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關于兼統問題。在著鎮形成過程中，就已因軍事需要而出現節鎮間的彼此配合問題。發布于開元三年四月的《命薛訥等討吐蕃詔》[4]，就說明了在邊地防御體系形成過程中，北方的河西、朔方、河東、幽州諸鎮間的彼此配合的情況。此詔雖云“討吐蕃詔”，但令薛訥住涼州、虔[]長住并州，可知這并非確指具體的某一次出擊，而是針對吐著的威脅而對邊地屯軍進行的一次調整。在這次調整中，主要強調屯軍之間的配合，也可以說是為加強屯軍間的配合而作的一次軍事調整。 節鎮間這種互相配合的關系在戰時表現得尤為明顯，如，開元八年十一月突厥寇邊，在反擊時就同時動用了朔方、河東、河西、北庭等數鎮之兵。[5]②；開元九年，蘭池州胡反叛，攻打夏州時，朝廷下詔令“隴右節度使、御林將軍郭知運與（王）脧相知討之，脧奏‘朔方軍兵自有余力，其郭知運請還本軍”’[6] 夏州屬朔方管，王脧時任朔方節度使，故朝廷令隴有出兵而為王氏所拒。這一事例可說明，一方面在軍事行動中需要節鎮間互相配合，另一方面這些節鎮之間又存在著矛盾。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有時就直接命一人兼統數鎮，如開元二十年正月，為出擊契丹、奚而任命信安王?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以統一指揮河東、河北兩軍。[7] 所以在天寶元年確立邊地防御體系、明確各節鎮的主要防御對象的同時，也強調了各節鎮間的主要的配合關系。如朔方節度使捍御突厥，河東節度使與朔方掎角以御突厥，隴右節度使備御吐蕃，河西節度使負責斷隔吐著與突厥。[8] 此后，在軍事行動中直接將各鎮軍力臨時加以調配的情況仍時有發生，如天寶四至五載，安祿山筑華武城時，即奏請河東王承嗣助役。[9] 天寶八載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攻吐著石堡城”[10]。天寶十一載安祿山進討契丹時，曾奏請朔方副使阿布思率眾會之。[11] 天寶十四載以前的節鎮兼統者共有十三人次。[12] 兼統朔方，河東者3人次：王脧1年（開元二年）、李?5年（開元二十至二十四年）、王忠嗣1年左右（天寶四載至五載四月）；兼統河西、隴右者4人次：王君[]至多十個月（開元十五年）、蓋嘉運1年左右（開元二十八年）、王忠嗣 11個月（天寶 六載）、哥舒翰 3年（天寶十二至十四載十一月）；兼統幽州、平盧2人次：張守?7年（開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六月）、安祿山近12年（天寶三載至十四載十一月）；兼統朔方、幽州者1人次：王脧數月（開元八年）。另外，王忠嗣曾兼統四鎮，史稱其“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13]。但王忠嗣兼統四鎮僅4個月左右（天寶五載正月至四月），四月他讓出河東，年底朔方又別除他帥，到此僅剩隴右、河西，次年（六載）十一月回朝，故王忠嗣兼統四鎮雖屬前所未有，然其實際情形卻不足以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
從以上分析還可看出，一般所兼統者為：隴右河西、安西北庭、幽州平盧、朔方河東。其中幽州與平盧、安西與北庭本為同一節鎮而后分置者，而且據《新唐書?方鎮表》，它們時分時合，職權、轄區也時常混淆不分。所以兼統幽州平盧和兼統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況。隴右備御吐著，朔方捍御突厥，河西則處于其間，斷隔吐蕃和突厥，[14] 但河西與隴右同在黃河以西，防御對象雖各有側重卻又密切相關，故其時或兼統，亦屬正常。朔方河東的任務都是捍御突厥，雖其節度使治所隔于黃河，但朔方軍之主力??三受降城卻在黃河以北，與河東所領邊兵無復黃河之隔，為此二鎮在軍事行動上的配合提供了有利條件，有時即由一人兼統。雖然從地理形勢和軍事形勢上看，隴右與河西、幽州與平盧、安西與北庭、朔方與河東都可以合為一鎮，但事實上都是離為二鎮。雖然各自為鎮，但在軍事行動中又往往特令其彼此配合，甚至由一人兼統，特別是前三者，更時分時合。唐廷之所以要將其各自分作藩鎮，其根本原因就是為了通過分散兵力而有效地控制藩鎮�！ ”M管如此，兼統者在全部節帥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其中兼統時間在一年以下者又占大多數，而且兼統者對其所兼統之節鎮的控制力也有限，而非“專制”。據《舊唐書?王忠嗣傳》，當他兼統朔方、河東、隴右三鎮時，曾“奏請徙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案：指隴右）”，他雖兼統三鎮，但調動其所兼統節鎮之戎馬時尚需奏請。安祿山深受玄宗寵信，身兼河東、幽州、平盧三鎮時，《舊唐書》本傳稱其“兼三道節度，進奏無不允”。雖奏無不允，但按規定仍需“奏請”，祿山起兵時也是通過詐為敕書，以奉密旨討國忠為名的，可見兼統者對所兼統諸鎮的許多方面的處置皆需奏清而行。從整體上看，節鎮兼統的情況是作為特例而存在的，這一情況并未成為唐玄宗時期嚴重的政治問題。 此外，在節度使的人選上，也體現出中央加強對邊軍進行控制的政策，這集中從“出將入相”上反映了出來。唐前期，節度使有出將入相背景者，其任期一般都不太長，任期一般都是從軍將或地方低級官吏中擢至節帥者[15]。具體而言，天寶十四載以前，出將入相之中絕大多數是由將入相，即因戰功而擢至相位，只有薛訥、張說、蘇?是由相出將。薛訥是由于力主盛夏出兵討擊而朝中眾人咸以為不便，玄宗便“特令訥同紫微黃門三品，總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16]�？梢娖湟酝烦稣魇菫榱颂Ц咂涞匚弧堈f因參與玄宗的政變而位至宰相，但由于他與岐王申款而外任相州，后歷任并州、幽州。[17] 可知張說以相出將有貶黜之意。蘇?出任的具體情況不明。
從由將入相的時間分布情況來看，武后到玄宗開元年間的由將入相者較多，而天寶年間則很少，這種情況是否即為林甫之奏言所致呢？[18] 我以為未必盡然，雖然也不排除李林甫正是鑒于這種由將入相的情況、出于一已之私利才上奏的，但朝廷所以能采納林甫這一奏言，必有更深刻的社會政治背景�！ 〉谝�，武后至玄宗開元年間正是邊地形勢變化、戰事劇增、兵制也因之而變化的時期。在這種戰事紛繁之際，國家需要一批人從事邊功，但當時朝廷官員大多重內輕外[19]。在這種情況下，朝廷為了鼓勵軍功，一方面將立下戰功的許多軍將或地方下層官吏擢至節帥，甚至致之相位，其中以牛仙客最為典型，于是普通民眾也企圖以此入仕、升遷；反映在文學上，即為此一時期產生的大量邊塞詩。另一方面則鼓勵朝官出任邊地將帥，并使之出將入相以尊寵之。所以，這一時期出將入相人數較多的情況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第二，所謂出將入相者，以朔方、河東人數最多，河西、隴右、北庭、安西、平盧較少，甚至沒有[20]。但這些較少甚至沒有出將入相者的節鎮中，由軍將或下級官吏因軍功而致位節帥者的比例反而較高。參以兩唐書有關本傳，可知由節帥而入相者，其仕宦大多曾歷任朝官，而僅因軍功而擢至節帥者，入相甚難。這些曾在朝仕宦，而又出將入相者，在軍隊和政府中都具有相當勢力。（林甫所謂“寒族即無黨援”反映的正是這批人權勢甚盛之情況。）在開元、天寶初，隨著邊地形勢的穩定和邊防體系的形成，以及對外以防御為主的戰略的確立，唐廷不再需要為鼓勵邊功、使邊帥出將入相而使之擁有如此顯赫之權勢，于是，開始削弱其勢力，一方面要杜絕其入相之途，同時就是更多地從蕃人、軍將或下級官僚中提拔節帥。其實這兩個方面同是一個問題，因為起用的這些人，既無入相之望，又因其無顯赫仕宦、不易培植勢力（所謂寒族即無黨援）而易為中央所控制。天寶年間出將入相者很少以及大量任用蕃將為節帥，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將朝廷這一具有戰略性的轉變僅歸于林甫出于私利的一紙奏言所致，便把問題簡單化了。??安祿山備受尊寵而不得入相，也正說明了這一情況�！杜f唐書?吉溫傳》云：
�。ɡ睿┝指﹄m倚以爪牙，溫又見安祿山受主恩，……常謂祿山曰：“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于三兄（案指祿山），必不以兄為宰相。溫雖被驅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溫為相，即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為相矣�！钡撋綈傊�。從天寶十載祿山兼河東節帥時，奏請吉溫為副使，楊國忠以其與祿山結托，追入為御史中丞，充京畿內采訪處置使，后終遭貶、死，“祿山起兵作亂，人謂與溫報仇”。但史書把他們二人勾結歸因于吉溫要引祿山入相。以林甫之為人，薦之為節帥，祿山已懼之三分，[21] 引之入相，亦可制之，仙客即其先例，林甫不會因其難制而不引之入相，況且當時還是群相制，不引祿山也需引他人入相，何必要不引祿山呢？??其原因是他根本無入相之條件與可能。天寶十三載三月玄宗欲以宰相處之，楊國忠以其“不識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中國”為由諫止[22]。玄宗拜之為相，也不過為使相，[23] 然無實質之使相虛銜亦不輕意授之，更可證其無入相之可能。祿山自己對這點很清楚，所以才交通吉溫，以圖僥幸；否則，自當請求玄宗而入相了。吉溫交結祿山不過是利用祿山受寵之機而使之薦己入相而已。如果安祿山有入相之可能，或曾歷任朝中顯宦，則絕不可能兼任數鎮，或任帥長達十數年之久了。
總之，安史之亂以前，邊帥的久任、兼統、出將入相等問題在總體形勢上，都未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至于“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的情況，是當時邊地形勢的客觀要求。作為國家機器的軍隊，究其性質，也應當出現在邊防前線，此本無可厚非。軍隊集中屯駐與叛亂之間本無必然的因果關系。具體而言，精兵屯于北邊并不會一定導致兵變。所謂屯兵要恪守內重外輕的原則是安史之亂以后人們的看法。 安祿山是在開元未至天寶年間，朝廷認為蕃將寒族無黨援、易控制的背景下逐漸由蕃將而位至節帥，并得以兼統和久任的。在這一背景之下，以蕃人或寒族出任節帥的并非祿山一人，他們都在任期到一定年限后即予撤換，而祿山為何可以例外呢？舊史一般將此歸于玄宗對祿山的過分寵信。為什么玄宗會對祿山如此寵信呢？陳寅恪先生對此曾有過分析，認為河朔地區在武后至玄宗開元年間已經胡化，居住于這一區域的是東北及西北的諸胡種，在這種情況下，“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羈縻統治而求一武力與權術兼具之人才，為此復雜胡族方隅之主將，則拓竭與突厥合種之安祿山者，實為適應當時環境之唯一上選也。玄宗以東北諸鎮付之祿山，雖尚有他故，而祿山之種姓與河朔之情勢要必為其主因�！盵24]但據陳先生論述，河朔胡化的時間是在武則天及唐玄宗開元之世，而據《王表》所列開元年間幽州的歷任節帥中，除趙含章、王斛斯兩任情況不明外，只有安祿山一人為胡人，其余均為漢人，任期僅次于安祿山的張守?也是漢人，而且，張守?任職期間，也正是幽州軍事實力得到很大增強的時期。如果東北局面需要安祿山這樣一個人任節帥，那么為何在這一地區胡化最關鍵的時期不用這樣一個人物來羈縻統冶呢？我們不否認朝廷任用安祿山這樣背景的人物與當時這一地區的情況密切相關，然而具有祿山這樣背景的人物也絕非祿山一人，[25] 唐廷完全可以再撥擢一位以代之，然而玄宗卻任之達數年，以致使其在如此長的時間內慢慢培養起了自己的勢力而終致叛亂。所以，玄宗對他的過分寵信另有原因�！ 栋驳撋绞论E》卷上所載，祿山本為一寒族朗人，因其戰功而被節帥張守?養為假子，后漸升至千盧將軍。開元廿四年戰敗，幾被處死，廿八年為平盧軍兵馬使，廿九年因曲事河北采訪使張利貞、利貞歸朝盛贊之而升任平盧節帥，至此，祿山之遷轉尚屬正常。天寶二年入朝“奏對稱旨”后才得到不次撥擢：次年兼任范陽節帥，離京時玄宗命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于鴻臚亭子祖餞。祿山首次覲見，就得到玄宗如此尊寵之禮待，推演史載，知此即由其“奏對稱旨”所致。祿山以一蕃將奏對何事而使玄宗如此滿意呢？《事跡》自注：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內生紫方蟲食木苗，臣焚香告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誠，其蟲請便消化，啟生必應。”時有群鳥食其蟲，其鳥赤頭而青色。伏請宣付史館。所謂“是時祿山奏云”即指祿山覲見時“奏對稱旨”之奏對，姚汝能據當時檔案以注出之。其所奏清稱旨不過是向玄宗表了一番忠心而已，別無其它實質內容。此前祿山曾賄賂中央出使地方的官員以求其向玄宗美言，祿山任平盧節帥或許與此有關，但祿山得以兼統幽州則是這次“奏對稱旨”以后的事。身兼幽州、平盧并不罕見，張守?即曾兼統七年，祿山出鎮而玄宗命三品以下官員祖餞，也并不是因其兼統二鎮，而是欣賞他的“忠心”。同書天寶六載條載：
玄宗春秋漸高，托祿山心旅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常因內宴承歡，奏云：“臣蕃戎殘臣，受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材為陛下用，愿以此身為陛下死�！毙诓粚�，私甚憐之。因命皇太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以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后，傳位于太子�！钡撋皆唬骸俺加�，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弊笥伊畎�，祿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純誠。《新唐書?安祿山傳》稱其“晚益肥，腹緩及膝，……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祿山反復向玄宗表明的是對玄宗的一片忠心。所謂“祿山每探其（指玄宗）旨”，“常因內宴承歡”、大獻忠心而博取玄宗對他的“甚憐”，說明玄宗內心所要求的也是這種忠心。如果其忠心僅在口頭上，也未必能深中玄宗之旨，當祿山向玄宗獻忠心之后，玄宗令其拜見太子，而祿山卻不拜。不拜太子既是祿山向玄宗獻忠的表現，也是玄宗認為祿山忠于自己的有力證據，從此，玄宗對他更加寵信，不斷給他加官晉爵，以至欲“托祿山心旅之任”。其時玄宗“春秋漸高”，按理他應當籌劃其百年后傳位太子之事。如此，則承“心旅之任”者應指顧命大臣或托孤之人，但他選中的人卻是不拜太子之安祿山。可見，所謂的“心旅之任”并非指托孤或顧命大臣，而是只忠于自己而與太子相抗衡的握兵蕃將，這說明玄宗對太子是有猜忌之心的。正是這種猜忌之心和安祿山對玄宗與太子載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導致了祿山的久任。這從玄宗對祿山所采取的非常不力的防范措施中也可得到佐證。 祿山兼統的是河東、幽州、平盧三鎮。在天寶十載二月他提出要兼統河東時，玄宗雖然同意，并應其要求任命其死黨吉溫為留后，但次年十一月楊國忠就將吉溫召回京師任職[26]，此后之留后未見史載，[27]但祿山起兵反叛時，“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而未言及對河東節度副使之安排，相反卻命別將高秀嚴守大同，其目的顯然是防遏河東；同時他還派人以獻射生手為名，乘驛至太原，乘北京（即太原）副留守楊光?出迎之機，劫之而去，“太原具言其狀”[28]，可知楊光?并非祿山親信，祿山也不能控制河東。參以楊國忠入相后對祿山的種種防范措施，[29] 可知吉溫被召回京師，并非如史載所言因他與國忠相善之故，[30] 而是朝廷不讓祿山控制河東，故此后之河東留后并非祿山親信。至于幽州、平盧，原本為一鎮，后也經常兼統，甚至合并，祿山兼統亦屬正常。在安祿山任幽州、平盧節帥時，朔方節帥任用的是與祿山有矛盾的安思順、哥舒翰，陳寅恪已指出這是為牽制安祿山[31]。當時，防御北方的節鎮中，朔方、河東、幽州平盧三道力量最大，與祿山毗鄰的兩鎮都可牽制祿山，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祿山。他長期控制一鎮，就足以起兵作亂，但如果按期令祿山換防，就說明玄宗對祿山并無特別之處，就不足以體現玄宗對他要“托以心旅”之意了。
（二）太子廢立與李、楊秉政 李林甫從開元廿二年入相，直到天寶十一載死，任相達十九年之久，而且其時雖為群相制，但在張九齡罷后，無人可與之抗衡。玄宗對他信任有加，甚至要“將天下事付林甫”[32]，逐漸形成一人把持朝政的局面，而這種情況在唐前期實屬僅有。究其原因，與安祿山久任一樣，它與太子問題密切相關�！ √菩谠陂_元三年正月即立趙麗妃之瑛為太子，開元十二年廢王皇后以后，武惠妃漸承恩龐，“宮中禮秩，一同皇后”[33]。武惠妃欲以其所生壽王代瑛為太子，時任吏部侍郎的李林甫乘機通過宦官向惠妃表示“愿盡心保護壽王�；蒎轮�，陰為之助”[34]，使林甫得以入相。其時惠妃婿楊洄也“日求其（太子）短，譖于惠妃。妃泣訴于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35]。玄宗為此而謀于宰相，欲以廢立，但遭到張九齡的反對，同年（廿四年），玄宗與九齡發生了關于牛仙客是否可入相的爭論，九齡因此罷相。次年四月，楊洄上奏，說太子瑛、鄂王瑤、光王倨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銹潛構異謀。玄宗召見宰相，李林甫以“此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作答，玄宗聽后決定廢太子瑛為庶人，不久三子賜死”[36]。當年十二月武惠妃死，李林甫勸玄宗立惠妃子壽王瑁，為玄宗所拒絕。次年（廿六年）六月立忠王?為太子，這就是日后的肅宗�！ 谋砻嫔峡�，太子瑛的被廢是由于玄宗寵愛武惠妃，而惠妃為立自己的兒子、多方構諂太子瑛所致。但太子瑛被廢后，并沒有馬上立太子。太子被廢在四月，武惠妃死在十二月，其間有近八個月的時間可供考慮，況且當朝宰相李林甫也支持壽王。聯系到當初玄宗廢太子瑛時，因遭到宰相張九齡的反對而未能立刻實施，直到罷九齡相后才廢之，為何此時在宰相李林甫的支持下反而猶豫不決了呢？[37] 可見，太子瑛之廢不是因為惠妃的受寵；壽王瑁未能取代瑛而為太子，也不是因為惠妃已死。究其原因，當是李瑛作太子已廿余年，為時已久，很可能玄宗認為他已形成了一種勢力，而當時宰相張九齡的力保太子，更使玄宗感到不安，終于以牛仙客入相等藉口，罷免了九齡；武惠妃譖毀太子的理由和根據也正是“太子結黨”、“構異謀”。從玄宗對李瑛兄弟的處置??均予處死??來看，玄宗對此是相信的，而且也是不能容忍的！李瑛等廢死后，似乎應立壽王，但其時惠妃方承恩幸，權勢炙手可熱，若立壽王，不久就會在惠妃及楊洄等人的支持下形成一種勢力�；蒎鸀橹\廢立，派人拉攏張九齡的往事猶在目前[38]，在更何況因武惠妃之助而入相的李林甫一直就站在惠妃一邊，并力主立壽王，這豈不是對自己造成的威脅更大嗎？！如果立其他皇子，則武惠妃會怎樣呢？她畢竟在正承恩遇！??這恐怕就是玄宗遲遲不立太子（甚至是有意在拖）的原因。不久，惠妃死后，玄宗果然立了忠王為太子。
由于林甫主張立壽王，忠王被立為太子后，林甫懼不利于己，曾幾次挑起事端，以巔覆太子。天寶五載，起韋堅、皇甫惟明、柳?之獄。韋堅是忠王妃之兄，因其與河西節度使皇甫惟明交游，“為林甫所發，以堅戚里，不合與節將狎?”，于是上奏，云韋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玄宗為此而貶黜韋堅及其弟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以及相關人士數十人，太子也不得不請與妃離婚。[39] 十一月，柳?誣告太子良娣父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與此相關者皆被杖殺，太子也出良娣為庶人。天寶六載十月，林甫指使濟陽別駕魏林告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狎愛，欲擁兵以尊奉太子”，玄宗以“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而貶黜忠嗣。明年，忠嗣暴死。[40] 玄宗對這些事雖然不信，但對與事者處置極重，一般均予處死，就是要從根本上杜絕朝臣與太子的結托之望。[41] 玄宗所以不信，主要是忠王為太子之日尚短，沒有形成一股勢力；而宰相林甫對太子傾覆的不遺余力，反而使玄宗猜忌太子與朝廷重臣結黨之心稍有緩解。舊史多言林甫傾覆太子時，玄宗破其言而庇護太子。若果如此，則玄宗可以象罷免九齡那樣罷免林甫，何必要如此煞費苦心以保護太子！林甫所以能屢興大獄，并廣為株連，予以重處，都是得到了玄宗的默許，甚至支持他要以此來威懾太子、威懾朝臣，而玄宗在天寶年間專任李林甫也正是由于他對太子的這種態度。值得一提的是，這幾次大案都與邊將有關，因為當時只有邊將才具有擁立太子的軍事實力，所以林甫才會不遺余力在太子與邊將關系上大作文章。出于同樣的認識，玄宗也更加著意于拔擢既忠于自己、又排斥太子的握兵邊將以托心旅之任。于是，對握兵已至數年卻忠于自己的安祿山，便令其繼續留任而不再按制度予以罷免或換防�！ ±盍指λ篮�，楊國忠入相，史稱其“依倚妃家，恣為褻穢，懼上（指肅宗）英武，潛謀不利，為患久之”[42]。國忠與太子并無利害沖突，為何也要潛謀不利于太子呢？所謂“依倚妃家，恣為褻穢”顯系托辭，宋儒朱熹即嘗言“唐淵流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43]，參以高宗娶武后、玄宗納楊氏等事，皆信而有征。[44] 與此相較，國忠所為就只能算是些末微事了。國忠對太子的這種態度，正是因為他十分明白林甫為玄宗所寵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也要擺出這種態度以博取玄宗的寵信。換言之，國忠之任相秉權，也是由于他對太子的“潛謀不利”。但在客觀上，林甫、國忠的這一態度，卻又保護了太子。
二 太子在唐前期政變中的作用 要理解玄宗晚年對太子的猜忌，不得不追溯他所親身經歷過的幾次重大政變�！ 〕铺诘男溟T之變外，唐前期為權力交接而頻頻發生的政變都集中在神龍至開元初年，其原因非本文所欲詳論，此處所要指出的是，在影響較大的政變中，擁立太子都是政變的政治目的；太子成了他們的政治領袖，每次政變都須得到太子的同意，并在關鍵時刻讓太子出面，穩定局面，直至擁立為帝。有時，太子甚至就是政變的直接主謀者和策劃者�！ ∥鋭t天建周后，她在立武氏子弟還是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最后終于在圣歷元年立自己的兒子李顯為太子。[45]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桓彥范、敬暉等人乘武則天生病之機，發動改變，擁太子即位，即中宗。史載桓彥范等人在密謀后才向太子報告，太子從之。[46] 似乎太子并未參與最初的謀劃�！顿Y治通鑒》神龍元年五月《考異》引《紀統》稱中宗復辟后，曾看望武則天，“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但高宗時，即在武后主持下屢易太子。高宗死，李顯即位，不久即被廢為王，立李旦為帝，后又自己稱帝。這些情況中宗并非不知，他怎么敢堅信此次升儲貳，終會以天下授之呢？！若中宗未預其謀，彥范等謀定而告中宗，一旦中宗不從．豈不有殺身之禍！而這點從政變當天的情況即可證實。政變前夕，張柬之等派人先迎太子，然后要沖進玄武門．擁之即位。但“太子疑，不出”，這使迎立太子者異常緊張，紛紛勸說，其中李湛說：“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循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陛下自出止之�！碧幽顺觯跬ūХ鎏由像R，從玄武門斬關而入，可見太子一直是這次政變的幕后主使者，而政變當天的經過，更可說明太子的作用。如果太子不行，他們就失去了用以號召的旗幟，失去政變的“合法性”，性質就會因之而變為叛亂。這種性質絕非后代研究者給他們貼的標簽，而是當時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性質的變化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兵變的成功與否，甚至會直接導致失敗。這些原本可作佐命元勛的人便可能會隨之而變為叛逆之徒。當他們擁太子沖進宮，迫使則天退位時，由于他們打的旗號是要誅則天面首張昌宗兄弟，所以則天對太子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桓彥范說“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愿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47] 更可見太子這一政治砝碼之重要。 合法的政治旗幟或政治領袖在政變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宗太子重俊起兵之失敗可作為反證。
中宗有四子，[48] 長子重潤在大足元年被武則天杖殺；二子重福在神龍元年為韋后所譖，被貶于滁州，后徙均州；三子重俊在神龍二年秋被立為太子。安樂公主以太子非韋后所生，常凌辱之，并欲廢之而立自己為皇太女，于是重俊在神龍三年七月與禁軍將領李多祚、李思沖、獨孤?之、沙吒忠義等人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余人，攻殺武氏兄弟，并攻打宮城。韋后與安樂公主立刻擁中宗上玄武門樓，對李多祚所將之千騎喊話，致使千騎倒戈，殺李多詐等。禁兵所以倒戈，是由于在皇帝面前，太子還不能擁有超出皇帝的政治號召力。盡管如此，重俊之所以能發動禁兵，攻殺武氏兄弟，圍攻宮城，也正是由于他所具有的太子的身份，其政治號召力僅次于皇帝。另外，重俊之所以要起事，是由于受到了安樂公主的逼迫，安樂公主要取代他而當皇太子，換言之，雙方是為了爭奪太子之位才成水火的�！ 【霸圃�，中宗暴崩，韋后立中宗第四子重茂為帝，是為少帝，自己臨朝稱制，控制了朝政，又出現了高宗死后武后專政的局面。韋后下一步的舉措便是不言自明。在這種情況下，宗室相王旦及其子李隆基、太平公主聯絡禁軍將帥，預先埋伏于禁苑中，天黑后突然發動了政變。攻入宮中后，“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49]。從劉幽求的話中，可知此次政變的目的是要擁立相王，但與前幾次的政變不同，在政變當天，發動者的政治領袖??相王??非但沒有直接出面，而且在攻入宮中、少帝被捕，劉幽求提出馬上擁立相王時，還遭到了李隆基的反對。在捕殺韋后及其親信、大局已定后，相王奉少帝“慰諭百姓”，后來他才以禪讓的方式取代少帝而即位。政變的主謀者所以要用這種方式交換權力，是因為中宗死，少帝已合法即位，雖然執政者是韋后。這就使此次政變沒有一個合法的政治領袖，換言之，相王并不具有合法的政治號召力，也不能夠在關鍵時刻起到穩定局面的作用，所以控制政權后，仍然要利用少帝合法的政治身分來穩定局面，并用禪讓的方式來取得法統。這從政變當天的經過也可以得到位證�！ 顿Y治通鑒》所載，當李隆基與劉幽求等人微服至禁中埋伏時，苑總監鐘紹京雖已預謀，此時卻又生猶豫，欲拒之，經其妻力勸方才同意。另，《舊唐書?鐘紹京傳》云：“玄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闭f明此次政變缺乏一個合法的政治須袖，完全是一次陰謀奪權的行為，參與者也因此而格外冒險，故有主要與事者鐘紹京猶疑之舉。他們預先埋伏在禁苑中，并選擇晚上發動，也是為了避免出現重俊因中宗出面而禁兵解散、倒戈的局面。
景云元年六月相王稱帝，是為睿宗。七月中宗之子重福謀劃起兵，八月公然攻打東都皇城。這可以說是相王發動政變的余波�！ ≈凶趶捅�，“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表奏，不報”[50]中宗死后，韋后派兵五百“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盵51]。睿宗即位后，重福受命轉任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陽人張靈?對他說：“大王地居嫡長，自當繼為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功，寧可越次而居大位？”并勸他潛行至洛陽，以洛陽為據點，西攻關中，東占河北，向睿宗奪位。其時，參與謀劃的還有鄭?，他在景龍三年由吏部侍郎外任江州司馬時，曾“便道詣重福，陰相結托”。重福采取其建議，派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趕到東都后，“王道等率眾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亂，將至天津橋，愿從者已數百人，皆執器仗，助其威勢�！盵52]雖然此次事變沒有成功，但可看出，睿宗雖已即位，當時仍有人認為他不當繼統。重福在神龍初即遭貶斥，但在中宗死韋后立重茂為帝時，就命人率兵“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而在貶斥期間，曾有朝臣與之結托。此次起事，也是以他身為中宗之子，理當繼承法統為號召的。[53] 事實上，在他到東都后，愿從者頗眾，當時身為侍御史的李邕在主持抵擋重福時，對守城禁軍說：“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無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圣朝，宜盡臣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敝荚谡f明重福因得罪于中宗，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政治身份了。言外之意則說明重福才是合法的繼統者。所謂“委質圣朝，宜盡臣節”云云，更暗示出睿宗即位的非法性。由此事更可看到可以繼承法統的太子或皇子所具有的政治影響力和號召力。 事變失敗后，重福自殺。重茂作為中宗唯一尚存之子，在第二年正月被軟禁于集州，三、四年后死于房州，年僅十七歲。至此，中宗合法的繼統者便遭滅絕了。睿宗、玄宗這一支再也不用擔心合法者的危脅了，同時也大大減少了以此為號召進行政變的可能性�！ ☆Ｗ诩次缓螅盥』c太平公主共同執政，他們之間的矛盾便日益尖銳起來，這首先就又從立太子的問題上表現了出來�！杜f唐書?玄宗本紀上》景云元年六月載：“睿宗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钡谡D韋氏的當天，已封隆基為平王，并命他兼知內外閑廄，押左右廂萬騎。癸卯（廿三）日，又命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甲辰（廿四）日，相王即帝位。[54] 這就是說，睿宗即位前夕，李隆基已位至宰相，兼統禁軍，加之平韋氏之功，似乎不應出現睿宗即位后再議立太子之事，隆基當然應是太子，況且此前唐朝歷代并不恪守嫡長子繼承制。所謂睿宗在立太子上“疑不能決”而問侍臣云云，不過是太平公主想要通過立長子承器為太子以削弱隆基的權勢。此后，隆基雖被立為太子，但他與太平公主仍在明爭暗斗。睿宗依違其間，起初頗欲倚太平公主之力以限制隆基，立太子之猶豫、聞朝廷傾心東宮而欲使安石察之、聽信術者之言而使侍臣守備、圍繞墨敕斜封官的爭論以及對有關人士的貶黔等等都可說明。[55] 但從立太子、太子監國、傳帝位等情況來看，[56] 太子勢力已大，羽翼已成，雖然“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控制著朝政，[57]但太子卻牢牢掌握著禁軍，若再進一步限制，勢必會再次激成事變。睿宗目睹了武則天對高宗諸子誅殺的慘劇，經歷過武周以來政治斗爭的血雨腥風，此時面對自己子女間的傾扎，他或者倚太平公主，以武力整掉太子，或者向太子交權讓位。他選擇了后者，這既是他對政治斗爭的厭倦，也是對當時政局失控的無奈。然而這并不能解決問題，開元元年七月，玄宗起兵誅殺太平公主，完全控制了朝政。
這一時期的第一起政變就是神龍元年的桓彥范等人擁中宗復辟。政變時，玄宗之父相王李旦任右羽林衛大將軍。[58] 政變的主謀者之一袁恕己正兼知相王府司馬事，并在政變中“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仗以備非�！盵59]。中宗復辟后，拜相王為太尉，同鳳閣鸞前三品。[60]《舊唐書?睿宗紀》則明確說：“神龍元年，以誅張易之昆弟功，進號安國相王�！笨梢娤嗤酰搭Ｗ冢┦谴舜握兊膮⑴c者。其時李隆基年已二十，為衛尉少卿，對此事絕不會無所耳聞，相反，從他以后“常陰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勾結禁軍將帥等行為來看，[61] 中宗統治年間他就常想起事。景龍二年外任潞州也非偶然，而他回京后，望氣者說他宅外水池有龍氣，中宗幸其第，游其池，結彩為樓船，令巨象踏之云云也都有其現實的政治背景；這就是因為相王父子在當時一直是頗有政治實力的人物。中宗死后，皇后臨朝攝政，“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為豳王，（李旦之子）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62]。同時封父子二人為王“以從人望”，可見李旦的政治影響。證以誅韋后之事更可說明。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初二）日中宗崩，丁亥（初七）日殤帝即位，庚子（二十）日隆基等就發動了政變。由此可知，說隆基在中宗統治時期一直在準備著起事確不過分，否則就不可能在不足兩旬之內便順利發動政變并獲成功。況且韋后在中宗死后秘不發喪，正從各地調集兵馬以加緊防范呢！[63] 至于此后的一系列政變，玄宗大多都是參與者和謀劃者。重福以太子身份攻打東都對當時睿宗、隆基等人的震動不會太小，所以在局勢平穩后，年僅十七的中宗唯一所剩之子重茂便死了。太子或皇子在這些政變中的作用，玄宗也不可能沒有意識，重茂之死可以為證，他即位后頒布的對諸王的防范之制也可以為證。[64] 所以當武惠妃以太子結黨、指斥至尊訴于玄宗時，便為玄宗所不能容忍。我們不排除他有寵于惠妃才這樣，但對其三子處置之酷、后也終未立惠妃之子壽王來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感于往昔之事�！ 〉跉⑺雷约旱娜齻�親子后不久，武惠妃也病死了，其心情之傷感可以想見。后來，楊玉環進宮，歌舞升平，他在位已達三十余年，年紀也近古稀。他一方面倦于政事，想吐納導行，學道修行，以求長生，[65] 但同時又怕太子結黨或朝廷大臣依附太子而向他奪權，甚至發生二、三十年以前自己經歷或目睹的那些為奪權而發動的血雨腥風的政變。年紀越大，往事似乎越近，有時竟宛如目前，疑心也就隨之而越大，于是他就特別希望能有只忠于自己而反對任何對他構成威脅的人；在當時權力世襲的背景下，能取代自己者，除太子外還有誰呢？！在帝位終身制下，晚年的玄宗有這種懼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國家最高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下，作為當時最高權力的核心人物?一唐玄宗，從自己的心境出發而將國事付于自己所信任的少數幾個人又怎么會做不到呢？！雖然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天寶年間的政治格局，然而這樣的政治格局又怎能長久維持呢？終于在十數年之后爆發了安史之亂；它既是天寶格局的表現，又是這一格局的結束者！
三 余論 從神龍至開元初，唐廷屢屢發生政變。政變與兵變不同，前者更要求“合法性”，一則可以起到號召作用，二則有利于政變后穩定局面。這也許就是政變中太子作用異常重要的原因。但政變又都是以掌握一定的軍隊，特別是最高權力者周圍的近衛兵即禁軍為基礎的。政變是權力交接的一種極端形式，它是國家權力高度集中、民眾與權力完全分離的政治體制的必然產物。 安史之亂是天寶政治格局的產物。沒有安史之亂，也會有別的什么事件來結束這種格局，它與開元年間的軍制變化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把它放到唐代整個歷史來看，它是一個偶然事件。但唐高宗至玄宗開元年間的兵制調整的結果是出現了終身的職業士兵長期地屯駐于某一大致固定的地區，這就為軍隊的地方化提供了條件，安史之亂使它變成了現實。如果沒有安史之亂，唐廷也可能在它成為一個問題時逐步解決它，就象前期對以府兵制為主體兵制所進行的調整一樣，那樣也就不會出現唐后期以及五代藩鎮林立的局面，也不會使宋代因懲于此便實行養兵之制而使其積貧積弱。這也許是歷史發展、變化過程中，必然性與偶然性的一個表現吧。安史之亂導致了唐代前后兩期的不同的政治格局；但從整個社會來說，如果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并不是安史之亂導致的。有人把它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分界線，但它不過是個標志，與差異的兩邊并無必然的因果關系�！ 揪幮：笥洝勘疚脑陉惷髦骶幍摹对馈返�2輯（團結出版社，1995年）。其時我剛剛畢業，分配至歷史所工作。今天看來，文章寫得很拖沓，技術處理也欠規范，引文、錯字亦頗不少。此次蒙陳爽先生從網上發現下載，我又校對了一遍，引文出處進行了規范處理，內容則一仍其舊�！ ”疚闹饕潜嫖隽藘牲c。一是安史之亂與此前的兵制變化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這是“破”；后來撰寫《論唐代軍隊的地方化》（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社科文獻出版社，2001年）則集中論證了唐代軍隊地方化的過程及其政治后果，這可算“立”。二是從唐玄宗與太子的關系上，解釋了玄宗晚年長期將內政交付李林甫、楊國忠，將東北兵權長期交付安祿山的原因。將所謂的“天寶政治格局”作如此具體細致且單一的解釋，或許有簡單化之嫌。在研究政治史時，如果將一些事件的細節賦予過多的聯系和意義，恐怕是很危險的。本文的理解，我想即屬危險之例。同時，這樣的解釋，我們完全可以“問”一下當事人，如果他們還活著，或者留下了足夠細致而又可靠的史料的話。因此，這樣的解釋，實在算不得高明。如果文章還有些微可取之處，可能就是對節度使兼統、久任問題以及所謂“出將入相”的辨析，對大量“邊塞詩”的出現的理解，對唐前期政變中太子作用的勾勒等具體問題。
其實所謂“太子問題”不僅存在于唐前期，至少在隋代即已很突出。隋文帝之廢太子，正說明了這一問題的嚴重。而太子在政治中的作用如此之大，恐可再上推至北朝。這一問題也并不止于安史之亂。馬嵬之變乃至永王?之變，可說是這一問題的繼續。到宦官憑恃手中禁兵而幾乎完全控制了皇位繼承權后，這一問題才算結束�？上г诒疚膶懽鲿r，為趕著交稿（這是我第一次有人向我約稿，故受寵若驚；同時這也幾乎是我第一篇發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學術文章，所以發表之急切心情不亞于新婚），這些都未及細細梳理。關于馬嵬事件以及在安史之亂中玄宗、肅宗的對峙，黃永年、任士英、史延廷等先生都先后有過論述；至于永王?的事件，我已在《釋“河朔故事”》（未刊）中作了討論。近來任士英先生出版了研究唐玄宗肅宗時期政治的論著，雖尚未及細細拜讀，但所論一定都可超出拙作。[1]見《二十五史補編》甘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中華書局1955年版，后簡稱《吳表》。[2]見其所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系之研究?附錄一》（臺灣大化書局，1978年9月景印初版。）此表吸收了吳氏、岑鐘勉的成果，對節帥系年多所辨正，且更為準確（已盡可能系于“月”）。后簡稱《王表》。[3]只含實際至鎮者，不含遙領和有命而未至者。明確在五年以上者，朔方1人次． 幽州2人次．河東0人次，平盧2人次，隴右2人次，河西1人次，安西1人次，北庭1人次。除安祿山、哥舒翰、夫蒙靈?外，其余均在開元年間。情況不明而可能在5年以上者，僅有4人在天寶年間（張嵩、王安見、程千里、張紹貞），其余均在開元年間。[4]《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卷二六。參《冊府元龜》（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卷一一九，“選將”開元三年正月庚申條。[5]《資治通鑒》（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二一二，開元八年十一月，6742?6743頁。[6]《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卷九三《王脧傳》，2988頁。[7]《資治通鑒》卷二一三，開元二十年正月，6797頁。[8]《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元年正月，6847?6851頁。參《通典》（十通本）卷一七二《州郡典二?序目》，《舊唐書?地理志一》。[9]《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將此事系于天寶六載（6877頁），但其時王忠嗣已任隴右河西，不可能越過河北而去助役，故此事可能發生在天寶四至五載王氏任朔方河東節帥期間。[10]《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八載六月，6896頁。參《舊唐書》卷一○四《哥舒翰傳》。[11]《安祿山事跡》卷上（上海古籍 1983年點校本）、《新唐書》卷 二二五上《安祿山傳》、《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十一載三月（6910頁）。
[12]據《吳表》和《王表》。[13]《舊唐書》卷一○三《王忠嗣傳》。[14]《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元年正月，6847?6851頁。參《通典》卷一七二《序目》，《舊唐書?地理志一》。[15]據《吳表》和《王表》，天寶十四載以前，任期明確在5年以上者有：李?（河東）、張守?（幽州平盧）、安祿山（平盧幽州）、郭知運（隴右）、哥舒翰（隴右）、牛仙客（河西）、夫蒙靈?（安西）、章仇兼瓊（西川）共8任，其中只有牛仙客一人入相。（哥舒翰在拒守潼關時為使相，故《新唐書?宰相表》未予列入）。兼統者中除哥舒外，只有王脧一人曾為相，其他兼統者或任期5年以上者，大多是軍將或下級官吏，后因軍功而致位節帥。[16]《舊唐書》卷九三《薛訥傳》。[17]《資治通鑒》卷二一○，開元元年十二月，6692頁�！杜f唐書》卷九七《張說傳》僅言“為姚崇所構”。出任的具體情況不明。 [18]《舊唐書?李林甫傳》：“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為將，怯當夫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盵19] 陳寅恪曾從俸料錢角度，指出前期官員之俸料是內官多于外官，后期則相反（見《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1982年版）。但當時官員重內官而輕外任是否即為俸料輕重所致，尚需作進一步研究。從倪若水餞班景，望其塵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來看，恐怕與內外官的政治地位不同有關。[20] 據《王表》，天寶十四載以前，朔方節帥 17人次，為相者 10人次；河東 18人次，為相者7人次；河西18任，為相者4人次；西川21任，為相者4人次；幽州12任，為相者2人次；隴右12任，為相者2人次；北庭13任，為相者1人次；安西11人任，平盧 8任，均無相。[21]《安祿山事跡》卷上，《舊唐書?安祿山傳 》。[22]《安祿山事跡》卷中。[23]《安祿山事跡》卷中載祿山將歸范陽時，玄宗命力士送之，力士歸，玄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得宰相，頗怏怏。”可知前此“以宰相處之”者，僅為使相之虛銜，而非真正入相。[24]《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第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5]據《安祿山事跡》卷上（參《新唐書》卷二三五上、《舊唐書》卷二○○上《安祿山傳》），祿山原為營州之雜種胡，因其解九蕃語而為諸司互市牙郎，后因戰功而為張守?養為假子，升任平盧將軍。陳寅恪先生將其視作寒族胡人，言其既無家世背景，又不統領部落（見《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載《金明館叢稿初編》），但象這樣普通的蕃人在營州這一地區一定不少。
[26]《安祿山事跡》卷上，《舊唐書?吉溫傳》、《新唐書?宰相表中》。[27]以通例言之，各節鎮節帥要兼任節度使治所的地方長官，故河東節帥也要兼任當地的地方長官。據郁賢皓《唐刺史考?河東道?并州》（江蘇古籍出版社版）所載，此后歷任者為王冀、楊光?；王氏事跡不明，楊氏則非祿山親信。[28]以上數事詳見《資治通鑒》天寶十四載十一月。[29]參《安祿山事跡》卷中，《舊唐書?楊國忠傳》。[30]《舊唐書?吉溫傳》、《安祿山事跡》卷中皆言國忠與吉溫善，故追入京師任職。[31]陳寅恪《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后》（載《金明館叢稿二編》）。[32]《新唐書?高力士傳》。[33]《舊唐書》卷五一《玄宗順貞皇后武氏傳》，參同卷《玄宗廢后王氏傳》。[34]《資治通鑒》卷二一四，開元廿二年四月，6806頁。參《舊唐書》卷一八四、《新唐書》卷二○七《李林甫傳》。[35]《舊唐書》卷一○七《庶人瑛傳》。參《新唐書》卷八二《庶人瑛傳》。[36]以上數事詳見《資治通鑒》卷二一四，開元二十四十月、十一月（6822?6825頁），二十五年四月（6828?6829頁）。并參《新唐書》、《舊唐書》相關列傳。[37]猶豫不決之情況可以從玄宗與高力士的對話中看出，見《新唐書》卷二○七、《舊唐書》卷一八四《高力士傳》；《資治通鑒》卷二一四，開元廿六年六月，6832?6833頁。[38]《資治通鑒》卷二一四，開元廿四年十一月載惠妃派拉攏九齡，為九齡所叱，并上奏玄宗。6824頁。[39]《舊唐書》卷一○五《韋堅傳》、《楊慎矜傳》，參《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天寶五載正月（6870?6871頁）、七月（6873?6874頁）。[40]《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六載十月（6879頁）、十一月（6882頁）。參《舊唐書》卷一○三《王忠嗣傳》。參以韋堅、皇甫惟明在遭貶后又被賜死之事（《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六載正月，6870?6871頁），疑此處所謂“暴卒”乃賜死之諱言。[41]前述韋堅之獄，《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天寶五載正月云“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西下制貶堅、惟明），仍別下制戒百官”（6870?6871頁）。此制內容史無所載，但其主旨是“戒百官”，可推知是戒其不得與太子交通。[42]《舊唐書》卷一○《肅宗本紀》。[43]《朱子語類》卷一一六，“歷代類三”。[44] 參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記唐代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載《金明館叢稿》）所及武后時褻穢之事、《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1982年）第一章有關楊玉環之考證及第二章關于唐宋禮法之異的論述。
[45]她稱帝后，立“皇嗣”而不太子，并一度欲立武三思為太子．武承嗣也曾多方營求，欲為太子。見《舊唐書》卷一八三、《新唐書》卷二○六《武承嗣傳》；《舊唐書》卷七○、《新唐書》卷一○二《岑長倩傳》、《格輔元傳》；《資治通鑒》卷二○四、天授二年九月（6474?6475頁），卷二○六、圣歷元年二月（6526頁）；《新唐書》卷一一五《狄仁傳》，《舊唐書》卷七《睿宗本紀》。另參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46]《舊唐書》卷九一《桓彥范傳》。[47]《資治通鑒》卷二○七，神龍元年正月，6578?6582頁。[48]以下參《舊唐書》卷八六《中宗諸子傳》。[49]《資治通鑒》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2?6647頁。[50]《資治通鑒》卷二○九，景龍三年年十一月，6638頁。[51]《資治通鑒》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2頁。以上二事均見《舊唐書?李重福傳》。[52]以上事見《舊唐書?李重福傳》。[53]《資治通鑒》卷二○九，景云元年七月。[54]《資治通鑒》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杜f唐書?玄宗本紀上》沒有詳記時日，只是在敘述政變后接著說“拜殿中監、中書門下三品，兼押左右萬騎，進封平王”（167頁）。[55]諸事見《舊唐書》卷七七《韋安石傳》、《姚崇宋?傳》、《張說傳》；參《資治通鑒》卷二一○，景云元年十月、二年正月和二月。[56]隆基在景云元年六月被立為太子，次年二月以太子身份監國，七月睿宗傳位與太子。[57]《資治通鑒》卷二一○，開元元年六月，6681頁。同書景云元年十月載：“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保�6657頁）[58]《舊唐書?睿宗本紀》。[59]《舊唐書?袁恕己傳》。[60]《資治通鑒》卷二○七，神龍元年正月，6581頁。[61]《舊唐書?玄宗紀上》，《資治通鑒》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3?6644頁。[62]《資治通鑒》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3頁。[63]《資治通鑒》卷二○九，景云元年六月，6642頁。[64]參《唐會要》卷五“諸王”，上冊52頁，中華書局，1955年；《資治通鑒》卷二一一，開元二年六月，6701頁。[65]《新唐書?高力士傳》載，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舊唐書?高力士傳》：“上在位多載，倦于萬機�！卑矗簱顿Y治通鑒》卷二一四開元廿二年正月幸東都，甘四年十月還西京�！安怀鲩L安且十年”，則玄宗說此話時在天寶五年左右。另參閆守誠、吳宗國《唐玄宗》“納妃、佞道、尊佛”，三秦出版社，1989年。
安祿山是在開元未至天寶年間，朝廷認為蕃將寒族無黨援、易控制的背景下逐漸由蕃將而位至節帥，并得以兼統和久任的。在這一背景之下，以蕃人或寒族出任節帥的并非祿山一人，他們都在任期到一定年限后即予撤換，而祿山為何可以例外呢？舊史一般將此歸于玄宗對祿山的過分寵信。為什么玄宗會對祿山如此寵信呢？陳寅恪先生對此曾有過分析，認為河朔地區在武后至玄宗開元年間已經胡化，居住于這一區域的是東北及西北的諸胡種，在這種情況下，“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羈縻統治而求一武力與權術兼具之人才，為此復雜胡族方隅之主將，則拓竭與突厥合種之安祿山者，實為適應當時環境之唯一上選也。玄宗以東北諸鎮付之祿山，雖尚有他故，而祿山之種姓與河朔之情勢要必為其主因�！盵24]但據陳先生論述，河朔胡化的時間是在武則天及唐玄宗開元之世，而據《王表》所列開元年間幽州的歷任節帥中，除趙含章、王斛斯兩任情況不明外，只有安祿山一人為胡人，其余均為漢人，任期僅次于安祿山的張守?也是漢人，而且，張守?任職期間，也正是幽州軍事實力得到很大增強的時期。如果東北局面需要安祿山這樣一個人任節帥，那么為何在這一地區胡化最關鍵的時期不用這樣一個人物來羈縻統冶呢？我們不否認朝廷任用安祿山這樣背景的人物與當時這一地區的情況密切相關，然而具有祿山這樣背景的人物也絕非祿山一人，[25] 唐廷完全可以再撥擢一位以代之，然而玄宗卻任之達數年，以致使其在如此長的時間內慢慢培養起了自己的勢力而終致叛亂。所以，玄宗對他的過分寵信另有原因�！ 栋驳撋绞论E》卷上所載，祿山本為一寒族朗人，因其戰功而被節帥張守?養為假子，后漸升至千盧將軍。開元廿四年戰敗，幾被處死，廿八年為平盧軍兵馬使，廿九年因曲事河北采訪使張利貞、利貞歸朝盛贊之而升任平盧節帥，至此，祿山之遷轉尚屬正常。天寶二年入朝“奏對稱旨”后才得到不次撥擢：次年兼任范陽節帥，離京時玄宗命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于鴻臚亭子祖餞。祿山首次覲見，就得到玄宗如此尊寵之禮待，推演史載，知此即由其“奏對稱旨”所致。祿山以一蕃將奏對何事而使玄宗如此滿意呢？《事跡》自注：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內生紫方蟲食木苗，臣焚香告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誠，其蟲請便消化，啟生必應。”時有群鳥食其蟲，其鳥赤頭而青色。伏請宣付史館。所謂“是時祿山奏云”即指祿山覲見時“奏對稱旨”之奏對，姚汝能據當時檔案以注出之。其所奏清稱旨不過是向玄宗表了一番忠心而已，別無其它實質內容。此前祿山曾賄賂中央出使地方的官員以求其向玄宗美言，祿山任平盧節帥或許與此有關，但祿山得以兼統幽州則是這次“奏對稱旨”以后的事。身兼幽州、平盧并不罕見，張守?即曾兼統七年，祿山出鎮而玄宗命三品以下官員祖餞，也并不是因其兼統二鎮，而是欣賞他的“忠心”。同書天寶六載條載：
玄宗春秋漸高，托祿山心旅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常因內宴承歡，奏云：“臣蕃戎殘臣，受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材為陛下用，愿以此身為陛下死�！毙诓粚Γ缴鯌z之。因命皇太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以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后，傳位于太子。”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弊笥伊畎荩撋侥税�，玄宗尤嘉其純誠。《新唐書?安祿山傳》稱其“晚益肥，腹緩及膝，……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祿山反復向玄宗表明的是對玄宗的一片忠心。所謂“祿山每探其（指玄宗）旨”，“常因內宴承歡”、大獻忠心而博取玄宗對他的“甚憐”，說明玄宗內心所要求的也是這種忠心。如果其忠心僅在口頭上，也未必能深中玄宗之旨，當祿山向玄宗獻忠心之后，玄宗令其拜見太子，而祿山卻不拜。不拜太子既是祿山向玄宗獻忠的表現，也是玄宗認為祿山忠于自己的有力證據，從此，玄宗對他更加寵信，不斷給他加官晉爵，以至欲“托祿山心旅之任”。其時玄宗“春秋漸高”，按理他應當籌劃其百年后傳位太子之事。如此，則承“心旅之任”者應指顧命大臣或托孤之人，但他選中的人卻是不拜太子之安祿山。可見，所謂的“心旅之任”并非指托孤或顧命大臣，而是只忠于自己而與太子相抗衡的握兵蕃將，這說明玄宗對太子是有猜忌之心的。正是這種猜忌之心和安祿山對玄宗與太子載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導致了祿山的久任。這從玄宗對祿山所采取的非常不力的防范措施中也可得到佐證。 祿山兼統的是河東、幽州、平盧三鎮。在天寶十載二月他提出要兼統河東時，玄宗雖然同意，并應其要求任命其死黨吉溫為留后，但次年十一月楊國忠就將吉溫召回京師任職[26]，此后之留后未見史載，[27]但祿山起兵反叛時，“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而未言及對河東節度副使之安排，相反卻命別將高秀嚴守大同，其目的顯然是防遏河東；同時他還派人以獻射生手為名，乘驛至太原，乘北京（即太原）副留守楊光?出迎之機，劫之而去，“太原具言其狀”[28]，可知楊光?并非祿山親信，祿山也不能控制河東。參以楊國忠入相后對祿山的種種防范措施，[29] 可知吉溫被召回京師，并非如史載所言因他與國忠相善之故，[30] 而是朝廷不讓祿山控制河東，故此后之河東留后并非祿山親信。至于幽州、平盧，原本為一鎮，后也經常兼統，甚至合并，祿山兼統亦屬正常。在安祿山任幽州、平盧節帥時，朔方節帥任用的是與祿山有矛盾的安思順、哥舒翰，陳寅恪已指出這是為牽制安祿山[31]。當時，防御北方的節鎮中，朔方、河東、幽州平盧三道力量最大，與祿山毗鄰的兩鎮都可牽制祿山，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祿山。他長期控制一鎮，就足以起兵作亂，但如果按期令祿山換防，就說明玄宗對祿山并無特別之處，就不足以體現玄宗對他要“托以心旅”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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