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北京發生過一樁下層武官家千金小姐被騙賣為妓的案件，頗有傳奇意味。由于太監插手，袒護逼良為娼的樂戶，審案官員反受處分。全案過程錯綜復雜，本已弄清真相的小小案件，發展為“三法司”會審、最后由部院大臣和諫官們組織“廷訊”的大案。又因都御史附和廠監，初審的官員依然受累。此事激怒了刑部一位小官，上書揭露廠、衛不法行為，要求改良司法。因此，被同時代的文人作為典故加以記述，后來還載入正史。
本案廣泛涉及明代中期的政治、社會等多個方面。事實經過如下：
彭城衛千戶吳能，家庭貧窮，閨女滿倉兒雖不乏姿色，但長期無人前來提親，只得把女兒交付媒婆，物色人家。
千戶乃五品官員。彭城衛為京衛軍的一部，但非“親軍”，不隸屬都督府，地位比較卑下。媒婆也并未把這位窮千戶放在眼里。她見利忘義，很快便告訴吳家，皇親周或要了姑娘。實際上是使用欺騙手段，把滿倉兒賣給“樂婦”張氏。吳能不久病故。姑娘又被張氏賣給樂工焦義，焦義再轉手倒賣給同行袁磷，從此被追當上了賣唱的歌妓。
吳能的妻子聶氏，長期不見女兒回來，產生懷疑。四處打聽，終于在歌場中找到滿倉兒，要她回家。但滿倉兒認為父母出賣自己，以致淪落為妓，由怨生恨，便橫下心來，不認生母。聶氏只得率同兒子，強迫她返回家中�？墒�，袁磷不愿失去這棵搖錢樹，最初向聶氏說好話，表示愿出10兩銀子贖回滿倉兒，被聶氏拒絕了。
袁璜認為，滿倉兒原是自己花錢向焦義買來。盡管姑娘的亡父是個官，但無錢無勢，他同樣不放在心上。用銀子贖回姑娘的要求碰壁后，就無所畏懼地直接向刑部提出控告，希望能夠索回滿倉兒。
刑部郎中丁哲傳集雙方當事人，和員外郎王爵會同審理，弄清了滿倉兒被賣的真相。袁磷因強詞奪理，被當堂笞責，回家后過不幾天一病不起。經御史陳玉、刑部主事孔琦驗尸，由袁家安葬。滿倉兒則斷歸聶氏。
當時的歌妓，雖說以賣唱為主，但如果被有錢有勢的人看中，被迫陪宿，司空見慣。東廠太監楊鵬的侄兒，就不只一次和滿倉兒奸宿。此人不滿丁哲，唆使袁妻向東廠上告。還親自出馬找到樂婦張氏，要她一口咬定滿倉兒是她妹妹，已經賣給周皇親。另派校尉楊某，找到滿倉兒串通供詞，還攛掇她離家出走，到外面躲藏起來。

案件經楊鵬上奏，發交錦衣衛鎮撫司審理。司官追索滿倉兒不得，對聶氏施加酷刑，聶氏供出當初嫁女的經過。鎮撫司袒護楊鵬叔侄，最后把丁哲和王爵兩人擬罪，奏覆皇帝，草草結案。
原被告的是非曲直沒有審清，反而裁定首次問案的刑部官員有罪，引起了皇帝關注，再命都院，大理寺、刑部和錦衣衛，各派官員，聯合審理。
會審官員認為，滿倉兒是本案的關鍵人物，必須傳訊到場。他們從鎮撫司辦案原件中得睹聶氏供詞，認為姑娘既是周皇親家的人，自然在周家，立即派緹騎到皇親府邸提訊姑娘。毫不知情的周或大吃一驚，交不出人。“三法司”和錦衣衛官員也并未認真迫尋，便匆匆啟奏皇帝，找不到滿倉兒，一時難以結案。執法機構的草率和拖沓作風，暴露無遺。
由于事情太反常，皇帝決定弄個水落石出，因而傳旨，交由部院大臣和諫官們組織“廷訊”，再由都察院擬具處置辦法，報批執行。
這一次，會審官員不敢因循，終于逮到了滿倉兒，再次了解到媒婆、樂戶等把少女當做商品買來賣去的事實。
誰知都御史閔蛙懼畏東廠權勢，不敢秉公處理。他擬定：丁哲“因公杖人死”，處徒刑；王爵、陳玉、孔琦和滿倉兒母女，處杖刑。
這樣的處理意見，惹惱了刑部小小的典吏徐蛙，他立即上疏，指出案情并不復雜，但兩次會審沒有結果，全是承審各官懼怕東廠的緣故�，F在，滿倉兒不認生母，只處杖刑，而丁哲、王爵當初原已作出正確判決，卻連同兩個驗尸官擬處徒刑。這種“輕重倒置”的做法，也是“東廠威劫所致”!
徐蛙還指出，他在刑部供職三年，對“盜案”多次目睹耳聞。被控為盜的大半都是東廠和錦衣衛緝獲的。這些人，有的直供廠、衛校尉接受賄賂、代人報仇，誣指他們為盜；有的供認，“校尉受首惡贓”，把他們當做替罪羊來抵罪；有的則是校尉挾嫌報復所致。刑部官員雖然了解這些冤情，可依舊秉承廠、衛意見結案!他要求，把楊鵬叔侄、攛掇滿倉兒的賈校尉，連同滿倉兒一起處以死刑。撤消東廠，鎮撫司有關官員充軍到“極邊地方”。丁哲等四位官員則各升一級，“以洗其冤”，同時還提出改良司法的一系列意見。最后表明，自己“左右前后，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為這份奏疏，一定會遭到報復�？墒牵�“愿斬臣頭，以行臣言”，表明了“雖死無恨”的明朗態度。

皇帝看到奏疏后，勃然大怒。原疏發交都察院，吩咐對徐璉徐硅拷問!
執法大員們給徐硅加上“奏事不實”的罪名，疏請處以徒刑，但準循例贖刑。受到涉及的有關官員，已經上疏認罪，從輕發落，最后處以不同數額的罰俸。徐硅辦完贖刑手續，發回原籍為民。
三個月又過去了。一轉眼就到了弘治九年十二月。與本案有關的官、民，依然關在監獄中的還有38人。給事中龐泮要求處理。結果，丁哲補償袁家埋葬費，罷官為民；王爵、陳玉、孔琦處杖。贖刑后官還原職。至于滿倉兒，處杖刑后發交浣衣局執役。折騰了半年多的案子才宣告了結。
明代中期的廠、衛橫行不法，司法黑暗、冤獄重重；窮官員因貧無法循正常途徑出嫁女兒；民間的買賣少女……等社會實況，也通過本案，反映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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