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長安的商業區是依照前朝“分區、方整，左右對稱”的方法，以南北走向的“朱雀門大街”為中軸，左右對稱而設立的。居于皇城東南的叫“東市”，居于皇城西南的叫“西市”�？脊殴ぷ髡叩膶嵉乜辈旄嬖V我們：兩市的平面皆呈長方形，而且大小相若。東市南北長1000余米，東西寬924米；西市南北長1031米，東西寬927米。兩市的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圍墻。圍墻內辟有沿墻街和4條16米寬的“井”字形交通干道，將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個方塊。除了市的中心建有當時的市場管理機構“市署”和“平準署”之外，其余的方塊皆是商店的所在地。市內的商店多面街而立，鋪面的大小不盡相同，大者10米有余，小者僅3米左右。在諸多的商店之中，凡經營同類商品的店鋪皆相對集中，并建立標牌（即所謂“建標”），題寫行名；每“行”之間，筑有土墻（即所謂“立候”）。劃定各行的占地范圍。另外，每條干道的兩側還修有排水用的明溝，與店鋪間小巷內磚砌的暗溝相通，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統。每市均四面開門，八個市門恰與干道的兩端對接，構成了“棋布櫛比，街衢橫直”（見《長安志》）的格局，與全城的整體建筑規劃諧調而又統一。

這種封閉式的、宛如棋盤上的方格一樣的格局，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唐王朝的建立，特別是在“貞觀之治”以后，城市經濟空前繁榮，過去那種“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見《考工記》）的傳統做法，顯然已不能適應商品交易日趨社會化的要求。于是，統治者便精心設計出這種以官衙為中心，以店鋪為拱衛，整齊對稱，既體現皇權，又便于統一管理的市場格局來。

市中的經營者大致有這樣幾種：一是由政府派出的官商；二是由國外而來的“番商”；三是“前店后坊”的作坊主；四是搞轉手販賣的坐商；五是由全國各地匯聚而來的行商。正因為經營者的身份不同，進貨的渠道不一，所以，貨物的品種異常繁多。絲綢、服裝、珠寶、首飾、藥材、皮貨、漆器、竹器、陶瓷、書畫、薪炭、飲食……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尤其是那些來自異域的番商，他們不僅帶來了本國的土特產，還將許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飲食，如“胡餅”、“畢羅”（即抓飯）、“三勒酒”、“龍膏酒”等傳入中原，不但豐富了花色品種，而且使長安的市場增添了幾分異國的情調。

在長安的兩市中，除了有大批的售貨商店之外，還有加工、寄賣、典當之類的專營商店和與之相應的金融機構。位于西市的“麩門”，就是糧食加工與銷售相結合的兼營商店；《霍小玉傳》中所提到的“貨釵”的“寄附鋪”，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寄賣店”。當時還有一種代客寄存錢財的店鋪——“柜坊”。存客一旦需用錢財，只要出具“書帖”或“信物”，收款人即可憑此去“柜坊”兌錢。這種“柜坊”已明顯地具有了金融機構的性質。至于兩市流通的貨幣，除了帶有支票性質的“書帖”和“信物”以及“通寶”之外，“絹帛”也是當時用以流通的“貨幣”。元和六年（811）唐憲宗曾下令：“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匹段。”（見《舊唐書·食貨志》）

在唐代，長安的兩市，不但是商品交易的集合地；也是文化交流的場所。據說，貞元八年至十三年間（792—797），長安大旱，唐德宗李適就曾下詔，在東、西兩市搭臺求雨，而百姓們則乘機舉行了音樂大賽（見《中國音樂史略》）。另外，在西市的西北角還設有水池，據文獻記載：這是天寶元年（742）因增設漕渠，分?水由“金光門”入城，至西市東街匯注而成的。在東市的東北角，也有兩個大小不一，東西并列、中有渠道相通的水池�？脊殴ぷ髡哒J定：這是當時的“放生池”�！豆饷鹘洝吩�指出：“流水長者，救魚十千”、“天子報德，此緣起也”。既然佛教信奉戒殺施善之信條，自然貨賣魚介之地置一放生池是再好不過的了。由此可見，唐都長安的兩市不光是單純的交易市場，而是集商業、文化、宗教活動為一體的綜合場所。

唐代統治者是如何管理這樣一個市場的呢？

當時的市場管理大致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設立管理機構，強化管理措施。

《新唐書·百官志》指出：“兩京諸市，署令一人，從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財貨交易、度量器物，辨其器物真偽輕重。”另外，在市令與市丞之下還分設了錄事、府、史、典事掌固諸職，協同他們一道管理。除此，當時兩市諸行還設有“行頭”，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現，掌管各行的商業活動。他們實際上就是“市署”在各行中的代言人。

管理機構是完備的，管理的措施也十分細密、嚴格。

1．實行嚴格的稅收制度當時規定：不分行商、坐商皆需按三十分之一的稅率納稅（后改為十分之一），抗稅不交，將繩之以法（見《新唐書·食貨志》）。

2．實行商品評估制度《唐六典》規定：入市之貨“以三賈均平市”，“精為上賈，次為中賈，粗為下賈”，每十天上簿登記一次，任何商戶不得以次充好，以賤為貴，哄抬物價。

3．嚴格禁止使用“惡錢”在唐代，由于行用之錢頗多碎惡，所以，在長安兩市中，官方曾采取了“懸樣于市，令百姓依樣用錢”（見《新唐書·食貨志》）的方法，以防止“鵝眼、鐵錫、古文、?環”之類的惡錢充斥市場，擾亂正常秩序的交易。

4．嚴格地執行度量衡器具檢驗制度《唐律疏議》規定：店鋪所用的度量衡器具“每年八月，詣太府寺平校，……并印署，然后聽用”，否則，將受到杖七十的懲處。

5．實行商品標記制度商品之上署印標記，無非是兩個目的：一是標明廠家（或作坊的名稱），便于買主進行質量監督；二是宣傳產品，以提高產品的知名度。1959年，從西市東大街南部遺址中，出土了許多印有“刑（邢）娘”二字的陶器（見《考古通訊》1961年第五期《
唐長安城西市遺址的發掘》），這說明當時人們已具有商品競爭的意識，并表明在當時的兩市中，普遍地奉行著產品標記制度，以保證各種商品的質量，防止粗制濫造。

二、嚴格市場秩序，限制活動范圍。

唐王朝對市場的管理，不但設立了十分完備的管理機構，實施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還針對市場秩序，采取了許多強硬的管理辦法，以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限制商賈活動的范圍。

1．定時啟閉市門，限制交易時間按當時的規定：各市的市門皆有專人掌管，“日中擊鼓三百以會眾，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有果毅（唐府兵軍官）巡?”（見《新唐書·百官志三》）。凡翻越垣籬或從溝瀆出入者，要受到“杖七十”的處罰（見《唐律·衛禁》）。

2．設立“常平倉”，調節市場物價為了平整物價，維護秩序，唐代統治者曾在兩市之中設立了“常平倉”，用“豐收歉放”的方法，以保持物價的均衡（見《舊唐書·高宗紀》）。

3．制定行為規范，限制越軌行動景龍元年（707）唐中宗下令：“諸在市及人眾中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見《唐會要》）擾亂市場的越軌行動，在當時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唐代對兩市的管理十分嚴格，從客觀上保證了當時市場的繁榮和穩定。然而，這諸多的清規戒律也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隨著生產的發展，許多管理制度逐漸廢弛，各坊皆有肆和夜市的出現，從根本上突破了原來那種固定、集中、封閉、限時的市場管理格局，出現了更加繁榮、更加開放的新局面。從這一點上說，唐都長安兩市格局的突破，實際上是宋代商業空前繁榮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