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于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資治通鑒》卷二四○)。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诓谎韵韧踔ㄑ�，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觸，且歷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后經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后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于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為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亂后藩鎮力量強大，中央政權削弱，又有感于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務必予以排斥。
韓愈反佛的出發點和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后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敗，朋黨斗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后，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于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發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時間
唐武宗滅佛，實始于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并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為徹底滅佛作好準備。同年四月，即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一切寺廟全部摧毀；所有廢寺的銅像、鐘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本州鑄為農具。八月，下詔宣布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三千余人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
影響
從會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僧侶必須還俗，并沒收其財產。此后，武宗陸續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侶人數，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侶蓄養奴婢的數量，很多寺院被拆毀，大量的僧侶被強迫還俗。會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許供養佛牙”，同時規定：代州五臺山及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臺寺、鳳翔府法門寺等有佛指骨之處，嚴禁供養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錢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這些地方受一錢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會昌五年（845），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他下令僧侶40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為50歲以下，很快連50歲以上的如果沒有祠部的度牒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被強迫還俗。日本圓仁和尚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 根據武宗的旨意，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莊嚴寺。天下各地拆廢寺院和銅像、鐘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為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
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余所，拆招提、蘭若4萬余所，僧尼26萬余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制大秦穆護、祆3000余人還俗。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在“廢佛”的過程中，對其它外來的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應的廢除手段。凡國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毀；斥逐回紇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無從棲身，統統自盡；景僧，祆僧二千余人，并放還俗。
武宗滅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主要原因是當時佛教的勢力非常強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說，佛教寺院的規模比皇宮還要大，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納稅，對國家財務是一個重大損失。同時僧人過多亦會影響生產活動，造成田荒民饑等后果，影響國家穩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擊佛教。由于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稅源，鞏固了中央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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