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國向何處去?
4月25日，已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帝國崇禎皇帝朱由檢上吊;一周后，本已歸順大順的吳三桂反戈一擊，投降關外的大清，大順皇帝李自成兵敗山海關;6月5日，攝政王多爾袞清兵入北京;同一天，史可法等在明朝實行雙都制的留都南京擁立朱由崧為監國而后是為弘光皇帝。
風云忽變，這是一個中國大歷史的“三岔口”：究竟是退守的李自成積蓄力量，如朱元璋一樣農民造反統一全國;還是是明朝只是陷落華北數省，以富庶南方為依托，如唐朝安史之亂國都陷落后重整山河，再度中興，或者如西晉、北宋滅亡后在南方茍存上百年;抑或是清剿滅大順，掃蕩南明?
歷史皆有可能，偉大政治家、軍事家的勇氣和智慧在歷史關頭決定著大局走向。在這個天翻地覆時代的歷史浪頭，流亡明朝軍隊一把手，任兵部尚書、督師大學士的史可法四十三歲，所謂“時勢造英雄”，在殘明中，卻沒有造出一個安邦定國的扭轉乾坤的豪杰，史可法所謂的“抗清英雄”，無非一個忠君殉國的道德楷模。
愚蠢國策：聯合清軍共滅李自成
歷史當事人的意見常常會讓后人驚詫。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被認為造成李自成失敗、明朝徹底滅亡的國家恥辱，可是在當時的殘明人士史可法等人看來，卻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因為清兵打敗了人正是自己的仇敵李自成，因此，北京被清軍占領他們并沒有仇恨，反而要好好感謝清軍。
1644年，大明、大清、大順三國鼎立，歷史的“大三國”時代，“敵人的敵人”是否就是朋友?“唇亡”之后齒安能獨善?認不清真正的敵人是致命的。宋聯金滅遼，不過兩年二帝被掠;南宋聯元滅金，不久以至國破，就是最為慘痛的歷史教訓。
歷史的悲劇又在重演。
在明清之際的大三國政治博弈中，史可法為首的南明政權竟然把即將埋葬自己的大清當作朋友，對于他們來說，攻入首都、逼迫崇禎帝自殺的“流寇”是最大的仇人，將李自成打敗趕出北京的大清則是朋友。因此，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竟然被南明政權認為是好事。南明的國策就是一廂情愿的奉行“借虜平寇”，即借清兵剿滅李自成的大順政權。
借清兵滅李自成可謂“借刀殺人”，史可法是這一政策的發起者、支持者和執行者，他上書皇帝說：“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在自身存亡危險之際，史可法提出的對策是馬上派遣使節帶上財物去見順治皇帝或者多爾袞，“滅寇在此一舉”。當時有清醒者勸說，“如果只借助他人力量，如宋朝借金國滅遼，借元滅金，最后只是為虎添翼加速自己滅亡罷了。”史可法卻聽不進去了。
首都不過陷落兩個月，南明政權已決定偏安江南，以淮河為界，“坐山觀虎斗”，畏葸不前，不對清兵有絲毫觸犯，以免無法進行和平談判。幻想著“兩家一家，同心殺滅逆賊，共享太平�！�
8月初，在史可法等人的催促下，以左懋第為首的“和平使團”，帶著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向大清“通好”，感謝他們殺退了叛匪李自成，結為“叔侄”之好。
只可惜，大清雖然客觀上幫了明朝的忙，卻不想真正和大明修和。多爾袞是清楚自己的主要對手是李自成，而不是史可法。所以，根本不接受大明平等的“國書”。八旗兵不立即南下滅南明，只不過根基未穩，并非真的準備跟南明南北分治。這次一廂情愿的和談注定是屈辱之旅。南明送來的大禮被照單全收，和平使團團長被拘禁，勸降無果后第二年被處死，其他人被趕回去，多爾袞更恫嚇說即將“發兵南來”。
正是判斷誰是自己的主要敵人上，南明政權出現了致命錯誤。而是將清兵當作可以團結的“友軍”，如此責不再將防止清兵南侵作為立國第一要務。更為荒唐的是，南明還擔心大明與大順聯合起來對付自己，李自成會“先犯東南”，南明首要任務是“直指秦關”，攻打以西安為根據地的大順。
就實際來說，史可法并不是第一號人物，南明的大政方針并不能完全由他決定，但是從始至終史可法都和其他南明當權者一樣鼠目寸光，推行愚蠢的鴕鳥一樣的對清和平政策，認錯了敵人，低估了滿族人的意圖和能力，埋下了弘光政權不過維持一年，基本沒有抵抗就迅速坍塌的禍根。
消極防御：錯失收復中原戰略窗口期
歷史當事人往往不想后來成就那樣初始時就有那么大宏圖雄心。
1644年6月，當多爾袞趁著大順立足未穩，攻克北京后，已是“天上掉餡餅”的坐收漁利，根本沒有想到大清將來能夠一統全國，進了北京城的多爾袞自己都說：“但得寸則寸，得尺澤尺耳�！�
李自成的潰敗和史可法的愚蠢卻讓多爾袞野心或者理想迅速發酵，促成了他各個擊破的戰略。
清兵追擊李自成十天，在河北兩次打敗大順軍，使其退入山西，6月中旬回京。此時，經過與李自成的酣戰，清兵勞頓，雖然山海關打敗了李自成，但是對于地域廣闊的山西以西的大順和以南京為中心的南明的底細并不是太清楚，清軍之所以不窮追李自成，也正是不敢貿然行事處于觀望階段。
當李自成遭到清軍的打擊，清軍初入中原根基未穩，且隨時可能腹背受敵遭受大順和南明的聯合攻擊。此時，大順原來占據的河北、山東、河南等華北地區處于群龍無首的力量空白區，原來的明朝勢力反撲顛覆了大順政權。從六月至十月期間，是南明恢復國家、鞏固南京政權的戰略窗口期，史可法如派明軍北上，收服中原如探囊取物。只可惜，華北在混亂中等待來的不是明軍，而是休整好的清軍。
到了11月，清軍開始南下，迅速占領了河北、山西、山東以及河南大部分。然而，南明的戰略窗口并沒用關閉，清軍從11月到第二年4月，清軍的主力一直集中西北攻打李自成軍隊，此時華北空虛，仍是史可法可以趁虛而入的大好時機。
然而，南明政權的“通好”政策，史可法作為軍事首長一直龜縮在揚州。唯一一次是調停兩大軍區內斗到達河南東部睢州和徐州，幕僚勸他北復中原，然而“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 對于史可法等人罔顧華北淪陷，時人有詩言：“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
史可法眼睜睜的失去了最佳的戰略窗口期，“有效”配合了清軍，讓清軍得以全力對付李自成。
1645年1月初，大順與清通關戰役打響，十三天后，西安的門戶潼關失守。2月，清軍占領大順首都西安，李自成帶領殘部逃往河南南部。然而，對于南明來說，有人已經看出“闖為虜敗，雖可喜，實可懼�！�
1645年4月，清軍騰出精力，開始收拾南明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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