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黑釉瓷標本,為1973年江蘇鎮江丹陽東漢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墓出土的黑釉小罐。江浙地區的東晉南朝墓出土黑釉瓷器較多,而唐代北方諸多生產白瓷的窯口也多有兼燒黑釉瓷的習慣。北宋以后,黑釉瓷器大量燒造,目前已知的兩宋窯址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發現了黑釉瓷,且無地域性特點,是南北方普遍生產的一種大宗商品。尤其是黑釉茶盞,產量極大,遠比其他器形多,甚至有為數不少的瓷窯只生產黑釉茶盞。
▲永元十三年黑釉瓷小罐:這件黑釉瓷小罐,1973年在丹陽縣大泊公社瓜渚大隊東漢永元十三年墓出土。罐高3.7厘米,口徑3.5厘米,底徑2.2厘米;圓唇,直頸,鼓腹,腹下內收,平底;胎紫褐色,全器施釉,底部無釉,釉層豐厚,釉面滋潤,色黑如漆。值得注意的是,小罐頸部飾有兩個對稱穿孔,可系繩以掛,應為鳥食罐。
盞也作?,是一種比碗小的器皿,宋代文獻亦稱為甌或碗。宋代在飲茶過程中增添各種儀式,"斗茶"活動日益盛行,這時飲茶已不再是為了滿足簡單止渴的需求,而是達官顯貴、文人雅士甚至販夫走卒普遍參與的一種社交行為。為襯托白色的茶湯以便觀察茶色,達到評判茶品質高下的目的,黑釉的茶盞最為方便,故而黑釉茶盞一直為斗茶者所偏愛。在宋代文獻中關于黑釉茶盞的記載頗多??
蘇軾《宋南屏謙師》:"道人繞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勿驚午盞兔毛斑,打出春甕鵝兒酒。"(北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八,《四部叢刊》本,第11頁)
趙佶《大觀茶論》:"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元?陶宗儀《說郛》卷五十二,中國書店,1986年,第677頁)
楊萬里《誠齋集》:"鷹爪新茶蟹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南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二?,《四部叢刊》本,第7頁)
上述詩文中所述茶盞絕大多數是建窯產品。建窯,即建州窯,位于福建省建陽市水吉鎮的后井、池中村一帶,唐宋時期隸屬建州,故稱建窯。建窯創燒于晚唐,繁榮于兩宋,是兩宋時期生產黑釉茶盞最重要的瓷窯,目前已發現窯址眾多。其所燒茶盞在宋代獨步天下,甚至可以說對當時所有生產黑釉茶盞的窯場都有較為深遠的影響,生產供斗茶之用的茶盞是目前所見品質最高的。
當時,生產黑釉瓷的瓷窯遠不止建窯,其他諸如定窯、鶴壁窯、臨汾窯、吉州窯都有大量生產。南宋時期,在四川地區(含重慶)都遍布有燒造黑釉瓷的瓷窯,尤其是廣元窯、涂山窯、西壩窯、榮昌窯等以生產黑釉為主的瓷窯,無論是器形種類還是胎釉特征都有一定的相似度,也都以生產茶盞為主。與此同時,建盞因其致密的黑胎,導致重量太大,不便長途運輸,當地高質量的瓷土又日漸枯竭,加之各地成本低廉的"仿制品"大量上市,導致所謂"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出現,使得建窯日漸沒落。
四川在宋代是重要的產茶區,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飲茶之風的盛行,從而導致對黑釉茶盞的旺盛需求。從歷年的考古發現來看,這里既有本地窯口的產品,也不乏外地名窯產品,器型豐富,釉面裝飾多姿多彩。
2018年下半年,為配合四川大劇院的修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成都天府廣場東北側古遺址展開考古發掘,此地是成都歷代官署、皇家園囿之所在,遺址涵蓋了從戰國到明代的各個時段,連續性極強,地層堆積狀況清楚。在這里出土了以各類瓷器為主的大量遺物,包括多種黑釉瓷,來源復雜,胎釉特征、裝飾手法各具特色。
從該遺址出土的兩宋黑釉瓷來看,以茶盞為主,在當年撰寫報告時,窯口主要劃分為建窯、吉州窯、廣元窯3個。由于以前對黑釉瓷窯場的調查、發掘、研究工作較為有限,所以在界定四川盆地出土的黑釉瓷窯口時,本地產品普遍都歸于廣元窯,外地產品普遍歸于建窯。此外,目前還沒有針對黑釉瓷建立一套完整的元素分布或物相組成的數據庫,在對四川黑釉瓷的窯口判斷上,只能依據外觀特征進行簡單辨別。這其中就有許多不確定性,甚至產生謬誤,需要進一步商榷。
其中就包括本文研究的對象(標本CTDTN02W02③:1),其殘高4.3厘米,斂口,尖唇,斜弧腹,圈足。灰胎,胎質堅硬細膩;黑釉,釉面十分光潔,釉層較厚,有銀白色"油滴"裝飾,油滴裝飾極小且分布緊密。根據這些特點,首先可以排除此為四川本地瓷窯燒造的可能性。但在《成都天府廣場東北側古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27頁)中筆者將其歸于建窯,現在看來也存在明顯問題。其造型、胎釉特征確實帶有一定的建窯特色,從目前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和流散到日本的傳世品(小山富士夫《天目》、藤岡了一《宋代の天目》,《陶磁大系》第38卷,平凡社,1980年)來看,的確有將這類產品歸于建窯的案例。但在建陽水吉鎮窯址的發掘、調查報告中卻又沒有這類標本的報道(建窯考古隊《福建建陽縣水吉鎮窯遺址1991?1992年度發掘簡報》,《考古》1995年第2期;曾凡《建窯考古新發現及相關問題研究》,《文物》1996年第8期;宋伯胤《"建窯"調查記》,《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3期)。反而是北方的定窯、鶴壁窯、懷仁窯所見油滴盞具有油滴結晶斑點極小,銀光色澤很強的特征。
▲山西博物館藏懷仁窯油滴盞
2018年底,筆者有幸得到了一片來自山西懷仁縣吳家窯鎮出土的殘瓷(應為一件大碗),通過肉眼觀察其胎、釉特征,與成都天府廣場出土的標本存在極高的相似度。之后通過超景深顯微鏡、X射線熒光光譜和拉曼光譜對兩者做了對比檢測分析,實驗結果顯示兩者存在著高度的同一性,當屬同一產地的同類產品,并以此證明了成都出土的這件殘瓷當為山西懷仁窯產品無疑。
懷仁窯,在今山西懷仁縣,故名。《大明一統志》有"錦屏山在懷仁縣西南二十五里,山舊有瓷窯"記載。目前發現窯址有小峪、張瓦溝、吳家窯三處,始燒于金,歷經元明兩代,燒瓷以黑釉為主。目前,對其專題研究非常少,僅少量報道提及"山西的油滴邊緣不規則,微微塌陷;河南的油滴呈雪花狀;山東的油滴邊緣呈松枝狀"(邱季端、余光仁《關于宋代"油滴天目"的探討》,《東方收藏》,2019年第6期)。但如何界定所謂的"不規則"、"雪花狀"和"松枝狀",報道莫衷一是。這種區分產地的做法,在筆者看來十分主觀和不科學。使用高倍顯微鏡進行微觀形貌觀察,輔以元素、物相的檢測分析來做對比實驗,則更加科學、有效,也是今后陶瓷產地研究的一大趨勢。
關于懷仁窯產品在四川地區的考古發現,之前從未有過相關報道,此次發現當屬首例。金代懷仁窯的精品已經遠銷至數千里外的成都地區,這不僅說明懷仁窯產品,尤其是以油滴瓷為代表的精品當時已具備很高的市場認可度,且懷仁窯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亦需要重新被認識,甚至側面證明了在宋金對峙的戰爭歲月里,依舊存在著這樣一條"瓷器之路"溝通著南北。
(作者為寧波博物館館員,本文根據作者在東亞文化遺產保護學會第六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主會場上的發表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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