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個叫切·格瓦拉的紅色冒險家倒下，一個風靡世界的神圣偶像誕生了。他頭戴紅星貝雷帽的桀驁頭像充斥在T恤、藝術品、BBS乃至泰森的肚皮上，這個經典造型已是最流行的大眾文化符號。他也成了影響歷史與潮流的代名詞，與革命、烏托邦和青春劃上等號。

格瓦拉的故事是以一種煽情方式演繹，曲折傳奇中又充滿矛盾。今年在他40年祭日時，世界各地又開始不斷上演重復的紀念�，F代人已被他魅力折服地無暇探究其真實性，紀念逐漸成為一個被抽空的膜拜。

這個被《時代》周刊稱為“最迷人，也是最危險的一個”，迷人自不待言，但“最危險”的一面卻被他光環所遮蔽。這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談及他的作戰經驗時說，“仇恨是斗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選擇性的，冷血的殺戮機器。”

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世人就見識到了這位自由戰士的狂熱。他在得知美國和蘇聯達成妥協時，他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導彈還在我們手里，我們可以摧毀美國的核心，包括紐約城。我們會走向勝利之路，就算那會使成千上萬的人成為核犧牲品……”幸好核武器不在他手里，要不可比本·拉登的9·11要更慘烈。幾個月后和蘇聯領導人米高揚會談時，格瓦拉不動聲色地抽出手槍遞給翻譯說，我要是你的話，現在就……

這些絕對不是一時沖動說狠話，他可是一個敢想敢為的十足流浪冒險家，連他老搭檔卡斯特羅都這么說，“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險的境地里，用最冒險的方法解決問題……”

如果沒有他自己寫下的日記，我們幾乎難以看到一個走下神壇的格瓦拉。那里有這樣一段文字：“我覺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擴張，因為它聞到了火藥的強烈味道和敵人的身體散發出的血腥味。”在這種嗜血的心態下，可以理解他為何革命勝利后也大開殺戒，以專制鐵腕鎮壓異議者和所謂“反革命”。有時殺人并不是他的革命的手段，快成了他的愛好，他在寄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得承認，爸爸，在那一刻，我發現我真的喜歡殺戮。”

1959年年初，一位羅馬尼亞記者拜見格瓦拉，正好聽見格瓦拉向執刑隊下達命令，一些人抽搐著倒下。在這次屠殺中，共有600多人喪生。這位受刺激的記者寫下一首詩歌，題目是《我不再歌唱切》。其實這次大屠殺基本跟復仇和正義都不搭邊，唯一理由是為了防止復辟。

他在掌管卡瓦尼亞堡監獄時，命令手下給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鏟除敵人。”那里大概有800個死囚擠在只能容下300個人的房間里，這些人是前政府的憲兵和警察，也有不少平民……格瓦拉負責上訴法庭的工作，但是，他從來都是維持原判--死刑。

1962年，格瓦拉發表名為“一個年輕社會主義者應該是怎樣的”的演講，他說：“一個年輕人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就是當他把子彈射向敵人的時候……” 《時代》這樣評價說：“和卡斯特羅不一樣，格瓦拉顯得冷酷也更注重實際。同一個切，可以平靜地下令將違紀同志斬首，然后去參加篝火晚會……”

格瓦拉人格無疑是讓人崇敬的，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偏差和剛愎自用，注定使這位身患哮喘仍堅持游擊的鐵漢要走向悲劇。其實，格瓦拉真正意義在于永不褪色的人格光輝和堅定的理想主義信念，而不是在革命熱情名義制造恐怖地獄。

然而，讓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國的大學生們舉著格瓦拉，喊道“要做愛，不要作戰！”要求自由進入異性宿舍！從那后，格瓦拉成了一個商標，成了年輕人的硬通貨，為得只是一種情緒的表達，一種盲從或想象的理想。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382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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