡虜”，同列為驅逐對象，只有“純知禮義”即認同中原文化，“愿為臣民”即歸附于他者，才可“永安于中華”，“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說明他本人不是回回，否則豈不是自己驅逐自己？朱元璋打出“恢復中華”、“復漢官之威儀”的旗號，說明他是漢族人，否則豈不成了為他人做嫁衣裳？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面對遼、宋、夏、金、元以來的民族大融合趨勢，吸收元朝統治者推行歧視和壓迫漢族的政策加速其滅亡的教訓，繼承唐太宗等開明君主“以文德綏海內”、“愛之如一”的進步思想，強調“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明太祖實錄》卷53），要把“以德懷之”放在其“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之首位。但是，由于朱元璋是漢族人，作為最高的封建統治者，他仍未能擺脫歷代漢族王朝統治者的“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束縛，對少數民族仍持歧視的態度。洪武元年二月，他下詔復唐式衣冠，即禁用“胡服、胡語、胡姓”（同上卷30）。許多蒙古、色目人入仕之后，紛紛改用漢姓漢名。后來，他覺得此舉有�！跋韧踔轮斒献逯馈�，才又下令“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同上卷51）。朱元璋還禁止蒙古、色目人在本民族內部自相嫁娶，《大明律》規定：“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指漢族人）為婚姻，務要兩相情愿，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其中國人不愿與回回、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最后還需指出，周老先生在答客問中，將回族和建立遼、金、元、清諸朝的少數民族稱為外族，這也是欠妥當的。中國自古是多民族的國家，秦漢開始形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立遼、金、元、清王朝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族，不僅自古就居住在我國的土地上，而且在建立自己的政權之前，就都已歸屬中原王朝的管轄。回族雖然含有較多的外來血統，但他們并不是在國外形成為一個民族再遷入我國，而是由唐宋以來在我國落地生根的波斯、阿拉伯人等和畏兀兒、蒙古、漢等民族的一部分人通婚融合之后，在我國境內形成的民族。因此，不論是契丹、女真、蒙古、滿族還是回族，他們雖與漢族彼此互相視為外族，但卻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民族。中國的領土疆域，是由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開發的，中國的歷史是由漢族和少數民族一起創造的。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不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都享有中國歷史主人的地位和權利。如今，我們已處在實現民族平等的社會主義時代，顯然是不應再沿襲那種“內諸夏而外夷狄”的陳腐觀念，把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視為外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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