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怎么做慈善？做什么樣的慈善？捐錢還是捐物？捐給誰？通過誰來捐？當你決定獻出愛心的時候，這一連串的問題可能會接踵而至。
　　
　　公益咨詢公司（“慈善中介”）的出現，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捐贈方實現公益的愿望。根據客戶的需求、捐贈數額和所關注的領域，幫助客戶量身定制一個獨特的公益項目，“并保證每一筆捐贈都用在點上”，這是慈善中介的主體業務。
　　
　　捐贈者：提出自己的慈善理念
　　
　　王晨，80后，服裝設計專業畢業，目前自營一家品牌服裝公司。
　　
　　2010年底的一天，他與一個做公益事業的朋友見面，喝茶之余，兩人聊起了慈善的話題。被各種慈善負面新聞“包圍”的王晨聽到了一個全新的慈善理念，這讓他對慈善重新定義。“我原來認為慈善都是大公司有錢人才做的事，經朋友一講，我才知道每個普通人都能參與到慈善中來。”
　　
　　在朋友的引薦下，王晨開始接觸一家公益咨詢公司，后者為企業、基金會或個人提供合理有效的捐贈項目，并對慈善項目進行鑒別調查評估和監督。“說白了，就是慈善中介。”王晨說。
　　
　　有了這個“慈善中介”，王晨覺得自己的慈善計劃終于可以“有的放矢”。“從小到大，除了學校組織的捐款，我從來沒主動捐贈過任何人，但這次我真的覺得慈善離我很近很近。”于是在2011年初，他和該公司正式接洽，商討捐贈事項，但開始并不是很順利。
　　
　　慈善中介提交給王晨的第一個項目方案是關愛“瓷娃娃”（即“脆骨病”）的NGO組織。三方共同商討捐贈的具體事項。“當時我問他們需要多少錢，或者需要怎樣的幫助。結果令我大吃一驚，被捐贈方對我的期待實在太高了。”
　　
　　王晨原本的構想是：不僅可以捐錢，還可以在公司銷售過程中幫他們做宣傳，也可以讓員工參與NGO的活動。“但他們張口就說不能低于20萬人民幣，我們小公司很難負擔。”這個項目只能放棄。
　　
　　放棄之后，王晨公司內部也有激烈爭論。大家也在思考，捐助太多的錢，對被捐助者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
　　
　　“慈善中介”很快又給王晨提供了第二個捐助項目，是上海綠絲帶公益組織。三方再次商討捐贈各種方案：一是直接捐錢；二是支持他們開店，賣公司服裝；三是抽取賣衣服的提成。方案不停更改，但總是無法達成共識。第二個捐助項目最終也不了了之。
　　
　　兩次“試水”失敗后，王晨和他的團隊打算冷靜一下，仔細思考自己究竟想要怎樣的慈善。
　　
　　2012年9月，“慈善中介”再次找到王晨，并向他提出了一個捐助自閉癥幼兒園的新方案。經過各方商討，最終確定了捐助理念——“幫助幫助者”。
　　
　　“這是我提出的概念，也是經過前兩次失敗教訓后，對慈善作了深入思考的結果。”這個項目的目標是：關注自閉癥幼兒園里的教師，幫助一位教師就等于幫助了10個孩子。
　　
　　具體的捐助方案包括：每年向幼兒園捐贈幾千元人民幣；為老師和學生制作校服；公司員工定期去幼兒園做義工；節假日給老師買禮物等等。
　　
　　2012年圣誕節，王晨給每位老師發了一封Email，問他們需要什么禮物，然后按每個人的要求去購買。“其實沒花多少錢，但老師們拿到禮物都很開心，覺得有人在關心他們，而不只是關心他們照顧的那些孩子。”
　　
　　“這個項目是細水長流式的，非常適合我們公司自身的情況，也適合這個幼兒園的情況。因為他們還有其他途徑獲得資金支持，而以往則忽視了教師群體。”王晨說。
　　
　　近一年的捐助，“慈善中介”共向王晨公司收取了5000元的咨詢費。“這個費用不多”，王晨說，“自己要去找項目太難了，而且中介還定期給我發項目評估報告，我對他們的項目管理非常滿意。”
　　
　　更讓王晨欣喜的是，這給他打開了另一扇慈善大門。
　　
　　被捐贈方
　　
　　完善、完善、再完善
　　
　　張軼超，70后，復旦大學哲學系碩士畢業，2001年夏天開始從事志愿者工作，2006年成立了第一支由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所組成的合唱團“放牛班的孩子”，并舉辦了一場頗為轟動的慈善音樂會。2008年，他正式在民政部門注冊上海久牽志愿者服務社（以下簡稱“久牽”），一個專為來滬務工人員子女提供免費課外教育的公益機構。
　　
　　據張軼超介紹，從2006年至今，“久牽”共對千余名來滬務工子女進行課外教育，年齡從9歲—18歲不等。有兩個固定教學點，固定工作人員4人，另有100多名志愿者，開設有合唱、吉他、竹笛、古箏、鋼琴、小提琴、舞蹈、音樂劇、美術、攝影、地理、法律、文學經典欣賞、拓展活動等數十門課程。
　　
　　2006年，“久牽”收到的捐款幾乎均來自個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捐贈”，共計10萬元；2007年，開始有國內基金會捐贈，數額20萬元；2008年達到40萬元，此后每年穩步增長；2012年捐款數達到70萬元，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資助方一半來自外企或國外慈善機構，包括Target（塔吉特）、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余下的一半來自民政系統、國內企業和個人。
　　
　　2010年，一家上海公益咨詢公司主動找到了張軼超，提出要為“久牽”提供一個公益項目，這讓他喜出望外。項目來自于美國Target，他們看中了“久牽”專為外來務工子女提供課外教育的公益理念。
　　
　　隨后，在這家“慈善中介”的安排下，張軼超和Target的項目負責人見面商討合作意向，雙方共同確定項目名稱為“農民工子女藝術教育”。具體包括：為農民工子女開設各種藝術類課程，主辦各種活動，每年組織一場專場音樂會。
　　
　　項目確定后，張軼超開始了申請過程。“之前也申請過很多國內機構的公益項目，但外企的申請報告要規范和細致很多，會問一些國內機構不會問的問題。”在張軼超提供的Target2012年項目申請表格中，有超過120項問題需要填寫，涉及到組織自身情況、人員情況、財務狀況、項目運作方案、目標等諸多方面，其中包括理事會成員薪水、成員多久見一次面、期望項目所產生的效果等。
　　
　　所有材料都必須用英文填寫。“在項目申請過程中咨詢公司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們幫我們翻譯所有的申請材料，指導如何正確填寫表格，甚至修正潤色語句。”張軼超說。
　　
　　項目申請成功，正式開始運作后，Target要求“久牽”必須提供中期和期末評估報告。“慈善中介”會把相應的項目評估表格和填寫要求發來，并協助一起完成。“他們就像一個中間方，在捐助方和被捐助方之間架設了一個橋梁。”張軼超說。
　　
　　“外企對項目評估的量化性要求非常高，希望所有的東西都能有一個可測量的標準，這對一個教育機構來說非常困難。但為了達成企業要求，我們和中間方共同想辦法。比如，在開課前給學生做測驗，經過3個月學習之后，再做一次測試。這樣就可以對教學成果進行量化評估。這是個挑戰，但也不斷地啟發我們去完善評估手段。”張軼超說。
　　
　　2012年，這家咨詢公司又向“久牽”提供了一個日內瓦基金會的項目申請。項目包括為外來務工子女開設英語、計算機等應用性課程，“久牽”的宣傳，以及完善“久牽”自身財務管理體系，并聘請一位專職財務人員等三方面內容。
　　
　　“中間方安排我和日內瓦基金會相關負責人見面，我提出了一些要求，而上述這些就是他們認為值得去做的事情。”張軼超解釋。
　　
　　最終，項目談成，日內瓦基金會答應兩年提供給“久牽”9萬美元的資助，要求“久牽”給出季度評估報告。
　　
　　對于“中間方”，張軼超認為，它不僅能夠幫助NGO更容易獲得項目資助，而且在整個項目的申請、評估過程中給予指導，省時省力，同時還能夠幫助NGO在項目運作，甚至日常管理上更加規范。
　　
　　2012年，這家咨詢公司又推薦“久牽”去北京參加一個美國NGO的培訓。培訓內容是如何對公益項目進行評估，側重數據分析。“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點，到現在我們也沒有固定的評估體系，仍然在摸索。”
　　
　　慈善中介
　　
　　捐贈者和被捐贈者的橋梁
　　
　　劉逸平，70后，MBA，在私募公司工作，同時她還是上海某公益咨詢公司執行董事。
　　
　　2006年的一天，劉逸平和大學同學及幾位朋友聊天，談起了中國公益現狀的話題，有人說不知道自己的捐款用在了什么地方，有人想當志愿者不知去哪里當，有NGO的人找不到愿意捐助他們的人？沒過多久，這位大學同學就在上海創立了這家公益咨詢公司，初衷很簡單，就是想為朋友們搭建一個橋梁，讓想捐助者有地方捐助，讓需要捐助者能夠得到幫助。
　　
　　這是目前國內少數提供公益咨詢服務的非營利機構，公司現在共有4名員工，另有4名固定的志愿者，長期客戶不足10個，且大部分都是外企或境外機構，也有少數國內民營企業。公司當下的目標就是拓展國內客戶，讓更多的中國企業參與到公益事業中來。
　　
　　2010年，躋身世界財富50強的一家跨國零售商了解到劉逸平所在公司的服務內容，愿意將一大筆錢通過他們捐助給中國的NGO。經過溝通，公司了解到，這家零售企業非常關注小學生教育問題，但以前該公司的國際公益項目從未在中國開展過，因此也就沒有專門針對中國的捐助策略。
　　
　　于是，劉逸平和同事們從零做起，制定了捐助策略，篩選適合的NGO，對NGO進行能力評估，協助NGO申請項目，后期對項目進行跟蹤管理，提供第三方評估報告。第一年雙方處于試探階段，項目集中在上海，關注的領域也限定在3個。到了第二年，項目已拓展到16個，并分布在6個城市。
　　
　　據劉逸平介紹，2012年，國內外客戶通過她所在的公司向中國NGO共計捐款近1000萬人民幣。
　　
　　與大的基金會或公益機構相比，“慈善中介”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捐贈數額和所關注的領域來量身定制一個獨特的公益項目，并對項目進行跟蹤評估。“對于大的基金會或公益機構來說，除非你是大公司或重要的人，否則它不會給你提供特制的公益項目。同時，我們第三方的身份本身就增加了透明度，客戶的捐款不經我們手，而是直接打到被捐贈方戶頭。”劉逸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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