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摘自《縱樂的困惑》 卜正民/著 三聯書店 style="TEXT-INDENT: 2em">人們的活動使彼此間保持聯系成為必要。早在明代以前很長的歷史時間里，中國就是一個書信的世界。人們通過寫信互相問候、做生意、交流新思想和不斷變化的觀念。書信發揮著今天和學術刊物的作用。當時人們書信來往極為頻繁。時代學者和地圖專家羅洪先（1504-1564）這樣描述他與王畿（1498-1583）間的長期通信往來：“九年書札往覆大段。”明代后期發生的兩件事改變了書信往來的內容和形式。一是名人將他們的書信出版，作為交流新的思想觀點的手段，二是商業性郵政服務的出現。 style="TEXT-INDENT: 2em">那些信件究竟是怎樣傳遞的，對此我們現在的人知之甚少。有時是由仆人遞送的，但是遠距離的人工遞送畢竟不是那么實際可行。通常遠距離的書信都是委托去那個方向的旅行者捎送，當然最好是親友，而不是專門派信使去送。也可以花一定的費用把信交給來往的商人、執行公務的衙役、驛卒或是官府信差幫著帶送。按規定官府信差和驛卒是不允許攜帶私人信件的，但正像大運河上的官役傳功不可避免地在小規模的船貨中夾帶私人物品一樣，官府的驛傳服務制度也同樣便利了私人信件的投遞。從下面的兩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人們是運用怎樣的策略保證信件能夠到達目的地。這兩個例子來自作者的族人所保存的信件原件。 style="TEXT-INDENT: 2em">莊臣元出生于浙江北部的一個商業城鎮——南潯鎮上一個江南士紳家庭。1603年他經過了四十天的旅途跋涉到北京參加進士考試，第二年金榜題名，謀得一官差，不久因丁母憂歸鄉。他的內容龐雜的作品，今有抄本傳世，其中就包括1603年夏至1605年夏季間在京期間寫給兒子的信。 style="TEXT-INDENT: 2em">這些信件告訴我們，書信的往來并不是像莊氏希望的那樣可以按時送到收信者手里。莊元臣從北京發出的第一封信寫于1603年六月十五日，信上說他住在崇文門外的阿彌陀佛寺，回信可以寄給吳忠賡府第的張管家轉交。在九月十四日的信中，他說已于八月二十六日收到了兒子七月二十二日的來信（信到北京用了36天）。在緊接著寫于十月十四日的家信中，他告訴兒子他已托張掌柜寄出九月十四日信，問是否已經收到。那年冬天，信的往來速度突然慢下來了，好長時間莊元臣一直未收到任何家信，直到后來一下子收到三封，這三封新分別寫于九月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和十二月二十七日。此后速度再次變慢，他在1604年六月二日的信中憂心忡忡地問，為什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后再也沒收到任何家信。11天后，他再次往家中寫信時，訴說他的四個同鄉都收到了家書，只有他一人未收到。最后的一封家信是六月二十四日一個進京的朋友捎來的，寫于五月二十九日（足足用了29天的時候才到達北京）。
style="TEXT-INDENT: 2em">這位張管家看起來像是吳忠賡家的商務經理人，他的工作包括替主人（及主人的同鄉）收發信件。很可能信是張管家委托旅行的商人捎走的，盡管這一點在莊氏的心中并未明確說到。莊元臣表示，除了張管家之外，他還依賴過別的送信途徑，其中至少有一次是委托他的同窗的仆人捎回家去。與送信者的個人關系是使莊到北京，給三到五錢銀子較為妥當——要知道這可是一個不菲的數目。他還千叮嚀萬囑咐地說，在任何 情況下都不要把信交給不認識的人捎帶。遺憾的是，莊氏沒有接著說到第怎么樣的人算是不認識的人：純粹是偶然碰到的人？旅行的商人？官府信差？還是商業性信使？ style="TEXT-INDENT: 2em">更有名的徐光啟（1562-1633）在莊元臣之后不久寓居北京。他給上海家中兒子寫的信向我們揭示了有關明代通信業發展的更進一步時細節材料。上面的莊元臣是根據每封信的日期來掌握信的收發情況的；與他不同，徐光啟和兒子將每封信都按年編了號，以便隨時了解哪封信收到了、哪封信沒收到。他在1607年春天的一封家書中說：“二十三號也到了，去年只二十七號未到。”1615年（或者可能是1616年）夏他寫道：“舊年書并今年四號以前書都到京矣，但三月以后更無得。”1616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信中說：“傅官人家人回，寄去十九號書必到矣。”關于受托送信的人，他只提到過朋友的仆人。由于不是像莊元臣那樣有某人的管家熱忱相助，而是要碰運氣看有沒有人正好要去南方代為攜帶，所以徐光啟的信看起來不如莊元臣的有規律，也不夠準時。關于此，徐光啟在1616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告訴兒子，“時時覓便信寄書來，至囑至囑”。 style="TEXT-INDENT: 2em"> style="TEXT-INDENT: 2em">在信中，許氏還經常提到捎物品而不僅僅是寄信。他靠兒子從上海的農莊寄糧食和其他物品生活，曾在1606年秋囑咐兒子“明春還要在布船上寄些米糧雜物來”。1617年春，他又追問“家中水路寄來是何物？寄與誰人？”他懷疑船運是否安全，接著寫道：“如何全不寫來？至可嘆也。”盡管如此，通過船運從上海寄糧食到北京來維持一家人在京城的生活是足夠可靠的；而且比在北京市場上買還便宜，雖然要花去幾兩銀子做托運之旅。 style="TEXT-INDENT: 2em">徐氏多次提到通過商業渠道寄錢——這反映出他對銀價波動的敏感。1611年他向兒子透露：“會票亦到，又恐王銀比是京鈿，故且未去取。”可以斷定：到1616年，貨幣市場開始向相反的方向運動，因為他在信中寫道：“今寄票回，索來可與石交伯家用。”明代遠距離錢幣匯兌的費用視距離遠近而定，從數錢到數兩（銀子）不等。到明后期錢幣匯總服務至少在北京和江南的縣治城市間是存在的，或許還包括其他地方。
style="TEXT-INDENT: 2em">直到17世紀60年代，從北京發送私人郵件的第一家商業機構首次取得了專業性稱謂，這就是“報坊”，一個新聞發行機構。伴之而生的肯定有商業性新聞出版和商業性書信投遞，因為這個報坊不僅要編輯新聞報紙，而且還要把這些報紙運送到各省城售賣。將信件的投遞和新聞的定期發送合二為一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在這以后不久的17世紀，專門處理郵件的“票號”出現了。在這以前商業性郵政服務或許早就有了，但都還是作為其他商業性服務的附庸出現的。 style="TEXT-INDENT: 2em">在繁忙的江南地區，商業性郵政服務的最早出現也是從17世紀60年代開始的。1663年杭州出版的一本優秀書信集刊登了出版商的一則征稿啟事：要求讀者將寫得好的書信寄給發起出版書信續集的某書坊。后來這本書信續集在1667-1668年間順利出版了。在1668年的續集中，收入了一封一位女畫家寫給一位女性詩集編輯人的信，建議成立一個由有共同興趣互相郵寄詩作就可以了。出版于1672年的一本詩歌集的序言中有一則類似的通過郵政征稿的其實。編者宣布計劃出版第二本詩歌集，希望讀者們將他們的詩稿郵遞到臺州他的家中或所列分布在揚州、北京、南京的四個地址中的任何一個。六年后，第二本詩歌出版了。在另一本出版于1689年的商業性女性詩歌集中，編輯們向來自六個遙遠的不同省份的作者表示謝意，感謝她們從天涯海角賜寄詩稿至出版處。 style="TEXT-INDENT: 2em">江南的商業郵政網絡不僅寄信，而且還寄包裹。住在揚州的一個1588年（萬歷十六年）的進士在傳記中記載，浙江（很可能是杭州）的一個朋友送給他滿滿一“敝書笥”的書要他代為保管。他將書箱擱置一旁，沒有仔細查看箱子里裝的是什么。當他浙江的朋友于十年后謝世時，住在揚州的他將書箱通過船運寄給死者的兒子。死者的兒子打開了箱子一看，發現箱底藏著500兩銀子。傳記作者并沒有說書箱是由誰、又是怎樣運寄到杭州去的。大概他和他的讀者們對這些事情并不感興趣，他們應該非常熟悉如何將一箱子書從揚州船運寄到杭州，只有我們今天的人才對當時的郵寄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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