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走向君主立憲的路上倒下了。一個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歷史。寬容地回頭看晚清的政治變革,歷史學者馬勇撥開了陰謀論的迷霧,超越了革命與改良,看到了晚清政府的立憲誠 意,也梳理了它的過失。 他在《清亡啟示錄》的后記中說:中國只有政治有辦法,其他方面才會有辦法。而這本書正是為了尋找辦法而作。
馬勇:
晚清政府沒有告訴精英階層,穩步發展也可以到達彼岸
文：孫魁
溫情,是馬勇旁觀晚清史的態度。
沒有階級論,沒有陰謀論,就事論事,以史論史。他說,“100年后重新去 看待歷史,應該很寬容地去看待所有的人,因為我們不是孫中山,孫中山可以這么去看清廷,你很自私,康有為也可以說 清廷你沒有給我平反你很不對。我們沒有必要這么看”。
所以,他能夠超越革命黨的立場看到清廷立憲的誠意,“清廷是不敢拿大清江 山開玩笑的,他們的立憲不是真誠與不真誠的問題,而是必須成功,必須將大清帶 到現代民族國家,重構國家體制......必須盡快使中國與世界各國處于同一境界和地位上”。
所以,他能夠理解攝政王載灃對九年預備立憲制的堅持,“攝政王對有計劃政 治的堅持是對的,如果連達成共識的東西都無法堅持,那還有什么事情能辦成”。
盡管歷史無法遺憾,但晚清政府走過的路,遇到的檻,客觀地梳理下來,卻依然映照著今天和明天。
“我們過去對晚清的歷史缺少一種起碼的溫情”
晨報周刊:您做過古代史研究,做過儒家經學史研究,最終的興趣點卻落在晚清,為什么?
馬勇:我研究晚清最初是課題的原因,進入之后覺得這里邊可以解讀的空間還是很大的。我們過去對晚清的歷史缺少一種起碼的溫情,過去在革命話語的影響下我們只看到了革命黨的力量,最近二十年我們看到了改良的力量,如果繞開革命和改良這兩個話語之后,我們會看到歷史進步是一個綜合的力量在推動,包括統治者、統治者外圍的各種因素,像新軍將領、立憲黨人這個序列,他們都不在原來的革命和改良的范疇當中。我想從這個角度切入,重新建構近代史敘事的框架。
晨報周刊:所以籠罩在晚清歷史上的“陰謀論”疑云在您這里是被驅散了的。
馬勇:過去在研究儒家的時候,我感覺到孔子一直在影響著國人,君子坦蕩蕩嘛,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家,從來對雕蟲小技陰謀小道是嗤之以鼻的,即便一些政治家玩了那么一點雕蟲小技,也是很不以為然很不敢說的,我們今天公開地講厚黑學,這在古典中國是根本沒法想象的事情。然后我就一直追問,我們所說的歷史上的陰謀論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們曾把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一大批都是在追求正人君子的道德示范的人看作是耍陰謀的人,這已經離開歷史本身很遠了。我一直講不要從陰謀論的角度去解讀歷史,在政治層面上、中外關系層面上，我更反對用陰謀論去解讀。人家明明白白講“我不是這樣的”,你一定要說“你心里面就是這樣子的”,這就荒唐了。
晨報周刊:先洋務后維新,再而預備立憲。這條從經濟、科技到政治體制的改革路徑錯了嗎?
馬勇:這個問題涉及到對整個晚清史的看法,可能到今天為止,中國史學界以及一些很前沿的思想家都在批評晚清1860年的時候選擇“中體西用”的做法,都認為清廷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一開始就走向政治變革是錯誤的,但我認為這個選擇并不是錯的,選擇“中體西用”這個路徑是為了保證一個龐大的帝國平穩地向前發展。其實,“中體西用”這個概念是不斷變化的,之后的三十年當中,中學和西學所占的比例是不斷在改變的。一開始的時候,西學僅僅局限在科學技術,科學技術之外都不學,但是到了1870年,萬國公法的概念在中國已經相當普遍。為什么呢?因為當時中外之間的貿易往來已經非常大了,你不接受西方的法律就沒辦法玩下去了。到了1880年代的時候,政治層面也在改變。清廷當初選擇中體西用這條道路本身真的不錯誤,錯在哪兒呢,它沒有告訴精英階層,我們就是穩步發展也可以達到彼岸。我們不像日本那樣走一個政治變革的道路,但是最終也一定能夠達到成為現代國家的目標。
晨報周刊:可是,您也提到“經過甲午一戰,行政一權獨大的弊病盡顯”。
馬勇:因為沒有滿足知識精英的期待,最終目標究竟在哪兒,大家并不知道。到了1890年代初期,中國政局出現了變化。慈禧太后向光緒皇帝移交權力, 小皇帝朝廷建立,怎么鞏固小皇帝的權力,小皇帝周邊的一撥不了解中國發展真相的清流和強硬派出場了。他們確實想幫助小皇帝建立自己的威權,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用了傳統政治的辦法—— 開疆拓土,1894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戰爭,但是他們選擇了戰爭,結果就是一下就檢查出來以前幾十年的發展是虛假的,是沒有根基的東西。當然我們在100多年后去看的話,清朝在基礎工業上、經濟布局上有很大的進步,但是當時的人們不這么看,你打敗了,人們就覺得這說明你的力量還不行。1895年以后走向維新,從維新到新政從新政到憲政,最后是民主共和。中國走向了激進性的政治變革。這急劇的政治變革,不是中國傳統當中固有的東西,中國的正統是穩健的政治。但甲午失敗之后就沒任何道理可言了,當時的政 治轉折就沒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所以我一再提醒,中國的政治不要走到這一步,走到這一步,誰也救不了它。后面的變化 就不是人力能夠控制的了。
“問題就在最后的時刻,對權力的分享能不能做得到”
晨報周刊: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正式開始,而后又在11月6日發布了一個“五不議”的懿旨,將“軍機處、內務府、八旗、翰林院、太監等五個大家爭議最多的機構存廢問題暫且擱置”。你怎么看當時清廷的這個方案?
馬勇:慈禧太后是以取消問題來解決問題。當時1906年袁世凱給朝廷寫了一個密折,建議把軍機處廢掉,但軍機處主要的成員是滿洲人,這引起了軒然大波,當時是沒法討論的,慈禧太后雖然講不要討論,到1911年宣布責任內閣的時候,軍機處就不廢而廢了。這是慈禧太后的政治智慧。還有內務府,雖然也是不議,但在 1911年第一屆責任內閣出來之前,清廷公布宣統三年預算案,財政改革走到了前邊,把干部消費全部量化出來公布出來,這也是不廢而廢了。
晨報周刊:除了政治改革,晚清在社會改革方面又如何呢?
馬勇:1895年之后,各地的地方自治、新報刊的發展、新社團的建立和新社會的自我建構是非常快的。各地的新教育原來也爭論了三十多年,但教育改革方向找錯了,要把公務員體制的科舉考試改造 成現代新教育,發現有很多問題,1897年,大家就認識到,改造這個體制是走不通的,建構一個西方的教育體制才是對的。1898年正式走的路徑不再是改造科舉體制了,而是建構一個從上到下的新教育體制,中央成立大學,各個省成立高等中學,各個縣成立小學堂,這個教育架構 已經和科舉體制毫無關聯了。到1905年正式廢科舉的時候,沒有什么波瀾。
晨報周刊:但是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還是讓清廷崩潰了。
馬勇:還是支撐了大半年。為什么在大半年之后出了問題,是因為清廷認為它的兩個政策沒有錯。就皇族內閣來說, 攝政王載灃的解釋是這說明你們心里面有皇族啊。憲政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哪兒來的皇族啊。而且清廷在之前發布了一個命令,叫做平滿漢畛域。滿人和漢人之間的不平等已經拉通了,鼓勵滿漢通婚都開始做了。攝政王說你們認為這是皇族內閣, 我就認為它是一個正當的內閣。鐵路干線國有更沒問題,這能夠解決社會風險金融風險一系列問題。鐵路私有化,民間資本進入之后確實犯了很多錯誤,如川漢鐵路公司籌集到的巨額資金沒有用于開工,被公司高層挪用300多萬到上海各錢莊保值增值或購買股票。問題在哪兒,四川總督王人文給中央一個建議,政策本身沒有錯誤,但是下面已經爛到這個樣子了,中央財政是否應該把鐵路國有化所導致的人民的損失承擔下來,盛宣懷認為不能這樣搞,正確的東西就要堅持。如果清廷認為這兩個都錯了,一下子改了,就像嚴復說的,如果九月份改了,后面十月份的起義就不會發生。
晨報周刊:是不是說清廷的政治信用已經破產了呢?
馬勇:我不這樣認為。我們過去還是夸張了滿漢之間的沖突,夸張了清廷的自私。100年后重新去看待歷史,應該很寬容地去看待所有的人,因為我們不是孫中山,孫中山可以這么去看清廷,你很自私,康有為也可以說清廷你沒有給我平反你很不對。我們沒有必要這么看。清廷不赦免孫中山,不給康有為平反,盡管有道理但仍然是個錯誤,它錯過了一個社會和解的機會。但是清廷在面向改革的時候,并沒有故意站在發展的進步的反面。應該說,他們還是轉變得很快的,從1895年轉向維新,他們沒有猶豫,從1901年轉向新政也沒有猶豫。問題在哪兒,問題就在最后的時刻,對權力的分享能不能做得到。但我仍然沒有譴責宗社黨(全稱君主立憲維持會,清末民初的政治組織,主要由 滿族貴族組成)的意思,宗社黨所堅守的原則仍然是君憲的原則。什么君憲,是太子黨永遠掌握權力的君憲呢還是說對權力的分享平等的公開的君憲?這個時候跟新軍的將領發生矛盾了。
晨報周刊:但你在微博上探討過一個可能,清朝是否可以不亡?可以。你提出了幾個假設,一個是滿洲貴族知道權力分享的道理;另一個是滿洲貴族不在改革問題拖拖拉拉糊弄敷衍。
馬勇:我有一個觀點,就是當最高領導層決意改革的時候,不存在絕對守舊的人。你想在局里面玩,你必須認同最高領導人的意愿。但是往哪個方向改是可以講自己的看法。按照康有為的講法,剛毅這個大臣是反對改革的,但其實他并非反對改革,只是不能認同康有為的改法。
“你把老百姓的情緒忽悠起來了, 老百姓就會提出更高的要求”
晨報周刊:你怎么看當時青年讀書人在革命和改良之間的轉變?
馬勇:這在當時是普遍的現象�？纯戳菏榈幕貞涗浘椭浪麄兡菗苋藢� 前途的焦慮,人家都變了,我們怎么能不變呢?不變怎么辦呢?慢慢就從改良往激進的方向走,后來朝廷接受了這種不斷的呼吁,1905年派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宣布我們開始走向憲政了,這一撥革命黨人立馬都回來了。梁漱溟回憶說,我們前面都是接受孫中山這一撥人的革命思想,后邊越讀梁啟超的改良主張越上癮。1905年是革命的高潮,這個判斷完全是革命黨人的判斷,轉過年來清廷宣布立憲,立馬進入低潮了。1908年的時候,民報被日本人封了之后,孫中山就成孤家寡人了。那時候清朝沒有赦免造反者,犯了很大的錯誤,如果真的既往不咎,也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晨報周刊:在走向憲政的過程中,晚清的民間報紙發展狀況如何?
馬勇: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的信息完全是靠官報。外國人傳教士辦的報紙非常少。等到戰爭結束之后,李鴻章那一撥人就認識到的,民間的輿論利用好的話是政府外交談判的一個后盾。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辦了《萬國公 報》,這是近代中國報刊的起源。1895 年至1897年新報紙如雨后春筍,一下子出現幾千份,在這個過程中清政府并沒有管理,報紙發展很順暢,就是你自己自律吧,你整天胡說八道,人們就不看了。1903年出現了蘇報案,章太炎、鄒容寫文章罵政府罵光緒皇帝,因為這個報紙是在上海租界里,中國的警察根本沒辦法管, 這個漏洞讓清政府很尷尬。此后,清政府開始設置《大清報律》,1908年公布了。有一種看法是這個報律是將意識形態 管制規范化了,是以管為主的。我看了那個報律,我覺得大概不是以管為主,是以釋放為主的。但是告訴你一個規則,在立憲的國家什么東西是你不能說的,比如元 首你是不能罵的,你罵了元首就是在侮辱 一個國家的尊嚴嘛。
北洋時代一直延續著這個規則,民間媒體完全釋放出來了,沒有人感覺到受壓 抑,或者不允許你說什么東西。1913年二次革命發生以后,有一些報紙就不是言論 問題了,是在煽動造反,因此袁世凱就查封煽動造反的報紙。不煽動造反的,就自由發展。
晨報周刊:但是晚清政府并沒有利用媒體將改革的路徑講清楚。
馬勇:政府處于話語弱勢狀態。清政府沒有一個宣傳部,不可能每天去解釋�？涤袨榱簡⒊诤Ｍ馐畮啄贲A得了道義同情,清政府沒有新聞發言人每天去回應說 康有為講的不對,它影響的就是官僚階層。慈禧光緒心目中知道會走到哪一步, 但是沒有像我們現在每五年一個政府報告,將所有的希望引到未來去了,過去的政治是很實在的。
甲午戰爭打完之后,人們和朝廷慢慢就明白,應該和東西洋各個國家一樣,實行立憲的體制。1896年張謇就組織人翻譯日本的憲法了,比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要提前了十年時間。
晨報周刊:盡管清廷已經公布了立憲時間表,但隨著時局的變化,在1909年, 一撥又一撥的國會請愿運動風起云涌,向朝廷施壓,要求朝廷改變九年預備立憲日程,立即開國會或者修正預備立憲時間。后來朝廷讓步了,九年規劃壓縮到五年之中。但“有些人對朝廷的讓步很不滿意, 他們的理由是,朝廷既然將九年預備立憲調整了,時間縮短了,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馬實行呢”,這種要求其實沒什么道理,因為立憲其實是一個很復雜的工作呀,難道當時的知識精英不清楚么?
馬勇:讀一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就理解了。晚清時期的中國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法國。1898年到1901年這四年時間,中國的知識精英對政治相當冷漠,因為六君子之死嘛,大家覺得中國沒什么可搞的,190年清政府說我們要新政了,知識分子還是很冷漠,當時嚴復在上海,講邏輯學,不講政治,政治沒什么好談的,隨著清政府不斷加大改革的力度,到1903年的時候知識分子就被忽悠起來了。說明一個什么道理呢?政府釋放政治變革信號以后,民間就會慢慢去回應,回應一多的時候,政府就覺得自己很被動了�！杜f制度與大革命》就寫了這個東西。等到1906年預備立憲開始的時候,各地合法的請愿越來越多。導致民政部不敢查案。你辦報紙,言辭比較激進, 他不敢查,哪個地方有游行了,他們不敢查,民政部認為這是人民最基本的權利, 符合憲政原則。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是晚清最開明的親王。他認為,不能壓制人民表達的欲望和權利。
今天中國釋放政治改革信號的話,也會有一個動蕩的過程。你把老百姓的情緒 忽悠起來了,老百姓就會對你提出更高的要求。這個互動的狀態是個好的東西。今年一開始鬧鬧哄哄的是個好現象不是壞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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