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新式媒體的傳播，"海權"成了清末民初中國朝野上下的流行詞匯，在官方的奏章、文書以及民間的報紙、書刊上頻頻出現。詞匯流行的另一面，則是對舶來品的詞意濫用。各界人士在論述中多將"海軍""制海權""領海""海洋經營權"等概念與"海權"混淆，導致了中國人的碎片化認識。初期宣傳者的闡釋也過于零碎或過于籠統，并未清楚表達出"海權"的真正意義。碎片化的認識導致在愛國熱情下給出不切中國傳統和實際的藥方，士民動輒要求政府以舉國之力建造艦船，"與各國競雄于海洋"，冀望以速成的方式將中國建設成為海上強國
海權論傳入中國
主要有兩條路徑
晚清以降，西方勢力最先從沿海叩開中國國門。由此，國人對海洋和國家命運的關注也在逐漸提升。
鴉片戰爭后，林則徐、魏源等"開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成為呼吁重視海上威脅的先驅者，提出注重海防、建設海軍、與敵戰于外洋的思想。他們感知到西方的船堅炮利之后，轉變了明代御倭以來的海防觀念，最早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建設近代海軍以保海疆的口號。
在學習西方器物為目標的洋務運動中，李鴻章、左宗棠、丁日昌等洋務官員將建設近代海軍的夢想變成了現實，同時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實施近海防御以守土保國的戰略設想。光緒初年的海防與塞防之爭，標志著中國人的觀念中，海防不再從屬于陸防，而上升到同等地位。這種外敵逼侵之下的反應，主要著眼于加強海防，進而保護陸地國土，是一種自衛性海權思想。這是封疆大吏根據現實危機又囿于中國傳統海權觀而產生的思想。
甲午戰敗之后，震驚于海軍覆沒的中國人對海洋認識進行了深刻反思，并對崛起于海島的日本由蔑視轉為欽佩。風靡西方世界的馬漢"海權論"知識也開始傳入中國，引起廣泛的反響和討論。
當時，"海權論"傳入的主要路徑有兩條：一是經由日本人在上海主辦的刊物傳播。日本乙未會主辦的《亞東時報》自1900年開始連載馬漢的《海上權力要素論》，但最后無疾而終，只翻譯了極小部分，而且行文晦澀難懂。二是中國旅日知識分子的傳播，真正為中國思想界帶來了清新之風。旅日的學者和學生在日本獲得了更豐富的西方海權理論知識，并見識了日本海洋強國的歷程，又深切感受到中國落后的危機，因此大量翻譯海權著述并介紹傳入國內，成為上世紀初宣傳海權救國的先鋒力量。
曾在上海震旦求學并有過旅日留美經歷的梁啟超胞弟梁啟勛，在1903年于日本出版的《新民叢報》上發表《論太平洋海權及中國前途》一文，向國人疾呼"故欲伸國力于世界，必以爭海權為第一義"，是為中國人中較早的宣傳者。
192019年前后，中國留日海軍學生創辦的《海軍》雜志，以討論振興海軍的方法、普及國民海上知識為宗旨，計劃將《海上權力要素論》全部漢譯。這份雜志后來因各種原因�？瑵h譯計劃遂成泡影。不過，其譯文風格簡明清晰，注意到了適應中國人閱讀理解的問題。
從日美歸國革命的孫中山，懷著"傷心問東亞海權"的憂思，在許多演講和著述中經常提及中國應該重視海權問題，并嘗試著將海權思想與建設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提出了保衛海洋權力、發展海洋經濟等設想，還把這些設想加入到他的《實業計劃》中。
通過新式媒體的傳播，知識界的熱門話題成為社會各界的時髦潮流。一時之間，"海權"成了清末民初中國朝野上下的流行詞匯，在官方的奏章、文書以及民間的報紙、書刊上頻頻出現。
詞匯流行的另一面，則是對舶來品的詞意濫用。各界人士在論述中多將"海軍""制海權""領海""海洋經營權"等概念與"海權"混淆，導致了中國人的碎片化認識。孫中山、梁啟勛等初期宣傳者的闡釋也或過于零碎或過于籠統，并未清楚表達出"海權"的真正意義。碎片化的認識導致在愛國熱情下給出不切中國傳統和實際的藥方，士民動輒要求政府以舉國之力建造艦船，"與各國競雄于海洋"，冀望以速成的方式將中國建設成為海上強國。
列強憑借"海軍力"
迫使羸弱中國屈服
知識分子作為善于冷靜思考的群體，其優點是能夠完整、清晰地闡釋理論，并能結合國情深層次地解讀問題。經過清末民初的海權熱潮和時局亂象，當人們憤懣和疑惑于中國海權舉步維艱之時，具有闡釋和反思意義的近代中國人第一部海權論專著??林子貞的《海上權力論》于1928年問世。
林子貞，又名林本元，中國臺灣臺北人，出生于1896年。林子貞幼年喪父，由養父撫養長大，半耕半讀的生活較為凄苦。年輕時，來到日本神戶經商，入職華商誼美商行，后棄商就學，就讀于東京明治大學，于1922年3月畢業獲得法學學士。畢業后，曾擔任北平《遠東日報》總編輯�！逗Ｉ蠙嗔φ摗贰∫粫丛诖藭r所著，由三星印刷局發行。1929年，為養父奔喪回臺，曾擔任《臺南新報》主編。
林子貞自幼生長于傳統家族，青年時畢業于西式學堂，推崇新知識和新理論，就職于新式傳媒業，注重輿論傳播，其經歷在近代知識分子群體中具有代表性。但同時，他的人生經歷又有一些特殊性，這對其海權思想意識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
據《林本元先生自傳》回顧，林氏家族是清朝時由福建同安移居臺灣地區的，林子貞是渡臺后的第三代。福建自古以來就是我國海洋文化相對發達的地區，不少人都具有海洋經世意識，是近代中國海洋事業的始源地之一，而福建遷臺民眾更具有艱苦開拓的海外闖蕩精神。盡管林子貞出生時臺灣地區已為日本所占領、年輕時即赴日經商游學，但他對家鄉的傳統海洋文化及祖輩先民的海外開拓精神始終抱以熱愛和推崇，是其一生潛心探究的命題。在著述中，林子貞經常贊揚以福建人為代表的東南沿海居民親近海洋、敢于躍出海外冒險的精神。為此，年輕時常借助西方理論探討這種海洋文化之于中國的意義，晚年則編纂了大批閩臺地方歷史文化書籍。
東京明治大學成立于1881年，偏重于西方和日本法學的教育。甲午戰爭后，章宗祥、雷奮、富士英等大批中國留學生進入該校學習。林子貞求學之時，正值明治大學的鼎盛期。法學士畢業，需要學習日文、漢文和兩門西方語言以及歷史、地理、法制等科目，同時還有憲法、民法等必修科目以及國際公法等選修科目。
留學生涯給予林子貞寬廣的國際視野，對西方歷史人文地理相當熟悉，也培養了他從國際法的角度解讀政治問題的習慣。在這一時期，他開始接觸"海權論"，并參照日本憑借海權崛起的歷史和現實，而逐步孕育海權強國的理念。回國后，林子貞長期從事新聞媒體業，特別關注中外關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當時，中國國力羸弱，在中外沖突中屢屢吃虧，求學時期接觸到的世界強國理論和經驗與中國落后的現實形成巨大反差，讓躊躇滿志的年輕海歸充滿憤慨與擔憂。在激起強烈愛國主義情懷的同時，也對海權強國的理念有了更深的思考。
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爆發。隨后，北京學生、市民向政府抗議，從而導致"三?一八慘案"。林子貞作為媒體人詳細報道和分析了此次事件，撰寫有《三一八慘案始末記》，指出列強憑借著強大"海軍力"迫使內斗不休、政府無能的中國屈服，而僅靠學生運動想給中國外交上帶來有利結果是不可能的。國際法理和海權力量相結合，中國內政與外交相結合，以求揭示問題的深層原因，是當時林子貞分析問題的主要思路和寫作風格。大沽口事件的屈辱，還進一步刺激了林子貞對中國海權問題的深入探究，開始在報端連載《海軍力的權威》等文章，并在兩年后完成了專著《海上權力論》。
海權不只是"船堅炮利"
更不能速成燒錢與掠奪
開放、重商的閩臺海洋文化，負笈東瀛接受的國際法和現代海權思想，以及回國后感受到的民族危機意識，構成了林子貞撰寫《海上權力論》時的主要影響因素。他在序言中表示，寫作的緣起正是基于對中國現狀的擔憂而期望振興海權來強國，而振興海權的落腳點則在于改變廣大國民的海權觀念。因此，該書的主旨，一是要向民眾傳播正確的海權思想，二是論述海權與中國的關系，讓同胞在理解其內涵的基礎上，再繼之以強國御辱的行動。
《海上權力論》一書分為"海上權力的意思""海上權力與國防的關系""海上權力和陸上權力的比較""英國的海上權力""英國海上權力致大的要素""法國擴張海軍力的徑路""各國擴張海上權力的目的"七章。前三章主要介紹和厘清海權理論的概念和內涵，后四章以西方海權作為映照，通過海權視角來觀察和剖析中國。
林子貞闡述了"海權"的內在含義，并辨析了"海權"與其他相似概念之間的關系。所謂海權，以中國文字表述應為"海上權力"。狹義上，即指"國家在海面上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側重于應用方面；廣義上，包括武力支配海洋的能力和商業航海的能力�，F代海權學者將以馬漢為代表的近代海權理論的邏輯鏈條歸結為，以海軍力量保障國家財富的積累，財富又促進海軍的強大，二者形成良性互動。林子貞當時的闡釋最為接近海權理論的本質，也較為清晰而完整。
以海權的視角回顧中國近代史，反思落后挨打的原因，是海權思潮中的焦點。被列強堅船利炮"打開國門"之說，遂成為指代西方海權功能的標志。林子貞一方面認同此說，認為歷次不平等條約是西方海權擴張的結果，另一方面批評將西方海權的作用僅止于"打開國門"的單一海權觀念，提出海權的擴張既是手段也是目標，是在對華侵略中與其他政治、經濟手段相配合而持續深入的過程，而不僅僅是"船堅炮利"。
例如，早期列強掀起的在華鐵道政策狂潮，正是其海權由中國沿海深入內地的新形式。正是單一海權觀的危害，與西方為了海權持續擴張而在各方面縱橫捭闔相比，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海上政略，對內沒有保護國民和工商業的能力，向外沒有擴展的方針，外交上也頻頻失宜，國內外沿海要地盡失，無力抵御外族侵入。由此，林子貞"海權持續深入"的思想顯然更為深刻。
與當時各界專注于批評政府忽視建設海軍、無力保護領海不同，林子貞認為中國海權的落后，背后是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思想觀念的落后。既有傳統時代以來長期形成的重陸權、輕海權的"單臂國防觀"思維桎梏，也有民國軍閥"對內國防觀"的局限影響，更有軍政高層以陸制海戰略的短視。特別是，林子貞對1925年蔣介石在《完成革命必先打倒帝國主義》演講中闡述的戰略構想進行了逐條批駁。
針對海權論速成主義者的高調，林子貞認為中國海權的落后是在思想觀念、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落后。這表明中國社會本身的一些特點和因素與現代海權的發展產生了矛盾�！逗Ｉ蠙嗔φ摗芬粫校杂鳛檎娴浞�，輔之以法國作為參照，從國家地理環境、政府治理能力、政府發展方針、民族海洋素質、國民商業精神等方面來審視中國海權發展的桎梏，指出中國這個古老陸權民族在向海權國家轉型中的艱難和困境，坦言海權建設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針對將海權視為野蠻之途的論調，林子貞指出海權是國家文明臻于極致的表現，向海外發展是政府的政治力為經濟力的發達而服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中國欲進入文明世界，就必然需要發展海權，并同時做好應對列強爭奪的準備。雖然困難重重，但加強海權來振興國力是必然的道路。
針對將海權建設視為燒錢之舉的腔調，林子貞始終強調，海權的增強不僅是政府加大海軍投入等事情，而且靠此強大起來的國力又會回報和反哺海權。海權將在伸張國勢、保護海外移民、維護工商業和海外貿易、具備沖突反制能力、保護獨立國主權等方面有力地促進國力提升，并形成良性循環。
《海上權力論》是近代第一部立足于中國視角、完整而深入論述中國海權問題的專著。雖然受西方思想影響，存在著"海洋?陸地"二元對立思維的缺點，但在中國海權思想史上仍有獨特的價值和鮮明的風格。然而，這部產生于上世紀初中國海權熱潮的著作，因時代的局限而長期為人所遺忘。"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主要面臨外敵從陸上侵入的亡國危機，使知識界對海權的討論熱度逐步降低。
總之，近代以來，呼喚海權發展的中國人，激憤于民族危機而探求強國路徑，繼而孕育發展海權而振興中華的夢想。然而，主權受侵、經濟落后、工商業薄弱、政府領導力低下、民眾觀念陳舊的現實，無法為當時興起的海權夢想提供可實現的發展環境。這也是90年前林子貞及其同道所慨嘆而無奈之處。今天回顧《海上權力論》，以歷史映照現實，能讓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海權問題，理解海權之路的艱辛與不易，促進全社會對中國海權事業的重視。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215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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