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歷史中國：唐原來是這樣》，王覺仁著，現代出版社出版

　　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為重大的轉折點，它將李世民一舉推上了大唐帝國的權力巔峰，同時也將他推上了一個彪炳千秋的歷史制高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個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無疑也使他背上了一個沉重的道德包袱——終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擺脫玄武門之變留下的心理陰影。

　　我們說過，這樣的一種負罪感在某種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贖的力量，成為締造盛世貞觀的潛在動力之一，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強烈的道德不安也驅使著李世民把權力之手伸向了他本來不應染指的地方。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個地方歷來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然而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卻非進不可。

　　形象地說，李世民“非法進入”的是“歷史殿堂”的“施工現場”。

　　準確地說，是李世民執意要干預初唐歷史的編纂。

　　進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當年那場骨肉相殘的悲劇事件，包括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史官筆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樣！

　　為此，當玄武門之變已經過去了十幾年后，李世民終于還是抑制不住內心的強烈沖動，向當時負責編纂起居注的褚遂良發出了試探。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調閱起居注的理由是“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聽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與他在貞觀時代的種種嘉言懿行頗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動機絕非如此單純！退一步說，就算天子的出發點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輕易放棄史官的原則。所以，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天子的要求，說：“從沒聽說有哪個帝王親自觀史的。”

　　李世民碰了釘子，可他還是不甘心地追問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記嗎？”這句話實際上已經很露骨了，如果換成哪個沒有原則的史官，這時候估計就見風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卻仍舊硬梆梆地說：“臣的職責就是這個，干嘛不記？”而黃門侍郎劉洎則更不客氣，他說：“人君要是犯了錯誤，就算遂良不記，天下人也會記！”

　　這句話的分量夠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時也不好再說什么。

　　這次的試探雖然失敗了，但是李世民并沒有放棄。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觀“當代國史”。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當時的宰相、尚書左仆射房玄齡。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

　　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貞觀政要》卷七）

　　李世民這次還是那套說辭，可在聽到房玄齡依舊給出那個讓他很不愉快的答復后，他就不再用試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齡下了命令：“卿可撰錄進來。”在這種情況下，房玄齡如果執意不給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無奈，房玄齡只好就范。結果不出人們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關玄武門之變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顯得很不滿意，命房玄齡加以修改，并且對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導性意見”。這段話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眾多著作中廣為征引，同時也被普遍視為李世民篡改史書的確鑿證據。

　　當然了，純粹從字面上看，李世民說的這段話也沒什么毛病，甚至還頗能體現他作為一代明君的坦蕩襟懷和凜然正氣。因為他告訴房玄齡：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門事件本來就是像“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那樣的義舉，目的是為了“安社稷、利萬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負擔，更不必用“隱語”和“浮詞”來替玄武門事件進行粉飾。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齡及其史官們：在修改的時候不必有什么忌諱，大可“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那么，今天的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段話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面歷史、忠于事實的一種可貴品質，還是恰好相反，將其視為有損于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歷史的行為？

　　很遺憾，在絕大多數后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為后者。

　　人們傾向于認為，李世民所謂的“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安社稷、利萬民”等語，其實是為玄武門之變定下了一個政治基調，也是為史官們修改史書提供一個欽定的指導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傳》中說：“李世民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當義舉，也就是要把他殺兄奪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齡、許敬宗正是遵照這種要求修改《實錄》的。”

　　既然皇帝已經給定了框架，史官們當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這樣的人物了，而他的對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貞觀史臣的筆下當然也要處處向“管、蔡”、“叔牙”看齊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襯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萬民”的光輝形象呢？

　　時至今日，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貞觀史臣在玄武門之變的前前后后確實對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與此同時，李建成和李元吉則遭到貞觀史臣不遺余力的口誅筆伐，被描寫成了徹頭徹尾的昏庸之輩、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獸。對此，司馬光在《通鑒考異》中引述了《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中的相關描寫，今節錄于下。

　　《高祖實錄》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游……”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于遠邇。今上以為恥，嘗流涕諫之，建成慚而成憾。”

　　《太宗實錄》曰：“隱太子始則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綸，于后統左軍，非眾所附。既升儲兩，坐構猜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兇愎，志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正因為兩朝實錄對建成和元吉極盡歪曲之能事，所以連一向傾向于李世民的司馬光也不得不在《通鑒考異》中下了一道按語：“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而《劍橋中國隋唐史》也認為：“建成和元吉兩個人在正史上都被說得無甚是處。根據這些史書的記載，元吉酷嗜射獵，在戰陣上反復無常，又是個好色之徒和一個虐待狂；太子建成則冥頑不靈，桀驁難馴，沉湎酒色。這些貶詞至少是傳統史料中這一時期的記載對他們故意歪曲的部分結果。”

　　趙克堯、許道勛在《唐太宗傳》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書總是把建成與元吉加以丑化，而對世民則盡量粉飾。直至五代，劉?等編撰《舊唐書》，也持相同的觀點。……所謂‘直書其事’，則未必能做到實事求是。”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傳》中強調，從唐朝的《實錄》、《國史》到后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無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惡劣影響。他說：“這幾部史書，是后來人們研究唐代歷史的主要依據。在這幾部史書的影響下，高祖缺乏果斷處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無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幾乎成了婦孺皆知的常識。由此可見，李世民為了文過飾非而歪曲歷史、篡改《實錄》的影響多么深遠。”

　　綜上所述，貞觀史臣確實曾經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對玄武門之變前前后后的歷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個：一，對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飾；二，對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對有關玄武門事件的許多關鍵性細節加以改動和增刪。

　　也許，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歷史細節被動過手腳，所以像“楊文干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謀”、“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才會變得云山霧罩、撲朔迷離，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學者的廣泛爭議，甚至屢屢被指斥為杜撰和造假。

　　但是，當后世學者在懷疑并指責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歷史的同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卻非常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既然李世民要改史，為什么不改得徹底一點？為什么不把他弒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行徑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親手射殺兄長李建成的那一幕，為什么仍然白紙黑字地保留在史冊當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于亂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豈不是更能減輕他弒兄殺弟的罪名？還有，那十個被殘忍屠殺的侄子，李世民同樣可以把殺戮責任隨便推到某個小人物身上，或者干脆也說死于亂兵之中，可為什么他沒有這么做呢？為什么這一切，李世民都沒有掩蓋？

　　在此，我們似乎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李世民所說的“周公誅管、蔡”的那段話。也許那不僅只是一種冠冕堂堂的道德說辭，也不僅是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調，很可能同時也是李世民努力要達成的一種自我說服。

　　也就是說，李世民需要告訴自己和世人，他誅殺建成、元吉的行為并不是一場爭權奪利的殺戮，而是一種鋤奸懲惡、濟世安民的義舉！進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諱地、大張旗鼓地將這段歷史昭示天下，他才能減輕自己內心的負罪感，獲得一種內心的安寧，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獲得一種道德解脫。

　　如果用宗教的語言來說，這種心態和做法可以稱之為“發露懺悔”，也就是主動袒露以往的某些“罪惡”，讓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或者說讓其在道德與正義的陽光下渙然冰釋，從而讓自己獲得道德與靈魂意義上的新生。

　　綜上所述，在玄武門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蓋的東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們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種他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的行為。換言之，這種行為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敢“發露”的，寧可背負著它沉重前行，也絕不愿將其公之于世！

　　那么，這種行為是什么呢？

　　有關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場流血政變，李世民到底向我們隱瞞了什么呢？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內心某個隱秘的角落忽然被觸痛，于是潸然淚下、悲泣良久。他動情地對身邊的侍臣說：“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父母）也。……朕昨見徐干（東漢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貞觀政要》卷六）

　　李世民說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淵逝世時，他所行的喪禮過于粗疏簡略，未盡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責，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會感到痛心愧悔，因為對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許多做法的確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埋葬高祖的獻陵在規格上就比埋葬長孫皇后（包括逝世后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遜色得多。獻陵是“堆土成陵”，規模和氣勢十分有限；而昭陵則是“因山為陵”，規模浩大、氣勢宏偉。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未流露出應有的思念之情，而對長孫皇后則是情深意長、無比懷念，曾“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資治通鑒》卷一九四），結果立刻遭到魏征的暗諷和譏刺。

　　而時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突然對父親流露出的這種懺悔和內疚之情，難道僅僅是因為自己在高祖身后沒有盡到孝道嗎？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門之變有關呢？

　　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追問：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當李世民在玄武門前一舉除掉太子和齊王之后，當守門禁軍與東宮齊王衛隊激戰正酣的時候，太極宮中到底發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書所載，高祖和近臣們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詩情畫意之中，對宮門前正在發生的慘烈廝殺一無所知？是否直到尉遲敬德滿身血跡、“擐甲持矛”地前來“宿衛”，高祖和一幫近臣才如夢初醒？

　　事實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淵“泛舟海池”的這一幕，歷來備受后世史家的強烈質疑。

　　因為它的疑點確實太多了！

　　首先，如同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天早晨是李淵召集三兄弟入宮對質的時間，為此一幫宰執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況下，李淵怎么可能有閑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淵和近臣發現三兄弟全都遲到了，許久等不到他們，百無聊賴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宮廷的北正門，幾支軍隊正殺得雞飛狗跳、人喊馬嘶，而高祖李淵和那幫帝國大佬怎么可能對此毫無察覺？就算他們一時間都被海池的美麗景色陶醉了，可宮中有那么多的嬪妃、太監、宮女，難道他（她）們也全都被施了迷魂術和定身術，以至于沒有一個人察覺、沒有一個人趕來通報這駭人聽聞的政變消息？最后，退一萬步說，就算上面這些都是事實，可當尉遲敬德帶著武器擅闖皇宮大內，一直逼到皇帝的面前時，高祖身邊的侍衛都哪里去了，為何史書中連一個侍衛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脅的時候，難不成他們全都約好了，在同一時間集體人間蒸發？

　　我們只能說——這樣的記載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說李世民和貞觀史臣確實是對玄武門事件動了手腳的話，那么我們相信，這個所謂的“泛舟海池”應該就是被重點篡改，以至于改得毫無邏輯、牽強附會、面目全非。

　　可是，為什么李世民弒兄、殺弟、屠侄的那些真相都可以不改，卻偏偏改了這個地方呢？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李世民派兵逼宮、控制高祖的真實內情要遠比所謂的尉遲敬德“擐甲持矛、入宮宿衛”復雜得多、性質也嚴重得多，所以只好授意史官進行篡改？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對父親所做的一切，已經完全坐實了“不忠不孝、悖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弒兄殺弟在良心上更難以承擔、以禮教倫常的標準來看更不可原諒，因而在面對后輩和世人的時候更難以啟齒呢？

　　也許正因為此，所以貞觀史臣最后才不得不虛構了“泛舟海池”的一幕來掩蓋真相；也許正因為此，所以時隔多年之后，當身為君父的李世民在兒子們的奪嫡之爭中差一點目睹骨肉相殘的悲劇重演時，他才能深刻體會高祖當年的慘痛心境，也才能對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有所反省，從而才會借“所行大疏略”為由，深切地表現出對高祖李淵的愧悔之情。

　　討論至此，我們似乎已經逼近了李世民向我們隱瞞的那個最后的真相！

　　關于這個隱藏最深的真相，一部一千年后重現人間的敦煌殘卷，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揭開了神秘的面紗……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被意外發現，消息震驚中外，可清政府并未對此采取任何保護措施。于是隨后的幾年里，一批又一批價值不可估量的古代文獻被西方的探險家和文物掠奪者陸續盜運到了歐洲。在斯坦因（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國籍）盜走的文獻中，有一部被冠以編號的敦煌寫本，內容就涉及了唐太宗和玄武門之變。王國維先生是中國第一個研究這份文獻的學者，將其命名為《唐太宗入冥記》。這份文獻雖然只是唐代的民間話本，算不上正規史料，而且作者已不可考，但是里面透露的某些信息卻至關重要，非常值得我們關注。

　　卞孝萱先生在《“玄武門之變”與〈唐太宗入冥記〉》一文中說：“勝利者唐太宗為了維護其仁孝形象，對先發制人、殺兄誅弟、逼父讓位的行為加以涂飾。當日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兩朝實錄、國史中，篡改了‘玄武門之變’前后一連串事實的真相。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編造建成、元吉在陰司告狀，閻羅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對質的故事，實際是為建成、元吉鳴‘冤’。”

　　由此可見，這個唐代寫本雖然體裁近似小說，內容純屬虛構，但是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卻不可等閑視之。換言之，值得我們關注的并不是它的故事情節，而是其中蘊含的寓意。

　　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寫本的大致內容。

　　故事說的是唐太宗入冥之后，在陰司遇見了一個名叫崔子玉的判官，此人在陽世的身份是滏陽縣尉。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往來于陽世與陰間的“雙重身份者”（在中國古代話本和民間傳說中，這種“雙重身份者”代不乏人，據傳近代的國學大師章太炎也曾入冥充當判官）。由于崔子玉在陽世的身份是李世民的臣子（但是官職卑微），而現在皇帝李世民在陰間反而成了他的審判對象，于是崔子玉就決定利用自己在陰司的職權和太宗做一回交易，借以換取自己在陽世的高官厚祿。他告訴太宗，建成和元吉入陰之后，“稱訴冤屈，詞狀頗切”，亦即暗示這件“官司”頗為棘手，然后讓太宗回答一個問題，說如果答得上來就可以回長安，答不上來恐怕就沒有生還的希望了。太宗一聽嚇壞了，連忙要求崔子玉提個簡單一點的問題，并且承諾說：“朕必不負卿！”

　　然而，崔子玉所提的問題卻一點都不簡單。

　　他看著唐太宗，一臉正色地說——“問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九年，為甚殺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宮？”

　　李世民一聽，頓時啞口無言，“悶悶不已，如杵中心”，心里仿佛橫亙著一塊木頭，良久才說，這個問題他回答不了。

　　崔子玉一看太宗的反應，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于是替太宗想了一個答案，原文是：“大圣滅族□□”。后面脫了兩個字，但是大意還是清楚的，無非是太宗“大義滅親”云云。作為交換，太宗許給了崔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采訪使，官至御史大夫 ，賜紫金魚袋，仍賜蒲州縣庫錢二萬貫”的優厚條件，終于順利通過這場冥世拷問。

　　在這個故事中，崔子玉所提的那個問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價值的一個信息。其中，“殺兄弟于前殿”遍見正史記載，而且李世民本人對此也直言不諱，所以并不稀奇；真正讓李世民感到難以啟齒、同時也讓我們感到非同小可的是后面的六個字——“囚慈父于后宮”。

　　很顯然，這是一個被所有官修正史一律遮蔽掉的信息。

　　要解開被正史隱瞞的玄武門之變的另一半真相，這六個字就是一把至關重要的鑰匙。

　　雖然《唐太宗入冥記》的內容出于虛構，但是其題材和寓意在當時肯定是有所本的，不可能毫無依據。據卞孝萱先生分析，該作品很可能成書于武周初期。在唐人張（約生活于武周至玄宗前期）的筆記史《朝野僉載》中，我們也發現了有關“唐太宗入冥”和“冥官問六月四日事”的記載（見《朝野僉載》卷六）。而王國維先生在相關的研究著作中，也曾引述《朝野僉載》、《梁溪漫志》、《崔府君祠錄》、《顯應觀碑記》等多種史料，考訂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發現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帶流傳甚廣，山西省現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有關他的一些傳說。由此可見，《唐太宗入冥記》中所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宮”的說法，很可能在唐朝初期已經廣泛流傳于民間。

　　然而，就算這樣的說法淵源有自，可畢竟屬于民間傳聞，何況《唐太宗入冥記》也只有這語焉不詳的六個字，除此之外我們什么都看不到。既然如此，那我們又憑什么知道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對李淵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們又憑什么斷定“囚慈父于后宮”就是李世民向我們隱瞞的真相呢？

　　在相關史實已經被官修正史全部篡改或刪除的情況下，要破解這個真相確實難度很大，但是并非不可能。

　　因為我們相信，常識和邏輯的力量始終是強大的；況且，無論貞觀史臣如何竭力隱瞞真相，正史中還是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憑借這些彌足珍貴的線索，再輔以合乎常識的分析、以及合乎邏輯的推斷，我們就有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還原歷史真相。

　　在前文，我們已經對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淵“泛舟海池”的一幕提出了諸多質疑，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就算李淵和近臣真的在海池上泛舟，可宮中有那么多的侍衛、嬪妃、太監、宮女，為什么沒有一個人察覺到玄武門前的激烈戰斗，也沒有一個人趕來通報這駭人聽聞的政變消息？

　　在此我們不妨先做一個假設：假如在玄武門戰斗爆發時，有一個人（或侍衛、或嬪妃、或太監、或宮女，或隨便宮里什么人），他（她）的眼睛、耳朵、手腳功能都還正常，沒有被施以迷魂術和定身術，及時向皇帝通報了政變消息，那么李淵會作何反應？

　　如果此刻的李淵還是一個精神正常的人、還是一個大權在握的皇帝，他會繼續悠然自得地泛舟，等著尉遲敬德或隨便哪個政變將領前來逼宮嗎？

　　顯然不會。這個時候，一個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一，第一時間離開海池，進入太極宮中某個最隱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近衛禁軍刀出鞘、箭上弦，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二，火速下詔，由身邊的宰執重臣到玄武門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聽候裁決；三，立刻調集皇城中所有未參與政變的禁軍，逮捕兵變各方的首腦和主要將領，隨后調查事變真相，嚴懲政變者。

　　所以，只要整座太極宮中有一個人的視覺、聽覺和行動功能正常，及時向皇帝報警，那皇帝肯定會采取上述舉措。而一旦皇帝采取上述舉措，李世民的這場政變還有幾分勝算？就算李世民不會馬上潰敗，但是他必然要與皇帝開戰。而我們知道，在玄武門事變前夕，李淵對皇權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并未出現大權旁落的情況，所以，秦王斗膽與皇帝開戰的結果，恐怕不會令人樂觀。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所見的正史記載是真實的，也就是尉遲敬德是直到前方戰斗接近尾聲時才入宮去找高祖的，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個天大的賭。

　　賭什么呢？

　　賭好幾支軍隊在玄武門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極宮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喪失了正常的視覺、聽覺和行動功能！

　　這可能嗎？

　　這當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么李世民要如何保證玄武門前開戰的同時，太極宮中的所有侍衛、嬪妃、太監、宮女都不會去向皇帝報信呢？

　　答案只有一個——控制他（她）們。

　　如何控制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宮，用武力控制他（她）們的人身自由。這才是真正可行、真正有效的“定身術”！

　　到這里，一個被李世民和貞觀史臣刻意隱瞞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

　　那就是——事實上玄武門之變有兩個戰場：一個在玄武門前，一個在太極宮中。

　　前者是我們熟知的，是公開的第一戰場；而后者是我們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戰場。

　　那么，這個戰場的范圍有多大？是整個太極宮嗎？最需要控制的目標是誰？是所有侍衛、嬪妃、太監、宮女嗎？

　　這是不可能的。李世民絕不會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個太極宮中去漫天撒網。而且就算你控制了九十九個，只要有一個漏網，跑去跟皇帝報信，整個行動照樣是前功盡棄。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直接派兵進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由此可見，即便只是從常識和邏輯的角度來分析，《入冥記》中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宮”的說法也完全可以成立。也就是說，李世民要想確保整個政變行動萬無一失，就必須在襲殺太子和齊王之后，第一時間入宮控制高祖。就像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作為一個精神正常、大權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淵如果不是在第一時間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絕對會采取應變措施，也絕對有能力進行鎮壓，而玄武門之變最終也可能功敗垂成。由此，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史書中記載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貞觀史臣的虛構，而事實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襲殺太子和齊王后，立刻派兵入宮，把高祖和一幫近臣囚禁了起來，而囚禁的地點有可能就是海池。

　　這應該就是李世民在太極宮中開辟“第二戰場”并“囚慈父于后宮”的真相。

　　盡管這個真相被貞觀史臣極力掩蓋，但是在現有史料中，我們還是發現了一些至關重要的線索和疑點。從這些線索和疑點入手，我們應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首先，在《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中，我們注意到了這樣一段話：“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內殿。”此外，在《唐文續拾·卷二》李儼所撰的《杜君綽碑》中，我們也發現了“矢及宸闈”這樣的說法（據《舊唐書·長孫無忌傳》，杜君綽是進入玄武門埋伏的九人之一）。

　　“流矢及于內殿”、“矢及宸闈”……這樣的表述意味著什么呢？

　　所謂“內殿”和“宸闈”都是指皇帝所住的地方。既然連箭都射到了皇帝面前，那么李淵還怎么可能安心地“泛舟海池”呢？

　　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所謂“流矢及于內殿”和“矢及宸闈”應該都是關于“第二戰場”的一種較為隱諱的說法。也就是說，在李世民派兵入宮控制高祖的過程中，肯定與皇帝身邊的禁軍侍衛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武裝沖突。因為皇帝身邊的侍衛不可能全被李世民收買，而一旦看見秦王帶著士兵殺氣騰騰地闖進宮中，那些侍衛也斷不會束手就擒或者坐以待斃，可見一定范圍內的戰斗是不可避免的。而發生戰斗的時間，應該是與第一戰場、也就是玄武門前的混戰同步，也就是東宮齊王兵正猛攻玄武門的那個時候。

　　要進一步證實我們的上述推斷，下面這些疑點和線索也是絕不容忽視的：

　　第一，回顧玄武門之變的整個經過（參見兩《唐書》、《資治通鑒》中相關記載），有一個現象令人滿腹狐疑，那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射殺李建成并意外墜馬之后，忽然就從史料的記載中“消失”了，直到尉遲敬德迫使高祖發出敕令，交戰各方全部放下武器，一切都已塵埃落定，李世民才重新回到人們的視線中，演出了“跪而吮上乳”的一幕。

　　在此我們不禁要問：在無端“消失”的這段時間里，李世民上哪里去了？他都干了一些什么？如果說李世民是因為墜馬受傷，被扶到什么地方休息去了，史書中為何只字不提？此外，身經百戰、英勇過人的秦王李世民，會僅僅因為“墜馬”而喪失作戰能力嗎？在戰場上一向身先士卒、不顧槍林箭雨而沖鋒陷陣的秦王李世民，會僅僅因為受了一點輕傷就下火線嗎？他會放心大膽地把入宮控制高祖的關鍵行動交給手下，然后躲到安全的地方靜觀事態演變嗎？

　　答案只有三個字：不可能。

　　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戰斗”，所以他必然會全力以赴，也必然會拿出百倍的勇氣、決心和力量來進行這場戰斗，直到政變成功的那一刻。而當李世民襲殺建成和元吉后，能否迅速開辟太極宮中的第二戰場、能否在第二戰場取得成功，最終將決定玄武門之變的成敗！

　　在此情況下，即便墜馬受了一點輕傷，李世民也絕對不可能躲起來休息。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消失”的這段時間里，李世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率兵入宮開辟第二戰場，控制高祖和那些宰執重臣。正因為此，貞觀史臣才會把李世民的這段去向全盤刪除，以致在現存史籍中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空白。

　　第二，在《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中，我們發現秦王麾下的“八百勇士”在政變過程中同樣出現了令人百思不解的異動。在我們前面引述的“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于內殿”這句話之后，史書接著寫到：“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

　　這里所說的“左右數百騎”，很可能就是李世民“素所蓄養的八百勇士”之全部或大部。令人極為不解的是，當東宮和齊府兵猛攻玄武門、并且與守門禁軍“良久接戰”的時候，秦王麾下最親信的這支精銳上哪兒溜達去了？為什么直到“玄武門守衛戰”已經接近尾聲，秦王左右數百騎才姍姍來遲地加入到玄武門前的戰斗，從而扭轉了之前的不利形勢，致使東宮和齊府兵最終“敗散”？

　　唯一的解釋只能是——他們跟隨秦王奔赴更重要的地方了。而這個地方當然就是第二戰場、也就是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宮”的地方。

　　因此，從秦王麾下這支精銳部隊的異動中，我們足以解讀出三個方面的信息：一，它進一步向我們證實了第二戰場的存在；二，它讓我們看清了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大致的兵力部署；三，它向我們解釋了第一戰場、亦即“玄武門守衛戰”為何險象環生的主要原因。

　　關于兵力部署：在李世民及其幕僚所制訂的政變計劃中，襲殺太子和齊王后，負責防御玄武門的只能是原本駐防在此的常何、敬君弘、呂世衡等部；而最精銳的秦王府八百勇士，則與李世民一同進入太極宮，負責消滅皇帝身邊敢于頑抗的禁軍侍衛，進而控制皇帝和重臣；同時，秦王的麾下驍將，如秦叔寶、程知節、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很可能也跟隨李世民進入了第二戰場。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第一戰場一再遭遇險情的原因。諸如：東宮和齊府兵“馳趨玄武門”時，為何只有一個張公瑾 “獨閉關以拒之”？那是因為：多數驍將和秦王府精銳當時都不在玄武門。還有，敬君弘、呂世衡為何會戰死？這只能證明：留在玄武門進行防御的兵力實在是很薄弱。此外，當東宮齊府將士鼓噪著要轉攻秦王府時，秦王陣營為何“將士大懼”、束手無策？那是因為所有的兵力都被配置在第一戰場和第二戰場了，至于秦王府這個“第三戰場”，肯定只留下了一部分老弱殘兵，顯然是不堪一擊的。估計在李世民及其幕僚的計劃中，秦王府是無力也無意保全的，很可能早已做好了被攻破的打算。

　　第三，討論至此，我們就要引出又一個足以證明第二戰場存在的有力證據，那就是秦王妃長孫氏在玄武門之變中的動向、及其所發揮的相關作用。

　　按《舊唐書·文德皇后長孫氏傳》，當李世民“方引將士入宮授甲”時，長孫氏“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新唐書·文德長孫皇后傳》稱：“及帝授甲宮中，后親慰勉，士皆感奮。”兩《唐書》都記載了長孫氏跟隨李世民一起進入了太極宮，這究竟意味著什么？難道她的任務僅僅是去慰勉將士的嗎？

　　我們認為，事實并沒有這么簡單。

　　長孫氏之所以出現在太極宮中，至少可以證明以下三點：一，秦王府的精銳確實已經傾巢而出，府中防守空虛，早就做好失守的打算，所以李世民才會把長孫氏帶在身邊，以免遇害；二，既然兩《唐書》都明確記載，李世民和長孫氏不但一起帶著將士進入太極宮，而且還在宮中“授甲”，那么李世民在宮中開辟第二戰場的事實就更是毋庸置疑了；三，在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宮”的過程中，他們夫婦肯定是有所分工的，長孫氏所充當的很可能是“安撫使”的角色。

　　也就是說，李世民及其將士負責對付皇帝身邊有可能頑抗的侍衛，手段是采用武力；而長孫氏則負責對付余下那些嬪妃、太監和宮女，手段則是盡力安撫。道理很簡單，李世民入宮的目的是為了控制皇帝，而不是無端殺戮，所以他會盡量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佳的結果，只要是能夠安撫的人，李世民絕不會輕易訴諸武力。

　　因此，長孫氏此時所起到的，就是秦王府的任何人（包括李世民）都難以發揮的作用。憑著女性親切溫婉的先天優勢，加之秦王妃的尊貴身份，以及平素與后宮嬪妃的交情，還有誰比她更適合擔任“安撫使”的角色呢？

　　關于長孫氏在玄武門之變中的重要作用，《舊唐書·房玄齡傳》中還有一處記載可資佐證：“玄齡嘗因微譴歸第，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被斥逐，闕于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節，自無所負。’”

　　眾所周知，房玄齡在玄武門之變的功臣榜上名列第一（《舊唐書·房玄齡傳》：“貞觀元年，……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假如長孫氏沒有在玄武門之變中發揮別人難以替代的作用，褚遂良又怎么可能把她和第一功臣房玄齡相提并論呢？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確實曾經“囚慈父于后宮”，而有關這個“囚父行動”的具體過程，雖然現有史料均不可考，但我們仍然可以依據常識和邏輯來作出進一步推斷。

　　首先我們可以提一個問題：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很簡單，當然是逼迫父親交出政權。

　　接著我們還可以問：假如李淵堅決反抗，誓死也不交權，那李世民該怎么辦？

　　答案只能是一個字——殺！

　　至此，我們已經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們隱瞞的那個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說，在李世民的計劃中，他入宮控制高祖的行動必然會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亦即消滅有可能頑抗的禁軍侍衛，將高祖和近臣們徹底控制起來；第二步就是“逼父”,亦即讓某個將領出面，逼迫高祖下詔，把軍政大權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從，李世民就不得不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被迫“弒父”！

　　這樣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場逼宮行動都不可避免的內在邏輯。因為對于高祖李淵這樣一個大權在握的皇帝來說，假如他始終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堅決不肯以他的名義發布詔書，將軍政大權移交給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選擇只能是殺了他。

　　或許有人會說，采用軟禁手段、然后矯詔奪權也未嘗不是一個辦法。但是如此一來，李世民無疑要承擔一個很大的政治風險——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矯詔奪權，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將們也有可能會識破秦王的陰謀，因而拒不奉詔，發兵與李世民對抗。到時候不光京師會爆發大規模的流血沖突，整個帝國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內戰。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宮的時候，他心里肯定已經做好了“弒父”思想準備，因為這是代價最小、成本最低、最能夠避免上述政治后遺癥的唯一辦法。

　　當然，誰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結束，誰都希望最后的結局是高祖妥協，與秦王達成政治和解，雙方相安無事�？墒�，誰敢保證事情不會發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應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證自己不會走到第三步呢？

　　可見，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臨的一個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艱難的人生抉擇，恰恰不是應不應該在玄武門前襲殺兄弟，而是如果形勢逼不得已，他應不應該痛下殺手、弒父弒君？

　　對于一個以“愛敬君親”為最高行為規范的社會而言，對于一個以恪守“忠孝之道”為人生準則的古代臣子而言，還有什么行為比“弒父弒君”更加罪大惡極、不可饒恕的呢？還有什么比這種行為產生的道德和輿論壓力更讓人難以承受的呢？

　　雖然后來事實的發展讓李世民有幸避免了這樣的罪惡，但是對于李世民本人來講，這樣的罪惡只要在他的心中預演過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記憶中留下永遠無法抹除的陰影。

　　退一步說，就算“弒父弒君”這種未及實施的惡并未對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擾，但是單純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壓力。更何況，“囚慈父于后宮”的過程必然不是一場溫文爾雅的談判。因為對于秦王的逼宮，高祖李淵肯定會盡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軍也必定會與秦王部隊開戰，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對抗宣告失敗，而李淵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無可奈何地舉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載，尉遲敬德一進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權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這就算不是貞觀史臣的虛構，至少也是一種高度簡單化的曲筆。

　　根據李淵在玄武門之變中以及此后的種種表現來看，幾乎對一切事情都無能為力，完全喪失了一個皇帝應有的尊嚴和權力，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就算李世民沒有做出“弒父”的舉動，但最起碼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否則李淵不會是一副聽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樣。誠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言：“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記》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盡一切手段迫使父親就范的過程中，有多少行為是可以在道義上站住腳的？又有多少行為是可以在后來改史時原封不動、公之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許正因為此，所以時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盡管可以大膽地把弒兄、殺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獨不敢公開他在太極宮中開辟“第二戰場”并“囚慈父于后宮”的真相！

　　對李世民和貞觀史臣而言，當年那場逼宮行動確實難以在道義上重新包裝，也難以在道德上自我說服，因而只能盡力掩蓋。但是考慮到事件的完整性，有關高祖的情況在史書的編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貞觀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編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誕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拋出了“尉遲敬德入宮宿衛，請降手敕”的粗糙情節，試圖以此掩人耳目，把整個玄武門之變最重要的一部分內幕和真相含糊其辭地敷衍過去。

　　然而，經由殘留在史書中的蛛絲馬跡，借助常識和邏輯的力量，我們最終還是在一定程度上窺破了李世民極力向世人隱瞞的真相。

　　對于李世民篡改歷史的行為，今天有一部分讀者很不愿意承認。這點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偉人情結”，沒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輝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們在崇拜偉人的同時，更需要尊重事實。時至今日，關于貞觀君臣改史之事在學界幾乎已成定論，所以我們也不必再“為尊者諱”。更何況，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一些污點，絲毫改變不了他作為一代明君的事實，也絲毫不會影響他所創造的歷史功績。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故作驚人之語，把李世民改史的行為貶得一無是處，甚至指責他“腰斬”了中國幾千年來寶貴的“信史”傳統，言下之意是李世民開了篡改歷史的先河，“罪莫大焉”！

　　其實這樣的指責又未免矯枉過正了。中國的信史傳統和史官精神固然有不阿權貴、秉筆直書的一面，但是早在孔子時代，刪削歷史的行為就已經大行其道了。所謂“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其實就是在某種主觀目的的驅使下，對史實進行刪削、涂飾和修改。誠如梁啟超先生所說：“孔子作《春秋》，時或為目的而犧牲事實。……只能作經讀，不能作史讀。”（《中國歷史研究法》）可見，李世民并非“改史”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李世民身后，喜歡用權力擺弄歷史的統治者也代不乏人。

　　諸如宋太宗時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時政記》就要時時送交皇帝“御覽”，而有關宋太祖趙匡胤之死的歷史記載，正是在太宗趙光義的直接干預和授意篡改之下，變成了又一樁千古懸案。到了清代，皇帝對歷史和文化的“熱衷”程度更是盛況空前，不但大興文字獄，而且發展到了借修書之名大規模消滅“異端”文化的地步，此亦眾所周知之事實。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胡適才會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由此可見，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李世民絕不是第一個對“小姑娘”動過手腳的人，當然也不是最后一個。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01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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