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心理學工作者在記憶領域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五十年中，僅發表在《心理學報》和《心理科學》上有關記憶研究的論文就多達290篇*。朱瀅曾就我國心理學工作者研究了記憶的哪些方面做過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1]。 本文則試圖對五十年來我國記憶研究方法的變遷歷程做一個回顧，以期從中得到某些啟示。
回眸我國記憶研究的五十年歷程，依據其研究方法的變化特征，我們可將其分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至1989年，跨度達40年。這其中又可分為文革前和文革后兩個階段。文革前主要是用傳統記憶研究方法去解決傳統的記憶任務（即外顯記憶）；文革后除了繼續用傳統方法研究外顯記憶外，眾多學者開始了用新的方法研究外顯記憶的嘗試。第二個階段始于90年代，在這一階段中，主要是圍繞內隱記憶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
2 傳統記憶研究階段（1949―1989）
建國后，我國心理學工作者首先是對記憶進行外顯測量的研究。這種研究通常是在實驗室中進行，任務是對先前呈現過的材料有意識地提取。為了區別于現在的內隱記憶研究，我們將此類記憶研究稱之為傳統記憶研究。傳統記憶研究一直貫穿我國記憶研究的全部歷程，有所不同的只是某些時候占據主流，有時候退居其次。我們將傳統記憶研究階段又分為兩個階段進行闡述。
2.1文革前（1949―1966）――用傳統方法研究傳統記憶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心理學研究處于重新開始的境地，記憶研究工作的開展更是極為有限。1963年之前的《心理學報》沒有關于記憶研究的報告，其國慶十周年的�？弦矝]有記憶研究的只言片語。
解放后，我國本土心理學工作者最早進行的記憶研究為張增慧的有關神經衰弱患者記憶問題的實驗研究[2]。 該研究用客觀的方法探索了神經衰弱患者記憶障礙的特點，并了解了通過快速綜合治療后患者的記憶恢復情況。當然，在此之前的五十年代中期，我國就將前蘇聯心理學家臧可夫所編著的兩本關于記憶的著作介紹到了國內。1963年，曹日昌還翻譯出版了艾賓浩斯的《記憶》一書，這是國內較早的系統地介紹記憶研究的著作。
然而，上述這些工作都只能算是這一階段中的“小浪花”，其中的主流應是對中小學生記憶特點的研究工作。文革前的《心理學報》有關記憶研究的論文總數為19篇，其中對中小學生的記憶規律進行研究的報告就達13篇之多！而且從1964年到《心理學報》文革�？�，它上面所發表的有關記憶的論文是清一色的關于中小學生記憶特點的研究報告。始作俑者為萬云英和楊期正。他們在1962年用再認法和再現法對初入學兒童學習漢字的記憶特點進行了研究[3]。 但此時對記憶過程的內在規律還只是剛剛涉及。
與此同時，我國心理學工作者開始用信息加工心理學的觀點和方法來探討記憶現象。張增慧和曹日昌在1964年對視、觸覺識記與再認形象之間的關系做了一個初步研究[4]。在這個研究中， 他們開始真正探討記憶過程的內在規律，而且信息加工心理學的觀點初露端倪。緊接著，葉絢和曹日昌（1964）明確用信息加工的方法對STM 中的信息編碼問題進行了研究，涉及了聽覺代碼和視覺代碼�？梢�，當時我國記憶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已基本上與國際最新潮流接近。!
然而，這種當時方法很為前沿的記憶研究沒有得以進行下去。這一方面是因為用信息量來研究漢字的記憶特點雖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但由于漢字不僅包含有信息量（如筆畫），而且還包含有豐富的內容、意義，用信息量加以研究就存在一定的問題；再加上文革的爆發，這項工作便沒有得以繼續。
2.2 文革后（1978―1989）――用新方法研究傳統記憶階段
進入八十年代，中國有了思想上的第二次大解放，心理學恢復了生機，人們又重新開始了被迫中斷的記憶研究。在這一階段，僅在《心理學報》和《心理科學通訊》（1991年改為《心理科學》）這兩份心理學核心刊物上所發表的有關記憶的研究報告就達101篇，平均每年10篇。
這一階段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人們嘗試著用各種新的方法去研究傳統記憶任務，力求從單純的外顯記憶研究中走出來。這方面的工作在此階段雖看上去并不占主流，但卻代表著我國記憶研究方法學上的一種新的突破、一種新的趨勢，并為今后記憶研究方法論上的突破作好了思想上和方法學上的準備。所以我們也可稱此階段為準備階段或蓄勢待發階段。
1981年，楊治良等人[5]就不同年齡組再認圖形、 詞的能力和特點用信號檢測論進行了研究，認為信號檢測論將再認指標分為兩類，有助于分析錯誤原因，其指標d'也比傳統再認指標更為靈敏。此乃國內第一次明確用信號檢測論分析記憶過程規律的研究。在此之后，楊爾衢、孟慶茂等（1981，1988）都就記憶研究中怎樣使用信號檢測論進行了探討。信號檢測論后來成為我國記憶研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為我們探索記憶規律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手段。更為重要的是，以后的實踐證明信號檢測論的意義遠遠超過了記憶研究的范圍。
在這一階段，人們繼續用信息加工心理學方法來探討記憶規律，其中對短時記憶的研究尤為突出。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主要有葉絢、曹日昌[6]、朱瀅（1982）、陳永明和彭瑞祥等（1985），以及俞柏林、 張武田和莫雷等（1985，1986，1987，1989）。他們分別用信息加工心理學的方法，就記憶規律特別是短時記憶的記憶廣度、漢字短時記憶中的編碼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這些研究采用的都是信息加工心理學的觀點和方法，從廣泛的意義上而言，它們也可視為用新方法去探究傳統記憶任務的工作。
在這個階段，許淑蓮、孫長華和吳振云等[7] 用聚類分析中的最優分割法，對老年人的記憶特點進行了探討。這種方法與t 檢驗結合使用，更能準確地看出人的心理發展變化的階段性問題。這也是記憶研究中一種新方法的嘗試。
綜上所述，可知在這一階段中，人們一直在尋求各種新的方法去探討記憶問題，以期更好地了解記憶過程的規律。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心理學工作者對國際上的各種最新動態非常敏感（在國際上，1980年前后記憶研究的特點就是研究方法和技術得到進一步的解放）；另一方面，這種嘗試也為后階段記憶研究方法的突破奠定了基礎。
然而，盡管自建國至八十年代末，特別是文革后至八十年代末，人們一直在探索用新的方法去研究記憶過程，但由于這些研究都將記憶僅視為人們對先前經驗的有意識的、外顯的恢復，因此這些都只能算是傳統的記憶研究。
3 內隱記憶研究階段（1990至今）
自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特別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許多心理學家發現，在沒有覺察或有意識提取記憶的情況下，早先經驗的影響也能表現出來，它反映了一種自動的、不需要意識參與的記憶。心理學家Graf和Schacter將這類記憶稱為內隱記憶（implicit memory）， 而把有意識回憶的記憶統稱為外顯記憶（explicit memory）。在我國， 朱瀅（1989）[8]和楊治良首先對內隱記憶進行了研究。自此之后， 我國心理學工作者就內隱記憶進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至1999年，僅在《心理學報》和《心理科學》上發表的有關內隱記憶的論文就多達66篇。因此，盡管此階段還同時有傳統記憶的研究，但由于內隱記憶研究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將這一階段稱為內隱記憶研究階段。)
根據內隱記憶研究方法的變遷，我們又將此階段分為任務分離、加工分離和建模三個階段。,
3.1 任務分離研究階段（1990―1994）)
任務分離法是指在內隱記憶研究中，通過改變測驗指導語，造成兩種記憶任務，再通過考察兩種記憶測驗成績間的關系來確定是否出現分離�？v觀94年以來國內關于內隱和外顯記憶的研究，不難發現這些研究大多是在任務分離的框架下進行的。1989年和1990年，秦建健和連淑芳分別就無意義學習條件和人工語法學習中外顯與內隱過程進行了研究，這應是我國內隱記憶研究的先期工作，但還沒有明確使用內隱記憶這一概念。1991年楊治良在其研究報告明確指出內隱記憶普遍存在于學習過程中而且具有心理狀態穩定等特征。在他們之后，人們進行了一系列用任務分離法所做的研究（朱瀅等，1989，1991；楊治良，1991；張衛，1994）。
然而，隨著對內隱記憶研究的不斷深入，任務分離法暴露出了它本身的弱點和缺陷。在研究中，人們逐漸意識到實驗性分離有可能僅是任務外部形式上或內部心理操作上的分離，而不是底層加工過程的分離（Merikle,P.M.,1991）。例如，再認測驗和詞干補筆測驗， 它們在形式上就是存在差異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楊治良等（1994）使用匹配比較法對漢字內隱記憶進行了研究。匹配比較法是將直接測量任務和間接測量任務在形式上和心理操作上匹配起來，使它們只存在指導語上的差別，若出現實驗分離，就有可能是底層加工過程的不同，而不是任務的差異引起的。他們的這一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任務分離法的不足。
雖則如此，由于任務分離法是在假設內隱測驗和外顯測驗是“純凈”的，是沒有受到意識或無意識的污染的基礎上進行的，而一般又認為記憶任務能夠提供對內部加工過程的純粹測量是值得懷疑的，因此，人們便轉而尋找更好的方法來探索內隱記憶，于是就有了從任務分離到加工分離的進步。
3.2 加工分離研究階段（1994―1997）
加工分離說將測驗中的意識和無意識影響進行了分離，并借用經典測驗理論的公式計算這兩種影響，為內隱記憶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天地，而且“離真理更進了一步”。
1994年葉閣蔚首先在國內介紹了內隱記憶研究中的加工分離說的修正模型[9]。在此之后， 人們用加工分離法對選擇性注意中意識與無意識的關系（張雅旭等，1997）、漢字內隱記憶的特征（葉閣蔚、楊治良，1997，1997）以及內隱記憶的發展狀況（郭力平、楊治良，1998）進行了研究，豐富了中國記憶研究的內容。
在這一階段，國內許多心理學工作者還用內隱記憶的研究方法去探究社會認知規律。楊治良（1997）[10]以大學本科生為被試，借鑒內隱記憶研究的加工分離方法，并用信號檢測論的理論和指標去研究內隱社會認知，其結果證明內隱態度是可以測量的，且明顯影響被試的判斷。楊治良、劉素珍、鐘毅平等（1997）以及楊治良、高樺和郭力平（1998）等用內隱記憶的加工分離方法對內隱社會認知進行了系列研究，均揭示了社會認知也存在著啟動效應。楊治良等（1998）[11]在總結有關內隱社會認知的各項研究之后，指出社會認知更具內隱性，社會刺激特征的內隱記憶比非社會性刺激特征的內隱記憶更強大，并總結道，內隱記憶和外顯記憶之間的關系是“鋼筋水泥”的關系，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同時又具有各自的相對獨立性。這些研究使得人們對記憶和社會認知的認識更為全面和深入。
3.3 內隱記憶研究的建模階段（1997―）
雖然加工分離說的修正模型有了一定的進步，但PDP 分離出的意識和無意識加工成分的貢獻均受到反應偏向的作用，尤其當包含與排除測試條件發生變化時，這種作用可能嚴重影響測量指標的精確性。于是，Buchner等（1995）在對意識性回憶、 熟悉性以及反應偏向的影響加以考慮的基礎上，對PDP進行了修正，提出了擴展模型（extended model）。楊治良等（1998）[12]迅速將這種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紹到國內，并用實驗加以了驗證（郭力平，楊治良，1998）。他們指出，用擴展模型所提供的方法測得的內隱和外顯記憶指標，從方法論角度而言更加精確，它不僅擺脫了任務分離可能帶來的內隱和外顯記憶指標之間被相互“污染”的問題，同時避免了反應偏向所造成的內隱記憶和外顯記憶指標的不精確的嫌疑。:
4 小結
回顧建國五十年來我國記憶研究的歷程，我們看到，六、七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用傳統方法研究外顯記憶，八十年代是記憶研究方法突破的準備階段，進入九十年代人們主要是用內隱記憶的研究方法來探討記憶的規律。五十年歷經滄桑，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與國際前沿研究進行平等的對話。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我國記憶研究從整體上看還是相對落后的，現在應是迫切需要建立我們自己的各種理論與模型來加深和擴展我們對記憶的理解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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