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間，41歲的北京爺們兒廖丹成了名人。2012年7月16日上午，當他走出北京東城區法院時，等候已久的記者們立刻將他團團圍住。“長槍短炮”的陣勢，讓不少路人停下腳步，推著車的大爺很好奇：“這是哪個明星啊？”
與這座城市的繁華無關，廖丹是北京底層的低保戶。他無力負擔妻子治療尿毒癥透析的費用，“為了讓妻子先不死”，偽造了醫院的收費公章，4年間“騙”來了四百多次免費透析的機會。這天，他將別人捐贈的17.2萬元，全部退還給了法院。
在公眾的描繪下，這是“凄美的北京愛情故事”，廖丹卻說不出什么漂亮話：“過日子就這么回事兒唄，你說怎么辦？”
★日子★
從家到醫院，廖丹的“摩的”要開上近兩個小時。30年前，在北京城的革新中，北京土著的廖丹，從交道口搬到五環外的郎辛莊，從一個城里人，變成了“鄉下人”。
與此同時，另一場革新又將他推向了這座城市的底層：1997年，廖丹所在的北京內燃機總廠改制，他在當年的那場浪潮中下了崗。
那一年，通過同學介紹，他認識了現在的妻子——當年24歲的河北人杜金領。
對于這座城市底層的廖丹來說，這世界哪有什么動人的愛情：“兩個人就是搭幫過日子——能過到一塊兒，得了。”后來，杜金領掏錢擺了兩桌酒，日子就這么過起來了。再后來，他們有了兒子。
2003年，杜金領所在的單位倒閉，她就自己在家做手工藝品賣錢。這樣的日子堅持了半年，一個親戚幫她找了個美容院的工作——每個月600元錢。在這個北京底層家庭，日子雖然簡單，卻也過得去。
噩夢從2007年開始——杜金領被查出患了尿毒癥，每周都要去做兩次血液透析，以維持生命。每次透析費用至少420元，一個月下來，醫藥費就超過5000元——而一家三口的低保只有1700元錢。更要命的是，杜金領沒北京戶口，沒工作，入不了北京醫保體系。開始，家里還能拿出點兒錢，但兩萬塊錢幾天就沒了。
此后的日子里，廖丹每周騎著電瓶車，把妻子送到醫院。后來他干脆咬牙借錢買了輛舊“摩的”，送妻子去醫院之余還能拉點兒黑活。
妻子病后，廖丹也患上了糖尿病。親戚朋友被他借了個遍，有人最后不得不勸他：“兄弟，以前的錢就別提了，今后別來了，你媳婦兒這病，沒治。”
2007年年底，已經負債累累的廖丹發現，自己每次到醫院交透析費時，收費室都會在收費單上蓋章后，再讓他拿到透析室。那時候，他走投無路，于是在大街上撿了張刻假章的名片。
第一次把印有假章的收費單交到透析室的時候，他很害怕，但又覺得“過一天算一天吧，以后是以后的事兒”，“要不然早就都死了”。
杜金領也曾懷疑過丈夫哪里來的錢，但每次問，廖丹的倔脾氣就會沖上來：“你什么都別管！”
★認了★
憑借那枚假公章，廖丹騙了4年，杜金領也多活了4年。2011年9月，醫院升級收費系統，廖丹的行為終于被發現。5個月后，帶著妻子去醫院透析的廖丹，終于看到警察沖他走來。他說，他可以理解醫院，“畢竟人家不是什么慈善機構”。
廖丹領著警察回家取證時，他們12歲的孩子正在家里寫作業。那位老警察知道廖丹的情況后，對他感慨道：“我做了這么多年的警察，頭一次見到你這樣的，別人詐騙是為騙錢，你詐騙卻是為救命。”
把廖丹帶走時，警察給孩子留了200元錢。“你別當我是警察，你就當我是大哥，但你畢竟是犯法了。”
杜金領本以為廖丹是開“摩的”被抓了，便不停給法院打電話，問人什么時候放出來。開始法院的人還很客氣，但一個禮拜后，人家有些不耐煩，對她說：“你知道你透析4年沒交費嗎？”杜金領終于明白，丈夫為了給她看病刻了假章，涉嫌詐騙。
廖丹被抓的那段時間里，杜金領每周自己坐上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去醫院透析。直到一次她犯了病，鄰居不停地給法院打電話，廖丹才被取保候審。
2012年7月12日，廖丹的案件在東城區法院開庭。開庭之前，法院要求廖丹退還17.2萬元的“贓款”。庭審那天，檢方提出，廖丹構成詐騙罪，建議法庭判處他3年到10年有期徒刑。但還沒等公訴人出示證據，廖丹就說：“您不用念了，我都承認完了。”后來，廖丹告訴記者，即使那天宣判了，他也不想上訴，“攤上了，認命也就認了。”
“你覺得值嗎？”
“不管值不值得，還是犯法了。這我承認。值不值得，至少一家子現在還在一塊兒。”他突然停下了，默默地反問，“你說呢？”
★改變★
廖丹沒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軌跡，會在不經意間改變。開庭那天，法院外宣處的工作人員站在門口，問他：“你愿意接受采訪嗎？”從那開始，找他的記者沒斷過。
廖丹的故事，像藏在海底的珊瑚，一旦被打撈出來，便成了寶貝。那個廖丹在電視里才看見過的明星姚晨，開始在微博上關注他的事。一位他素不相識的政協委員，專門通過媒體給他送了17.2萬元錢讓他“退贓”。兩家他從未聽說過的機構，向他提出承擔杜金領今后透析的醫療款。還有人在微博上為他發起了捐款倡議。他的故事被稱為“最美的北京愛情故事”。
7月13日是個周五，本是杜金領去醫院做“透析”的時間，但記者不斷從山東、上海、浙江等地趕來，找上門的記者干脆跟著去了醫院。那天，杜金領累得渾身酸疼，晚上回到家，又一撥記者來聊到11點。廖丹的嗓子有些啞了，還未痊愈的肺結核又讓他不�？人浴？芍芰辉纾浾邆冇謥砹�。廖丹從沒想過拒絕，誰來打電話，他都說：“歡迎你們來。”他覺得這是唯一能報答人家的辦法。
到了下午，廖丹被問得有些疲憊，但記者們似乎依然不想放過他。他覺得自己怎么也擠不出記者們期待的那些“甜言蜜語”，他覺得這哪兒是什么記者們想象的偉大愛情——“過日子，就這點兒事兒，咬著牙也得過”。
7月午后的太陽，曬得人犯困，4點多，小區里又進來幾輛出租車。射燈、攝像機、反光板、三腳架……一個攝制組擺開架勢。
那一天，央視的柴靜也來了。
看到這樣的陣勢，一位記者覺得廖丹和妻子杜金領都有救了，但他又開始擔心：沒有人知道，在這座繁華的城市里，還隱藏著多少個廖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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