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耳，是每個中國人都熟悉的名字，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樂曲就譜自于這位天才音樂家之手。郭沫若曾贊譽他是“中國革命之號角”。聶耳23歲短暫生命中留下的樂章，奏響了中華民族解放的最強音，激勵著一代代國人“前進!前進!前進!進!”

　　生平

　　只有23歲的短暫生命，卻做過學　生、士兵、店員、演員

　　到上海后，他為生活所迫去煙店當　店員;19歲才正式開始藝術生活�！∫蚨�朵非常敏銳，別人起了個綽號　叫“耳朵先生”，他索性改名聶耳

　　吹響抗日號角的音樂家不幸死于　敵國，郭沫若認為致溺原因不明

　　聶耳，原名聶守信，號子義，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市，祖籍玉溪縣。父親是個中醫。他4歲喪父后，母親靠艱難地經營藥鋪和幫人做針線養活全家。

　　童年時的聶耳，受到云南豐富而又優美的民間音樂和戲曲的熏陶。喜愛唱民歌的母親是他最早的音樂啟蒙教師。他10歲時從鄰居那里學會了吹笛子，后又學了拉二胡、彈三弦和月琴，并參加了學生音樂團，并擔任指揮。1927年，他考入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校期間，他受到五卅運動和大革命風潮影響，讀到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雜志。

　　在革命處于低潮的1928年秋，他加入了共青團，并參加了秘密印刷和散發傳單等工作。1930年春，中共云南省委遭受嚴重破壞，聶耳得知有叛徒供出他參加共青團的情況，馬上去了上海。

　　剛進入上海的聶耳，為生活所迫去煙店當店員。翌年，煙店倒閉，他一度徘徊街頭，后考入明月歌劇社，自19歲起正式開始了專業藝術生活。當時，他因耳朵非常敏銳，別人起了個綽號叫“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聶耳。

　　聶耳進入歌劇社后，便遇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翌年初的“一二八”事變。他積極參加救亡運動，并與作家田漢結識。1932年夏，他到北平投考藝術學院未被錄取，找工作無著，返回上海。1933年初，經田漢介紹，聶耳秘密加入共產黨。此后，聶耳在影業公司和唱片公司譜曲，并經常登臺演出，譜出的許多歌曲傳唱于全中國，并馳名海外。

　　1935年4月初，黨組織得知聶耳有被國民黨逮捕的危險，且考慮到他有去國外學習的愿望，于是通知他先去日本，再從那里轉道去蘇聯。聶耳于4月中旬東渡后，受到中國留學生的熱烈歡迎，日本一些進步文化人士如秋田雨雀、濱田實弘等也邀請他參觀劇團，進行交流。聶耳是抗日斗爭的鼓動者，但對日本文化有濃厚興趣，此前也學過日語，于是計劃停留一年。此間，他最后完成了《義勇軍進行曲》，把樂譜寄回國內，并在留學生聚會上演唱。同年7月，聶耳于暑假期間赴藤澤市的鵠沼海濱，住在日本友人家中，一面練琴一面天天游泳。7月17日，他不幸在海中溺亡。郭沫若于1954年在為他題詞時感慨說：“不幸死于敵國，為憾至極，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

　　聶耳尸體火化后，被生前好友送回國，歸葬于家鄉昆明西山，解放后修建了陵墓。日本的友好團體，也在他遇難的藤澤市海濱建立了紀念碑。他去世的那個月，電影《風云兒女》上映，并奏出了《義勇軍進行曲》，后來成為中國人所吟唱的最強音。

　　故事

　　他是天才的音樂家，又是革命者�！∏∏∫驗楹笳�，才能出現前者輝煌

　　“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樂乃心聲”。聶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個特定的民族危亡時代所造就。那些鏗鏘有力的音符，也都是當時環境下人民的心聲。

　　日本侵華和國內抗日群眾運動的風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樂與革命從此結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聲可聞、難民在街上到處流離奔走哭喊的環境中，聶耳在日記中首次提出“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聶耳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又是一個革命者，而且恰恰因為后者，才能出現前者的輝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別是《義勇軍進行曲》，正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產物。

　　《義勇軍進行曲》在銀幕上首次響起時，不幸正逢聶耳去世，但這支歌作為民族革命的號角響徹了中華大地，還享譽全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英、美、印等許多國家電臺經常播放此歌。戰爭結束前夕，美國國務院還批準將其列入《盟軍勝利凱旋之歌》中。

　　新中國成立前夕征集國歌時，周恩來就提出用這首歌，并在新政協會上一致通過。在1949年的開國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國慶節，聶耳譜出的樂章都雄壯地奏響，這足以告慰亡逝于異國的英靈。

　　音樂創作生涯只有兩年，卻創作　出許多影響幾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時窮得買不起棉衣，卻在　秋末深入天橋等地，用有限的幾　個錢來收集北方民間音樂素材，　并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他　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積攢，才買到　一把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

　　聶耳的音樂創作生涯雖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這短短的兩年，卻創作出《大路歌》、《碼頭工人歌》、《開路先鋒》、《新的女性》、《畢業歌》、《賣報歌》、《鐵蹄下的歌女》等幾十年來一直膾炙人口的歌曲。這些輝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個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會生活的最底層。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記中總結說：“音樂與其他藝術、詩、小說、戲劇一樣，它是代替大眾在吶喊，大眾必然會要求音樂新的內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態度。”

　　從小家境貧寒的聶耳對勞苦大眾有深厚的感情，鄙視那些鉆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賞和為少數人服務的“陽春白雪”。他在北平時窮得買不起棉衣，卻在秋末深入到貧民區天橋等地，用有限的幾個錢來收集北方民間音樂素材，并在“充滿了工人們、車夫、流氓無產階級的汗臭”環境中聆聽賣嗓子、賣武功的吼聲，從中知道了他們“生命的掙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經常踏著晨霜夜路體驗女工上班的辛苦，從而創作出《新女性》。聶耳還與小報童交上了朋友，天天問寒問暖，那首著名的《賣報歌》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吟誦出來的。

　　聶耳沒有像樣的創作條件，到上海一年后經過苦苦積攢，才買到一把多年夢寐以求的廉價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熱，到北京一次連續登臺演出四天僅得6元錢報酬。這不僅使他從心底更憎恨資本家老板剝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斷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聲。

　　田漢在香煙包裝紙上匆匆寫下　《義勇軍進行曲》，聶耳于國內定　下初稿，最后譜成于敵國境內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東北后又把鐵蹄伸向華北，國內的反動腐朽勢力卻仍沉溺于紙醉金迷中。社會上充斥著“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一類萎靡喪志的淫歌艷曲。共產黨員作家田漢找到聶耳，認為如此“唱靡靡之音，長此下去，人們會成為亡國奴”。二人就此議定，要創作一首歌，來戰勝“桃花江是美人窩”。二人研究了《國際歌》、《馬賽曲》和《船夫曲》，認為很有氣勢，可以借鑒。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電影《風云兒女》，并寫了一首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由于發現國民黨特務已來追捕，他倉促間在一張小小的香煙包裝紙上寫下歌詞，就被抓進監獄。

　　夏衍拿到田漢留下的劇本，在里面發現了那張寫著歌詞的香煙襯紙。不久，聶耳來找夏衍，聽說此事后，主動提出：“作曲交給我，我干!”聶耳根據同田漢一起提出的構想，帶著滿腔激憤，只用兩天時間便譜寫了初稿，隨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熱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軍國主義分子大肆鼓噪“擴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聶耳由此更激發了創作靈感，迅速將歌曲定稿寄回國，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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