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德懷特 艾森豪威爾率領英美盟軍勝利抵達了西距柏林城幾十公里的易北河沿岸，而朱可夫率領的蘇聯紅軍百萬之眾也快速推進到了東距柏林城僅幾十公里的奧得河、尼斯河一線，兩軍已經形成了對納粹德國首都兩面夾擊之勢，攻克柏林已經指日可待�？陀^地說，攻占柏林在政治上無疑具有獲取二戰勝利這頂皇冠上璀璨明珠的意義，也是青史留名的絕佳機會。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艾森豪威爾卻毅然決然地放棄進攻柏林城，拱手把這一世紀榮譽讓給了蘇軍，他的這一做法連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都十分惱火。艾森豪威爾完全改變了此前突擊柏林的作戰計劃，這是當年爆炸性的事件。那么，艾森豪威爾為什么不打柏林呢?

原來，艾森豪威爾深入研究了德軍在柏林城的防御部署后，認為希特勒還在柏林困獸猶斗，盟軍要想強攻柏林城，至少要付出10萬人的重大傷亡代價。實際上，后來蘇軍在柏林之戰中共傷亡了30萬人。同時，在仔細研究了德國的行政區劃分之后，他敏銳意識到戰后東西方陣營對德國占領區的劃分肯定要以把德國從南到北一分為二的易北河為界。如此一來，即便盟軍費盡千辛萬苦打下柏林城，將來戰后也必然要交還蘇聯，那又何必為人作嫁而大動干戈呢?所以，他對柏林城這顆熟透了的桃子毫不動心，斷然放棄攻打柏林城。后來的史實演變果然不出艾森豪威爾所料。從這一案例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個高明的領導者應該具備的幾點素質。

一是要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軍事與政治自古以來密切相關。19世紀德國著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曾經深刻指出，“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要使整個戰爭或者我們稱之為戰局的戰爭中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達到光輝目標，就必須對較高層次的國家關系有遠大見識，在這里軍事和政治就合二為一，統帥同時也就成為政治家”。艾森豪威爾在柏林攻堅戰前就洞悉了二戰后世界政治形勢大格局，棄攻柏林表面看似無所作為“十分可惜”，實際上不但避免了官兵無謂犧牲，而且使其他方向作戰力量得以加強，從而使其“盡量多用美國軍隊去占領德國領土”的政治意圖得以實現。通觀古今中外良將名帥，無一不是像艾森豪威爾這樣具有敏銳的政治鑒別力和洞察力，政治上的雄才大略與軍事上的“智信仁勇嚴”相得益彰。

二是要有清醒的決策應變力。敢于和善于決斷，是杰出將帥必備的才能和顯著特點之一。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決斷能力十分重要。二戰當時的英國名將蒙哥馬利也認為：“猶豫不決，對于任何軍官來說，都是致命傷，對于司令官來說，不啻是犯罪。”艾森豪威爾在兵臨柏林城下時清醒看到，美英盟軍和蘇聯紅軍在爭奪柏林的比賽中并不占優勢。艾森豪威爾認為，與其條件不夠成熟就倉促上陣與友軍爭奪殺戮一只垂死掙扎的困獸，不如另辟戰場去殺傷其他殘敵，盡可能占領更多德國領土，奪取更多實際利益。雖然盟軍一些高級將領不解，甚至丘吉爾等英國軍政要人還不斷責難，但是艾森豪威爾頂著壓力不為所動，最終歷史證明了他的決策是對的。

三是要有冷靜的淡泊名利心。我國古詩有云：一將功成萬骨枯。然而，艾森豪威爾認為，僅僅為了一己虛名就把成千上萬的盟軍士兵往火坑里推，無論如何不可以。正如他自己讀史感悟到的：當拿破侖開始為拿破侖而戰時，法國垮臺了。在他看來，以最小的傷亡最低的代價徹底消滅其余德軍，干凈利落地結束這場戰爭，才是應該追求的最終目標。正因為有這種對部屬生命的真誠關愛和悲憫情懷，有這種不耽于名利的寬闊胸襟和高尚品格，他才在兵臨柏林城下時頭腦依然保持了理性，頂住了蒙哥馬利等眾多部將的踴躍請戰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等政界高層的責難，堅持不打柏林城。愛人者，人恒愛之。果不其然，在二戰結束后不到10年的1953年，艾森豪威爾就因戰功卓著、德高望重、深得民心而被選舉為美國第43屆總統，達到了他事業的頂峰。那些投票給他的美國民眾中，不乏眾多曾經跟隨他東征西討的美軍將士及其家人們。歷史又一次證明，只有把部屬的生命和利益舉過頭頂，部屬才會由衷欽佩地把這樣的領導者舉過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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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千萬歐洲人來說，二戰勝利日并非噩夢的結束，而是這片土地陷入原始蠻荒狀態的開端。

請設想一個所有秩序都被破壞的世界，那里沒有權威、沒有法律、更沒有制裁。在城市廢墟中，衣不蔽體的流民艱難地搜尋食物，為一塊手表乃至一雙靴子大打出手;每個夜晚都有婦女會遭到強暴;街坊鄰居反目成仇;“不適當的”姓氏或口音同樣意味著殺身之禍……

一切聽起來猶如夢魘，而事實上，這正是歐洲在二戰結束后一段時間里的真實情況。在新近推出的專著《野蠻大陸：劫后余生的歐洲》中，英國歷史學家基思·羅威寫道，對數千萬人來說，歐戰勝利日并非噩夢的結束，而是他們的家園陷入原始蠻荒狀態的開端。

德國民眾遭無差別報復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當痛苦而漫長的戰爭終于告一段落，用“支離破碎”來形容歐洲人肉體和心靈的狀態實不為過。身為始作俑者，德國付出的代價最為高昂：約2000萬人無家可歸，同時還有1700萬難民;柏林的一半房舍淪為瓦礫，科隆70%是殘垣斷壁。

并非每個德國人都支持希特勒，隨著同盟國特別是蘇軍的滾滾鐵流而來的，卻是針對全體德國人的無差別報復。尼莫斯多夫村是最先被蘇軍攻占的德國領土，所有老人、女性和孩子都被殘忍殺害;在柯尼斯堡市(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郊區，遭到凌辱的女尸“或是散落在路上，或是被釘在當地教堂的十字架上，德軍士兵的尸體則掛在近旁”。

今天，許多俄羅斯歷史學家堅決否認這些暴行，但無數親歷者和家屬的痛苦永遠抹殺不掉——在德國的城鎮和村莊，數萬名婦女在征服者的縱欲中死亡。家住柏林的一名女子回憶說：“被23名士兵輪奸后，我才敢去治療。從此，我再也不想與男人有任何瓜葛。”

有人會說，法西斯軍隊曾在入侵蘇聯期間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所以德國人罪有應得。即便如此，羅威在書中提供的大量細節，讀來依然叫人不寒而栗。

受害人一夜間變成殺戮者

那些從納粹殘酷統治下解放的國家，同樣無法在復仇狂潮中幸免。在意大利北部，約兩萬人被同胞殘殺;在法國的小鎮廣場，同德國士兵相好的婦女被剝去衣服、剃了光頭，暴徒在旁邊哈哈大笑;在布拉格，德軍俘虜被澆上汽油點燃;在波蘭監獄，德國囚犯頭朝下被溺斃在糞便中，還有的被迫吞下活蟾蜍而窒息死亡。

在納粹曾經濫殺無辜之地，復仇本能統治一切，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悲哀現實。猶太人也不例外。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解放后，黨衛軍看守被曾經的囚犯活活打死。“我們都參與了，感覺酷斃了。惟一難過的是報復得太少。”談到自己的暴行，猶太囚犯貢塔爾茲沒有絲毫悔意。而在達豪集中營，美國大兵讓幾十名德國獄卒排好隊，用機槍草草射殺。

彼時，絕大多數人相信，這一幕幕血腥的場景只是對昔日罪行的合理懲罰。因為不想失去公眾支持，同盟國領導人明知真相，依然對此聽之任之，連口頭譴責都少得可憐。正如捷克前總統薩波托斯基曾經不屑一顧地打比方說，“你砍木頭時，總會有碎片亂飛的。”

“種族戰爭的最后一幕，始于希特勒，由斯大林繼續，在波蘭結束”

在基思·羅威看來，某種程度上，越往東走，當地人的所作所為就越遠離文明。在東歐各國，已平靜生活幾個世紀的德裔居民大批背井離鄉，這是他們為希特勒倒臺付出的、無法再大的代價。

據不完全統計，戰爭結束后幾個月內，約有700萬德國人被趕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驅逐了300萬人，其他中歐國家驅逐了約200萬人。無論怎樣看，這都屬于種族清洗范疇。不過在當時，波蘭和捷克都認為，“驅逐”是避免另一場戰爭的、最仁慈的方式。

事實上，種族暴力并非單純針對德裔居民。各國民粹分子的終極目的是“保持國家的同質性，洗刷掉異族帶來的最后污點”。1947年，波蘭當局實施旨在圍捕境內烏克蘭裔人士的“維斯瓦河行動”，將他們驅逐到偏僻的西部，令許多在戰時未受徹底破壞的村鎮十室九空。“這是種族戰爭的最后一幕，”羅威寫道，“始于希特勒，由斯大林繼續，在波蘭結束。”

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是，東歐諸國剛擺脫希特勒的魔掌，旋即又成為莫斯科的附庸。盡管精疲力盡的西歐無力再和蘇聯打一場“熱戰”，鐵幕的另一側，不是所有人都對新秩序表示服從。在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的“森林兄弟”游擊隊一度同蘇軍展開巷戰，謀求獨立未果;遲至1965年，立陶宛民族主義分子仍不時與蘇聯警方爆發槍戰;當最后的愛沙尼亞抵抗戰士，時年69歲的奧古斯特·薩比被擊斃時，二戰的火焰已熄滅了33年之久。

如果說二戰是歐洲乃至人類近代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那么，戰爭結束后濫觴于各國的復仇狂潮，則部分說明了這種黑暗的根源——以地域和血緣區分敵友的思想，其實一直潛伏在普通人靈魂的角落。正如基思·羅威在《野蠻大陸》中的總結：經歷了將近70年的道德含糊，是時候反思這場戰爭的結束方式了;何況，又有誰能保證歷史絕不會重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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