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匯讀書周報》2011年7月29日第13版 作者：喬治·沃克·布什 原題為：9.11，小布什的抉擇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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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抉擇時刻》（中信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總統回憶錄，它將令支持者動容，令批評者驚詫。在這部坦誠率直的自傳中，喬治·沃克·布什總統并沒有按時間順序寫自己的人生歷程，而是別出心裁，挑選了決定其總統生涯和個人生活的14個重大決策，詳述了每個重大決策幕后的細節。

　　9月11日那一天

　　9月11日，一位名叫邁克·莫雷爾的聰穎的中情局分析員向我進行了匯報，內容包括俄羅斯、中國以及位于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暴動情況。

　　聽取簡報之后，我們動身去訪問�，�·布克小學，以強調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下車后，在我正走向教室的時候，卡爾·羅夫告訴我一架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這聽起來很奇怪，我當時以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槳飛機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樓。隨后賴斯給我打來電話。我在一個教室里通過一條機密的電話線和她進行交談，這個教室當時已經被改造成一個通訊中心，專為外出的白宮工作人員使用。賴斯在電話中告訴我，撞上世貿中心大樓的飛機不是一架小型飛機，而是一架商用的噴氣式大型飛機。我當時震驚了，心想那架飛機上的飛行員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飛行員。他怎么可能在一個大晴天把飛機撞上一座摩天大樓呢？或許是他突發心臟病吧。我告訴賴斯要對事態保持高度關注，之后讓白宮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寫一份聲明，表明我們將全力支持聯邦應急管理局的工作。

　　這時，我感覺身后站了一個人，安迪·卡德湊近我，悄悄對我說：“又一架飛機撞上了雙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樓。”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故意帶著他那馬薩諸塞州的口音，“美國正遭受襲擊。”

　　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憤怒。竟然有人膽敢襲擊美國。他們一定會為此付出代價。之后，我看著面前的孩子們那一張張無辜的面孔，這些無辜的孩子與那些殘忍的襲擊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即將數百萬像這些孩子一樣的人們需要依靠我來保護他們。那時，我下定決心決不會讓他們失望。

　　我看到教室后邊有一些記者正在通過手機和尋呼機查看新聞。這時，本能告訴我，我的一切反應都會被記錄下來，并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整個國家可以陷入震驚，但總統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話，會嚇到孩子們，而且也會使得整個國家陷入恐慌。

　　閱讀課還在繼續，但是我的思緒早已飛離教室。誰會做出這樣的行徑？造成的損失有多嚴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新聞秘書阿里·弗萊徹站在了我和記者中間，他舉起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先什么都不要說。我也沒打算說什么，當時我已經想好接下來要怎么做。課程結束后，我會平靜地離開教室，去了解事實真相，之后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

　　在安迪進入教室7分鐘后，我回到了之前的房間，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臺電視機。當電視機用慢動作重放第二架飛機沖撞世貿中心南側大樓的片段時，我看得心驚肉跳�，F場出現了巨大的火球和滾滾的濃煙，情況比我預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國人震驚了，我需要立即發表電視演講。我迅速地寫出了我的演講稿。我要向美國人民保證，政府正在采取應對措施，并且我們一定會把襲擊者繩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盡快返回華盛頓。

“女士們，先生們，此刻對于美國是一個艱難的時刻，”我開始說道，“……兩架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這很明顯是一起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襲擊。”那些電視前的家長們和社區成員們聽到這一席話倒吸了一口氣，因為他們本以為這是一次關于教育問題的講話。“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行徑是不會得逞的。”我接著說道。在演講結束時，我提議為殉難者默哀。

　　之后，我發現我說的一句話竟和我父親之前做出的承諾如出一轍。在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后，我父親說道：“侵略行為是不會得逞的。”但這種巧合絕非有意而為之。在我自己寫下的演講稿中，原本寫的是“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行徑是不會成功的”。但父親的話一定是深深印刻在了我的潛意識當中，危機再次發生時，便浮現出來。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軍一號，越快越好。我坐車行駛在佛羅里達41號公路時，通過車中的加密電話與賴斯通話。她告訴我實際上還有第三架飛機，這架是撞向五角大樓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細思忖著她的話。之后，我的思緒逐漸變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飛機的話，這可能是一次事故，兩架的話就絕對是一次襲擊，要是三架的話無異于向我們宣戰。

　　我全身的血液沸騰了。我們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決不能放過他們。

　　批準監聽和用水刑

　　“9·11”事件之后，我們不能再盲目飛行了。如果基地組織成員向美國打入或打出電話，我們當然要知道他們是打給誰，說了些什么。而且由于威脅十分緊迫，我們不能讓自己困在申請法庭批準的程序之中。我讓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和司法部去研究我能否授權國家安全局，在沒有獲得《外國情報監視法案》法院授權的情況下，監控基地組織打入和打出美國的通話。

　　兩個部門都告訴我可以這樣做。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在戰時對敵人進行監控，符合國會戰爭決議以及憲法賦予總統為戰時總司令的權力。內戰期間，亞伯拉罕·林肯就曾給電報機安裝 ***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伍德羅·威爾遜就要求監聽幾乎所有進出美國的電話和電報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富蘭克林·羅斯福就允許軍隊查閱和審查所有通信。

　　在我批準《恐怖分子監視計劃》之前，我想確保能夠防止權力濫用。我根本不希望把國家安全局變成肆無忌憚的監聽機構。我知道肯尼迪兄弟和埃德加·胡佛非法竊聽了很多無辜者的對話，其中還包括馬丁·路德·金。林登·約翰遜延續了這種做法。我想這是我們歷史上讓人感到悲哀的一段，我不想重演這段歷史。

　　2001年10月4日的早上，邁克·海登和法律團隊來到白宮橢圓形辦公室。他們向我保證《恐怖分子監視計劃》是經過仔細設計的，以保護無辜者的公民自由。此項計劃的目的是要監控所謂的問題號碼，因為情報人員有理由相信這些號碼屬于基地組織成員。這些號碼很多來自在戰場上被捕的恐怖分子的手機或是電腦。如果我們無意中攔截了任何單純的民間通話，這種侵權行為將報告給司法部進行調查。為了保證這一計劃只在必要時進行，我們必須定期對計劃進行重新評估和重新批準。

　　我下令推進這一計劃。我們考慮拿到國會進行立法，但是對于此項目，接觸過高機密簡報的兩黨重要議員均認為監視是必要的，如果我們對此項目進行立法辯論，我們的方法就會暴露給敵人。我知道《恐怖分子監視計劃》遲早有一天會引發爭議，但是我仍然覺得有必要進行這個計劃。世貿中心殘留的瓦礫仍有暗火在悶燒。每天早晨，我都會接到情報信息，報告可能發生的又一起襲擊。要保護美國人民的安全，監控恐怖分子與美困境內的通話至關重要。

　　依照我的指令，司法部和中情局的律師也進行了詳細的法律評估。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加強的審訊計劃符合憲法及其所有適用法律的規定，包括那些禁止虐囚的法律。

　　我看了一下那些審訊技巧。盡管其中有兩項技巧也是合法的，我還是覺得它們太過分了。我下令要求中情局不要使用這些技巧。另一項技巧是水刑，這是個模擬溺水的行刑過程。毫無疑問，這是個讓人很痛苦的過程。但是醫療人員向中情局保證，這不會造成持久的傷害。

　　我知道如此敏感和具有爭議性的審訊計劃遲早有一天會公之于眾。一旦如此，我們就會公開面對人們認為美國政府犧牲了道德價值觀的指責。我當然更希望我們能以其他的方式獲取信息，但是現實的狀況就是要我們在國家安全和價值觀之間作出選擇。如果我沒有授權對基地組織的高級領導人施用水刑，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一個更大的風險，即國家可能遭遇襲擊。鑒于“9·11”事件的教訓，我不愿承擔這個風險。作為總統，我最為莊嚴的職責就是保衛國家。因此，我批準使用這些審訊技巧。

　　新的審訊技巧被證實是非常有效的。祖巴耶達赫透露了大量有關基地組織架構和行動的信息。他還提供線索幫助我們找到拉姆齊·本·希布赫的藏身之處，該人是“9·11”襲擊后勤方面的策劃者。巴基斯坦警方在“9·11”事件發生一周年時抓到了他。

祖巴耶達赫后來告訴審訊人員為什么他又重新開始回答問題。根據他對伊斯蘭教的理解，他在達到一定的忍耐限度之前，不得不對抗審訊。而水刑這一技巧讓他到了忍耐的極限，他盡到了宗教義務，然后開始合作。他說：“你必須為所有的兄弟這么做。”

　　喬治·特內問我是否準許他對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使用加強的審訊技巧，包括水刑。我想起和丹尼爾·珀爾的遺孀見面時的場景。當丹尼爾遇害時，他的妻子懷有身孕，是個男孩。我想起基地組織發動的“9·11”襲擊奪去了無辜家庭中2973人的性命。我還想起自己有責任保護國家免受另一起恐怖襲擊。

　　我說：“當然準許！”中情局的審訊計劃挽救大量生命。如果我們能再多抓幾名可以提供有價值情報的基地組織成員，我也同樣會用這個計劃審訊他們。

　　沒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讓我震怒

　　薩達姆沒有對我們的軍隊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使我感到緊張情緒有所緩解。攻占巴格達以后，當我們沒有發現這種武器的庫存，我又感到很驚訝。整個夏天過去了，一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都沒找到，我開始緊張起來。各種媒體經常問這樣的問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哪兒呢？”

　　我也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軍方和情報部門向我保證他們在不斷尋找。他們搜查了薩達姆在海灣戰爭中使用過的隱蔽設施，將搜集到的情報傳達給行動末端。有一次，中情局聽說在幼發拉底河的一座橋下發現了一個大罐子。海軍蛙人前往現場，但是一無所獲。一位阿聯酋的高級官員帶來一張地下隧道的地圖，他認為薩達姆把軍火藏在了這些隧道里。我們挖地三尺，什么都沒發現。

　　喬治·特內任用戴維·凱領導一個新的搜索小組，后者是1991年聯合國在伊拉克的首席武器核查員。凱在伊拉克全境展開了細致搜查，發現了確鑿證據，可以證明薩達姆欺騙了全世界并違反了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持續了20年以上，動用了幾千人和數十億美元，即使在‘自由伊拉克行動’結束之后，也被精心隱藏在安全的欺騙性的措施之下。”2003年，他在國會講話中這樣說。但是凱沒有找到每個人都認為存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左翼組織喊出一個新口號：“布什撒謊，人民死亡。”這個指控完全不合乎邏輯。如果我想引導這個國家誤入戰爭，為什么要發表一個在進攻之后很快就會被公眾證明是謊言的論斷？這個指控也是不誠實的。一些原先的政府成員，像約翰·克里、約翰·愛德華茲和大多數國會議員，再加上全世界所有的情報機構，他們都和我讀到了一樣的情報，從而得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結論沒人說謊，只是我們全都判斷錯了。薩達姆沒有儲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能改變他是一個巨大威脅的事實。2004年1月戴維·凱表示：“伊拉克是迫在眉睫的威脅，這在當時是合理的結論。……同我們在戰前所設想的伊拉克相比，我們在搜查中發現的東西，使我們認識到，這個國家是一個更具潛在危險性的地方。”

　　不過，我明白未能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改變公眾對于戰爭的看法。沒有薩達姆的世界同然更加安全，但是我將美軍送上戰場所依據的情報很大一部分是虛假的。這是對我們的信譽———我的信譽———的巨大打擊，幾乎會動搖美國人民的信心。

　　我們沒找到那些武器時，沒人比我更震怒了。每次想到這件事，我就有一種惡心的感覺，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12月13日，周日那天，唐·拉姆斯菲爾德打來電話。他剛同約翰·阿比扎伊德將軍通話，后者在6月接替了剛剛退休的湯米·弗蘭克斯。約翰是一位頭腦清醒的黎巴嫩裔美國將軍，他能講阿拉伯語，非常了解中東。約翰認為我們已經抓到了薩達姆。在我們向全世界宣布這一消息之前，必須對此百分之百肯定。

　　第二天上午，賴斯打電話回去確認這個消息。那就是薩達姆。他的文身———手腕附近的3個藍點，其部落的標志———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我興高采烈。抓獲薩達姆對美軍和美國人民來說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消息。這個消息也會讓伊拉克人民的心理狀態有所不同，很多人擔心薩達姆會重新掌權�，F在一切清楚了：獨裁者的時代永遠終結了。

　　幾個月后，四個人來到白宮與我會面。他們是抓獲薩達姆的三角洲部隊成員。他們為我講述抓捕經過。根據情報指引，他們來到薩達姆家鄉提克里特附近的一個農場。在部隊搜索這片土地時，其中一名士兵發現了一個地洞。他爬進洞，拉出來一個渾身臟兮兮、怒氣沖沖的男人。

　　“我的名字是薩達姆·侯賽因，”這個男人說，“我是伊拉克總統，我要求談判！”

　　士兵說：“我帶來了布什總統的問候。”

　　薩達姆隨身攜帶了三樣武器，其中之一是后來士兵們裝在玻璃盒子里向我展示的手槍。我告訴他們，我會把這件禮物放在橢圓形辦公室外面的私人書房里，以后它會被擺在我的總統圖書館里。這把手槍會提醒我，一個殘忍的大獨裁者，對無數的亡者和巨大的苦痛負有責任的大獨裁者，在向我們的戰士投降時，正蜷縮在一個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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