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北京青年報》2010年10月11日C1版，不詳，原題：《康乾盛世下的陰影》康乾盛世，固然有其光明一面，但是由于趨時影視和暢銷書刊的美化，不及其負面影響。光明面已被時賢說盡，茲不再贅，筆者要談的，是光明背后的陰影�？登瑫r代有三大弊政，曰黷武、捐納、游樂。黷武。武功是盛世的標志之一�？登瑫r代幾次對邊疆地區用兵，對維護國家統一是必要的。但乾隆所謂“十全武功”之列的大小金川、緬甸、安南等不義之師，則屬于黷武，耗費、傷亡巨大。對緬甸、安南兩役，前后近20年，有幾次全軍覆沒，結果是撤軍講和，乾隆還打腫臉充胖子，說“振旅而還，無損國威”。捐納。康乾時代國庫歲入4000萬兩，正常支出3000余萬兩，所余不過數百萬，遠不足以應付大量額外用項，故施行了大規模的捐納制度，即捐官、捐監、贖罪和報效等。捐官捐監。以銀買官或學歷（監生相當于秀才，也可以入仕）。捐者多官位少，實缺還要送錢給主管部門或地方。捐出的錢在得官后肯定得成倍撈回來，貪污乃成必然。贖罪銀。交銀可以減免罪行。不僅貪官如此，清官為防責任事故（如黃河決口），也不免收下屬饋送，這樣下屬貪污也就不好查了。這在《兒女英雄傳》中有生動的描寫。報效或稱捐輸。捐一些特殊項目，如軍費、河工、慶典、興建、巡幸等。示意地方督撫和巨商捐納，實際是攤派。其數字巨大，如“十全武功”中捐款達3000萬兩，有兩個鹽商就捐了1150萬兩。當然他們不會做虧本生意，兩淮鹽商與官吏勾結，以籌備乾隆南巡為名，每個鹽引（專賣憑證）加價3兩，從中貪污了800多萬兩。游樂。康乾時代均大建宮室。圓明園、避暑山莊等均始于康熙，成于乾隆。兩帝均六次南巡。康熙號稱節省，然曹雪芹祖父因4次接駕，虧損30萬兩。乾隆更為奢華，舳艫相接，纖夫達數千人。沿路州縣搭彩棚戲臺迎接，甚至為了臨幸，挖湖造山建園，所費更不下千萬。以上種種，必然引起大量貪污腐化。著名的如康熙時的明珠、徐乾學、高士奇等，乾隆時的李侍堯、和?等。明珠是“貨賄山積”，乾學是“五方供賦歸東海（乾學別號）”，高士奇是“萬國金珠獻澹人（士奇字）”，李侍堯僅一任總督即貪3100萬兩，和?家產達8億兩，相當國家10多年歲收。到乾隆后期“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虧空甚多”，“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兩帝確也大力治貪，但愈禁愈烈，有制度原因，也有感情原因。許多費用要靠捐款，捐者必貪。如史家說到和?的作用：“乾隆以軍旅之費，土木游覽，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費，歲無慮億萬，悉索之和?，和?索之督撫，督撫索之州縣�！敝菘h當然索之百姓了。
與貪污孿生的是瀆職及不作為。被稱為康熙三大名臣之一的張伯行，其名言是：“勤上本，懶結案，準謊詞，冤到底�！鼻�隆時三法司積案萬件不處理。官吏只要錢，不辦事，結果可想而知。種種弊端，最后負擔都落在老百姓身上，而且層層加碼。所謂“州縣有千金之通融，胥吏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百姓有冤難訴，兼以土地兼并，人民流離失所，北京城乞丐多達10萬人。于是強者起而為盜，官員為了政績，不敢報剿，最后釀成民變。如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涉及多省，一直到嘉慶七年才平息。國力大耗，軍費過億。至此必須解答人們熟知的康乾盛世幾大標志，即永不加賦、蠲免錢糧、人口增加、國庫充盈。筆者認為這些說法即使不全是作偽，至少水分不少。永不加賦？康熙50年詔全國永不加賦，一直傳為德政。事實上正賦之外，當時還有耗羨（即附加稅），其數目從20%?30%到50%?80%。雍正時耗羨歸公變成正稅，雖一時減少了民負，但正如黃宗羲定律，每次并稅之后，一定會有新的附加。果然乾隆后產生了“平余”、“重戥”、“浮收”、“淋尖”、“踢腳”、“灑散”等名目繁多的稅種，稅負不是少了，而是加了多少倍。蠲免錢糧？乾隆十年起各省輪流免除錢糧，以后又普免3次，稱為德政。但老百姓并未得到實惠。乾隆四十五年廣西生員吳英條陳：“圣上有萬斛之弘恩，貧民不能盡沾其升斗�！奔词钦f上免下不免，上下演雙簧。乾隆明明知道，卻不會去追查地方官，而是以觸犯御諱（乾隆名弘歷）為由，將吳英凌遲，子侄5人處死。另一個例子更明顯：乾隆五十五年，戶部侍郎尹壯圖奏各省督撫貪污虧空，乾隆命尹去查，同時用500里加急驛傳告訴地方官“設法挪移，彌縫掩飾”。結果使尹查無實據被革職。人口增加？康熙時2400萬，乾隆初為1.4億，五十五年達3億。八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0倍多。不過，康熙時統計的是丁口數。當時有丁稅，所以百姓多瞞報，四五丁只報一丁，十丁僅報二三丁，實際人口已是一億多。一般來說，人口增長主要是農民。因政府獎勵移民墾荒（前6年免稅，官吏升遷），百姓需要增丁，雍正又攤丁入畝，從而使人口增加。國庫充盈？康熙末年庫存800萬兩，雍正時達6000萬兩，乾隆初2400萬兩，乾隆末達7000萬兩。其原因一是田畝增加，工商稅也大增（如鹽、礦稅收）。二是捐納多。三是上下交征利，如朝廷貸款給鹽商做生意，坐收本息。四是物價上漲，由康至乾普遍上漲了3至5倍。當時財富集中，一般大商人都有百至千萬，所以政府有幾千萬并不是什么驚人的數字。
最后，引用顧準的一則筆記，大約可概括盛世的特征：“中國歷史上的武功和文化，都離不開對農民剝削的加深。每一朝代的極盛時代，同時就是剝削程度上升的時代，是商工發展的時代（以軍需和奢侈為動力），也是農業總產量提高的時代，可是同時也是農民生活下降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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