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之治是在吸取了五代更迭迅速的教訓的基礎上，對新政權進行了全面的改革，不僅成功地避免了短命王朝的命運，而且在軍事、 政治和經濟等諸方面開創了歷史新局面。不過咸平之治的主要措施主要針對的是當時宋朝出現的具體問題上，但到真宗朝后期，并未適應時代變化對宋朝初期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改革，“ 謹守成憲 , 不思更革”，反而導致在宋太祖、宋太宗時期已經顯現的問題愈演愈烈，成為北宋王朝日漸衰敗的主要原因。

　　在政治上

　　權力過分集中，結果只中央有權而地方無權，皇帝有勸而百官無權，這便嚴重地影響了地方和官員的積極性，使“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 ”出現了大量的新機構和新官員，形成了機構重疊、系統紊亂、名實不符的官制結構，結果遇事推諉，行政效率低，嚴重影響國家機器有效運轉。

　　在軍事上

　　為防止地方將領擁兵自重，實行“更戍法”，使“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帶來了將帥無權，指揮失靈，戰斗力越來越弱的后果。尤其是養兵之策帶來的后患更為明顯，將大批饑民拉入軍隊，不僅破壞了農業生產，還造成了冗兵冗費的惡果。

　　治國思想上

　　癡迷道教，東封西祀。黃老思想強調清靜無為，少思寡欲，反映到政治上表現為墨守成規，因循持重，反對生事，力求“苛守祖宗成法”。因而當面對內政不肅、社會矛盾激化、外敵擾邊的嚴重局面時，黃老思想只能是統治者作為逃避現實，不思革新的借口。起掩蓋統治者因循茍且行為的作用。北宋社會也因此產生一種頹廢的社會風氣：“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人人因循，不復奮勵”。

　　而宋真宗東封西祀的直接后果是使北宋付出了國庫耗費過半的沉重代價，將北宋建國以來，太祖、太宗以及真宗前期十多年來的積蓄消耗殆盡，遂至“海內虛竭”。

　　后人總結

　　宋仁宗慶歷初年，樞密副使富弼對真宗朝咸平之治的問題進行了如下描述：“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太宗克紹前烈，紀剛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安然奉行，不思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乏匱，吏員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將及于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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