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社會科學報：歷法在古代中國占有重要的位置，上至王公貴族下至普通百姓都用歷書來確定吉利和不吉利的日子，并據此安排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各種事情。另外，歷法在國際關系中還具有特殊意義，如當一個國家承認了中國的歷法，它同時也就承認了中國為宗主國。因此，歷法準確與否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非常重要。

　　《崇禎歷書》是新法改歷之理論基礎

　　明朝歷法由于從無改進，至明末時因誤差過大，預測天象往往不準。萬歷年間有關歷法的爭論不斷，朱載?、邢云路等人曾試圖按照傳統天文學的思路進行歷法改革，但收效不大。此時，正值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屢受挫折之際，利瑪竇注意到歷法在中國社會中的特殊地位，建議教會派遣精習天算的傳教士為中國修訂歷法，希望憑借天算之長間接傳教。此策略得到教會認同，先后選派精通歷算的熊三拔、鄧玉函、湯若望等來華。

　　自1610年始，傳教士涉足明朝歷法改革，但并不順利。最初，欽天監五官正周子愚推薦熊三拔等人，說他們攜有的彼國歷法多為明朝所未備，建議召集知歷儒臣率同監官翻譯這些典籍。禮部十分重視這一意見，曾上疏推薦徐光啟、熊三拔等共同翻譯西法，邢云路等參訂。然而，萬歷帝并未采納禮部意見，直至1629年才出現重大轉機。當年在預測五月的一次日食中，西法預測精度再次高于傳統歷法。于是，禮部奏開局修歷，乃以徐光啟督修歷法，是年11月6日成立歷局，開始請傳教士參與修歷。歷局的主要工作包括制器、測驗、演算、翻譯、制歷等，最終編譯完成《崇禎歷書》，該書是之后新法改歷的理論基礎。

　　自修歷以來，徐光啟等創建的歷局就陷入與保守派士人的紛爭。尤其是李天經掌管歷局后，歷局與魏文魁執掌的東局（政府設立的民間歷法機構）之間紛爭尤為激烈。在中西歷法之爭中，望遠鏡曾作為“要器”觀測交食，使得觀測精度和公開性大大提升，確立了西法在交食預測方面的優越地位。1638年崇禎帝下詔，“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因年遠有差者，旁求參考新法與回回科并存”。這可以說是西法爭取合法地位過程中的重要突破。另一個重要進展發生在1642年，崇禎帝下旨“另立新法一科，專門教習，嚴加申斥，俟測驗大定，徐商更改”，可見他已下定決心啟用新法。最終在1643年，崇禎帝下詔，“改西法為大統歷法，通行天下”。但不久國變，新法未在明末施行。盡管如此，新法的影響并未消減。清朝建立之初，在湯若望等人的努力下，新法迅速得以正統化。

　　清代歲次歷書以定氣注歷

　　清初，湯若望將《崇禎歷書》改編為《西洋新法歷書》，自順治二年（1645）起，清朝歲次時憲歷依《西洋新法歷書》推算。1664年，楊光先掀起“歷獄”，從湯若望手中奪回欽天監控制權，歲次時憲歷依大統歷推算。但自1668年起，南懷仁等憑借康熙親政政治局勢丕變之機為歷獄翻案。最終，西方傳教士憑借賭測日影獲勝，新法在清欽天監中長期居于主導地位。

　　與傳統歷書采用平氣注歷不同，清代歲次歷書以定氣注歷。明代采用的平氣法規定：節氣長度固定，為回歸年長度的1/24，每積累32—33個陰歷月出現一次無中氣月，為使中氣相對固定于某月，此月置閏。而清初頒行的新法則根據日行位置計算節氣，以冬至點為起點將黃道均分為十二份，每一份為一宮，規定：太陽交宮時刻為中氣，交宮中點為節氣。節氣時刻的計算大體分為三步：先求天正冬至時刻，然后求本年節氣日率，進而以節氣日率逐一加天正冬至日干支及時刻，求出每一個節氣的干支及時刻。而天正冬至時刻和節氣日率的計算均以入宮和入宮中點為依據。

　　相較平氣注歷，采用定氣注歷使得節氣及閏月的推算變得復雜，容易導致一月有兩中氣之日、一歲有兩可閏之月的情況。楊光先曾在1660年上疏抨擊湯若望所制順治十八年民歷，稱其十二月有節氣而無中氣，且在一歲中出現兩閏月的異常安排。歲次歷書的主要功能為敬授民時，改用定氣注歷其實并不必要。事實上，傳教士天文學家改定氣注歷主要是出于傳教的考慮。采用新法定氣注歷，計算難度無疑增加，因此需長期借助他們的力量編算歷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有利于傳教工作。

　　清初歷算家王錫闡、梅文鼎對定氣注歷也持反對態度，與楊光先相比，他們的討論更具說服力。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歷法并非不知定氣，只是出于置閏的考慮不以定氣注歷，認為強行采用定氣會產生閏月安排混亂的結果。他們指出，傳統平氣注歷符合歷法為敬授民時的功用，而采用定氣則會導致“置閏之理不明，民乃惑矣”的結果。盡管他們的論斷得到后人的贊同，卻并未影響當時清代歲次歷書的編算。

　　清初歷算家改進西方天文學理論

　　清初歷算家對朝廷依新法推算的歷書持有異議，對傳入的西方天文學理論也進行了調整和改造。下面我們以五星運動模型為例討論這一問題。

　　中西方天文學的傳統不同，主要體現在對行星運動問題的處理上。古代西方天文學非常重視行星運動理論的建構，設計本輪—均輪模型解釋行星視運動，并將此模型納入到天球宇宙論中。而中國天文學家則主要用代數手段處理行星的視運動，其最終目的是準確計算行星位置。中國古代天文學一直沒有自主地發展出一套行星運動的幾何模型，以至于盡管其測算精度很高，但解釋力遠不如西方。明清之際中國天文學家意識到這一點，認為西法之長在于其能給出所以然。

　　當時歐洲正值天文學革命之際，涌現出許多行星運動模型，天文學界對此莫衷一是。另外，由于傳教士譯介西法時又過于講求實效，致使譯著中的行星運動模型和算法之間存在矛盾。這一特點尤其體現在《崇禎歷書》中的“五緯歷指”部分。此書首章介紹了兩個七政次序圖，

　　古圖是亞里士多德的水晶同心球體系，新圖即第谷的地心—日心體系。新圖中，日、月以地心為圓心運動，而五星運動則以日為心。編者認為第谷體系更優，但在具體介紹五星推步時，只有火星行度按此模型推算，水、金、木、土推步模型中本天仍以地為心。

　　為解決以前行星理論中宇宙論與計算之間存在的矛盾，清初歷算家王錫闡在《五星行度解》中構建了一個類似第谷體系的宇宙論模型�！段寰暁v指》所述的第谷模型中五星皆沿本天右旋。為解釋外行星運行的“行高則疾，行卑則遲”的“反常”現象，王錫闡改上三星本天右旋為左旋。盡管王錫闡的宇宙論模型更自洽、統一，與計算方法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此理論中還是存在著一些矛盾：其一是內、外行星沿本天運動方向不統一；其二是五星本天以日為心運動與整個九重天宇宙模型相沖突。在王錫闡的基礎上，梅文鼎提出“圍日圓象”說，以為五星運行于以本天為心的歲輪之上，其軌跡遂成圍日之圓象。但是，梅文鼎所論主要集中在行星運動模型、算法以及相應的觀測等技術方面，對此模型的物理實在等問題卻研究不深。

　　可見，清初歷算家并非簡單地接受傳入的西方天文學理論，而是對這些理論進行調整，旨在使理論更為自洽和統一。由于西方傳教士的最終目的是傳教而非傳播西方天文學知識，加上其天文學水平也有限，致使清初歷算家對西方理論的接受與改造仍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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