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惠帝朱允?(1377年12月5日—?)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號“建文”,在靖難之變后下落不明。時駙馬都尉梅殷在軍中,從黃彥清之議,為發喪,追謚孝愍皇帝,廟號神宗,壬午以后謚不行,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與顯皇帝廟號復,改上廟號惠宗,謚號為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謚號為恭閔惠皇帝,后世有人以其年號而稱建文帝。
家庭介紹
爺爺:朱元璋,明太祖高皇帝,明朝的開國天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駕崩,享年71歲。
奶奶: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馬氏,1331-1382,享年51歲。
父親:朱標,即懿文太子。建文元年,被追尊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建文四年(1402年),明成祖朱棣遷興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園,仍稱懿文太子。
母親
嫡母:常氏。建文元年,被追尊為孝康皇后。
生母:呂氏。建文元年,被尊為皇太后。
皇后:孝愍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圣讓皇后,馬氏
子孫
長子:朱文奎。建文元年,立為皇太子,謚號和簡太子。
少子:朱文圭,潤懷王。
建文帝的即位
明代的第二個皇帝朱允?生于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時代的洪武十年。這個年幼的皇孫被描述為早慧、孝順和正直,據說他的祖父很鐘愛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變,他可能會一直默默無聞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開始為王朝定下傳統,即立朱允?的父親朱標為太子,因為朱標在名義上,也許事實上是他的嫡妻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標是為皇位的合法繼承樹立一個正式的原則,希望以此杜絕將來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的紛爭。朱標在許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親:他是一個性情溫和而有教養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雖然對他的第四子朱棣的軍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標看作他恰當的繼任人選。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標在他的盛年37歲時即于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標的嫡妻所生的長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標一系的次孫朱允?——即朱標的活著的最年長的合法兒子——為儲君。這個未經過考驗的男孩被立為皇嗣時不足15歲,他絕不能與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輩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過是長子繼承制原則的體現而已。雖然朱棣后來聲稱,他本人可能被入選為嗣君,只是因為那些儒士們的橫加干預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實上沒有考慮把他的其他兒子立為太子。
在他的祖父死去后幾天,朱允?于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時年21歲。他確定下一年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親——二皇妃呂氏(1402年死)——為皇太后。③關于朱允?的個性和他在位時的國內發展情況現已無可信材料,因為在他死后,他那一朝的記錄都被篡改或銷毀殆盡。建文帝時期的檔案文獻和起居注全遭毀滅,而幸存的私家記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繼任者在位的時期,朝廷史官關于建文帝的行事寫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極盡批判之能事的報道,想以此證明永樂帝奪權是有理由的。他們譴責建文帝和他的顧問們行為放蕩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為不孝、奸惡和邪淫的人,指責他玩忽職守并犯有大不敬罪。后世同情這位被廢黜皇帝的學者們關于建文之治則寫出了一些與此截然相反的諛詞,說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稱之為遵循儒士勸告和緩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無缺的人物。他們譴責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弒罪行。④這些殘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們必須進行最細心的審查。建文時期許多方面的事實真相將始終弄不清楚了。
年輕的建文皇帝書生氣十足而又溫文爾雅,他繼承了他父親的溫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靦腆,且又毫無國政經驗;且不說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們,他也沒有那種自信心和堅強的性格,甚至也沒有那種能力。這位年輕皇帝的溫順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關心他祖父的高壓行政措施對平民百姓的影響,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實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論和行事上努力實行一些較大的變革,但這些變革卻招致了災難性的后果。
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對這幾位儒家師傅言聽計從,發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來其意圖是大大背離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書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機關被取消,它們在現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復;制度被修改,以加強文職行政功能和減輕政府的專制作風。
為了貫徹這些改革,皇帝把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提升為行政負責官員。1380年裁掉中書省以后,明太祖曾經決定,國家一切事務都必須由他一人作為行政首腦來裁決。因此之故,翰林學士們和六部尚書只有建議權和在政府中執行命令之權。當新皇帝召集這三位士大夫來“參國政”時,這種局面就結束了。如果這些重建活動或多或少地不是虛構的話,這些皇帝的顧問們就不是只領干薪了,而是實際地在管理政府。這樣做就大大地離開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為皇帝的顧問們現在被置于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們現在又制定政策,又執行政策,極像從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為;他們僅僅缺少丞相的頭銜。沒有這個頭銜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訓錄》,因為《祖訓錄》是嚴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還做了一些改革,對帝國政府內部的權力進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實施他的新政策。這些發展變化的確切性質至今很難說得清楚,因為大多數改革的記載已被銷毀。但是,例如《皇明典禮》這種關于建文時代典章制度的書(1400年),以及此后另外編訂的幾種書至今仍可見到,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大致了解到這個時期政府中已實行和計劃要實行的革新的梗概,并對它們的意義作出評價。③
1398年末,新皇帝聽了方孝孺的話把六部尚書從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書和侍郎之間加了一個侍中之職。這種制度上的改變把六部尚書提到了與都司同級的地位;自從廢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級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識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時,六部尚書的地位和權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數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員的設置上,也都有了改變。戶部和刑部的所屬司從12個減為4個;都察院中的兩個都御史合并成了一個;同時,國子監和翰林院的各項職責和人員編制大為提高和擴大。這最后兩項改革表明,重點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學士在政府中的顧問作用的加強上。在詹事府也設立了某些新職位,使翰林學士在教育和訓練太子及諸年幼王子方面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六部及其下屬司的組織所作的各種改動中,對官員和皇帝侍從的頭銜所作的變動,以及對南京各官署的名稱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諸古代的《周禮》行事的。這些變易不單是象征性地恢復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歷史學家們所說的那樣是任意變更祖制。它們都是有目的的變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權力歸到皇帝信任的顧問的名下,加強文官之治,以削弱將軍們和皇子們的權勢。
為了貫徹他們設計出來的這些政策,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權,這就大大地背離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們在國事中起著特殊的作用,簡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們即使不對內戰負主要的責任,也要負直接的責任,因為他們對朝廷的控制和他們正在推行的變革給了燕王以發起叛亂的口實。燕王說,對建文的顧問們發動的懲罰性戰役是忠于王朝的行動。⑤隨著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這一切政治改變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它們只是作為復古和反動的背離祖制的失敗的嘗試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是書呆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闊大和抱負不凡的,或心懷野心而又有煽動性的顧問們的一個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
國內政策和內部危機
建文朝廷還有一些國內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們都偏離了洪武時代的既定安排。第一個措施是改進了明太祖所實行的嚴厲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經頒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為全帝國的法律準則。他有時用“誥”的形式來給法典做補充,有時又用“榜文”的形式來發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現在《大誥》中;這種《大誥》在1385年和1387年之間曾經編纂、修訂和擴充。它們出現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這些誥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錄中。建文帝認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過于苛嚴,特別是那些在誥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懲罰條款更是如此。據說,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從他的法典中取消73條這樣的條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誥文為根據來進行審理和判案,同時停止張貼榜文,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蓋了他事實上對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這些變革后來被永樂帝一掃而光;他恢復了太祖的所有嚴厲的誥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
在財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減輕前朝某些過重的稅收。其中最重要的是減少了江南的過度的土地稅,尤其是減少了富庶的蘇州和松江這兩個府的土地重稅。這些減稅措施是繼續了洪武朝即已開始的減免政策,但是它們大大超過了以前的辦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自王朝開國以來就被課以重稅,從而使這里提供了主要的財源。原來的稅款意在實行懲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減稅20%,但是即令如此,這里的土地稅仍然過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僅蘇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納281萬石糧米,這就是帝國2940萬石全部土地賦稅的9.5%。這樣是太不平等了:蘇州僅占帝國登記在冊的耕地的1/88。由于這樣過重的苛索,當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規定的稅額,特別在兇荒年代更是如此;他們拋荒了土地,變成了游民,從而更加加重了納稅居民的負擔,同時也減少了每年的稅收。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訴南直隸和浙江等地區賦稅不公而采取了行動。他下令按每畝地收一石糧的統一標準在這些府里收土地稅。洪武帝曾經禁止蘇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為戶部尚書,借此防范出身于這些富庶州府的人們把持財政,偏私家鄉,從而犧牲了國庫的利益——現在建文帝也解除了這種禁令。很可疑的是,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貫徹;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經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對陣的軍事行動之中。
另外一項財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觀所能擁有的免稅土地的數量。這項政策是特別針對佛、道僧侶們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況而發的,因為在洪武帝的庇護下僧道們都攫奪了大量的肥田沃土,從而變成了有權有勢的地主。他們的財富激起了人們的不滿,因為宗教界的僧侶職事們不僅享有免除土地賦稅和徭役的權利,甚至還把不法負擔強加給當地居民,即占用他們的土地,強迫他們給自己服勞役。朝中的官員上了兩份奏疏,請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數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發出的一道詔旨中批準了他們的建議。這一新命令只準每一名僧道擁有不超過五畝免除賦稅的土地;多余土地應分給需要土地的人民。這個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實,說他的侄子如何違犯了《祖訓錄》;它進一步為他提供了對皇帝進行“懲戒行動”的理由。
這些命令未必都曾經付諸實施,因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們攻擊了佛教和道教僧侶們的既得利益,這些政策無疑地疏遠了宗教界,特別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許多佛教僧人都為燕王叛軍效勞是不足為奇的:他們的領袖是這位僭主的顧問,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來即已為燕王服務(他后來名姚廣孝,1335—1418年)。
削奪諸藩王的權力
對諸藩王國度里的行政也進行了一些改革:設置了賓輔和伴讀,并讓翰林學士以儒家的為政傳統教育和輔導諸幼年王子。王子們還進一步不準參與文、武政事;這個命令顯然與《祖訓錄》中的規定大相徑庭。這些加強了皇帝對藩王控制的新條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質的封國的總戰略的一部分。
削奪世襲封國的政策的產生是由于擔心幾個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發難,特別是擔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陸續分封了他年長的九個兒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們封在西北邊境和長江中部,王位世襲;這些藩屬王國都是用來作為抗擊蒙古侵略和鎮壓叛亂的支柱。王子們都享有巨額年俸和廣泛的特權;雖然他們在法律上對境內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權力,但他們每人都節制三支輔助部隊,其人數在3000到15000之間。
為了確保他對分封諸王國的控制,開國皇帝在他的《祖訓錄》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條令規章來管束諸藩王的行為;《祖訓錄》首次發布于1381年,后來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條規定:在新皇登極以后的三年時間內藩王們不許來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當道,諸王得準備他們的兵力,聽候新皇帝召他們來“撥亂反正”,而在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和驅逐了奸佞以后,他們仍應返回封地。
對于合法的繼承原則定下了一條重要的規矩;它既適用于藩封王子的繼承,也適用皇位的繼承。其中主要的一條原則是繼承人應該是長子,并為嫡妻所生。如果這一點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將成為合法繼承人。②為了使這些家法垂諸久遠,明太祖對后嗣下了嚴厲的警告,禁止他們對他的訓示有一絲一毫的改動;而且他告誡諸王,對任何違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們可以群起而攻之。③這位開國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現實的;制度上的調整總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現在企圖削奪諸王的權力,這就使他與他的叔父們——特別是燕王朱棣——發生了公開的沖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這些藩王看來,他想削奪分封諸王一向享有的權利和特權的行動嚴重地違反了《祖訓錄》。
人們向來認為削藩的政策是黃子澄和齊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說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黃子澄是這一政策最積極的擁護者,據說他使皇帝對采取這項政策的重要性獲得了很深的印象,因為他向皇帝講述了公元前154年漢代的七國之亂反對漢景帝(公元前157—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這些強大而又擁有半自治權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潛在危險性。①他們曾經考慮了兩種行動路線:一是徹底廢除藩封諸王國;一是減少他們的政治和軍事大權。主要的目標是燕王;到了這個時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現在健在的最年長而又權勢最大的藩王,同時他也是皇家禮儀上的尊長。幾經斟酌之后,建文帝決定走完全廢藩的道路。這樣便激起燕王舉兵反對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復王朝原來的制度,實際上卻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權力和影響。
燕王在禮儀上拒絕了他的支持者們反復勸進之后的幾天,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繼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繼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次日,他下令給據說是建文帝及其家屬的遺體安葬如儀,但是,他沒有給這位死去的皇帝以謚號。接著他發了幾道文告,把他的登極遍告國內和國外。1402年剩下的幾個月被稱為洪武35年。新皇帝用這種辦法明確地否定了建文帝的合法性;他把次年稱為永樂元年。開國皇帝的所有法律和制度一概予以恢復。另外,新皇帝命令銷毀建文時期的檔案,只留下關于財政和軍事問題的檔案,同時他又禁止關于這個時期的事件的一切論述。③
新皇帝把最暴烈的手段專門用來對待忠于建文帝的官員們——像齊泰、黃子澄和方孝孺。他曾經希望那個不易收買的方孝孺現在會俯首承認他的勝利并給他效命,以此操縱士大夫階級來支持他的事業。方孝孺對他破口大罵,因此他和另外一些人一起被殘酷地處死,他被說成是曾經錯誤地引導皇帝的大奸臣。這是一次恐嚇中國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的血腥行動。在此期間,和從前建文皇帝的官員有牽連的成千上萬無辜的人民都或者被處死,或者被監押,或者被流放;這一次血腥清洗的猛烈程度只有明太祖所實行的暴政可與之相比。
關于建文帝朱允?的傳說
相傳,朱允?逃離京城后,顛沛流離,千方百計逃避追殺,后隱居于湄江的觀音崖一帶。誠心向佛,終了一生,著名的藏君洞也因此而得名。
朱允?在當皇太孫時,太祖朱元璋曾出聯“風吹馬尾千條線”,要他和燕王朱棣以對。朱允?對曰:“雨打羊毛一片膻。”朱棣則對曰:“日照龍鱗萬點金。”朱棣之對太祖較為滿意。從中也看出了朱允?的懦弱、平庸和朱棣的野心勃勃。太祖駕崩后,皇室想了一些方法來鞏固朱允?的皇帝寶座。但畢竟人算不如天算,后來江山終究被朱棣所得。而上面的對聯卻成為二人命運的讖語。
話說朱允?在湄江隱姓埋名,自稱應文和尚,留下了許多對聯詩話。其中對觀音崖風光的描寫聯“峰如巢風彩,崖似臥龍文。”使觀音崖群山之秀美,崖峰之深奧玄妙躍然紙上。
在長期的流亡過程中,朱允?一直以晉公子重耳的故事鞭策自己。希望有東山再起的一天。但后來他慢慢地發現,朱棣管理國家的能力比自己實在要強得多,也就慢慢地打消了這個念頭。有聯為證:“有夢難圓,塵世著魔迷木性;無風易醒,洞泉悟道靜凡心。”輕風吹拂著平靜的心,沉醉于大自然之中,哪還管什么皇權富貴,都只不過是過眼云煙。
多年以后,朱允?觸景傷情,詠聯一副:“家從京畿而來,回首五岳峨眉,此等山川甲天下;帝似堯舜以后,伉懷秦皇漢武,如我王孫曠古今。”這既是對湄江美麗風光的衷心贊美,也是對自己一生坎坷命運的高度概括,更是對無奈現實的宣泄、壯志難酬的遺憾的真實寫照。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945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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