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明代吳郡(今江蘇蘇州)人,約生活于公元1486~1558年。家為世醫,其父薛鎧亦為當時名醫。薛己年幼時繼承家學,從其父學醫業,是一位臨床大家。于內、外、婦、兒、口齒、骨傷諸科,無不擅長,且在學術上能旁通諸家,可謂博學多才。在正德年間(1506~1521年),被選為御醫,選拔南京院判。嘉靖(1522~1566)年,又任太醫院使。當時,丹溪之學盛行,醫家多重視寒涼降火,克伐生氣,產生流弊。針對這種情況,薛氏根據前人的經驗及自己的潛心研究,自立一家之言,融東垣脾胃之說及王冰、錢乙腎命水火之說于一爐,重視先后二天的辨證,治療用藥倡導溫補,對后世溫補學派的產生與形成,頗有啟發。著有《內科摘要》、《外科發揮》、《外科樞要》、《外科心法》、《外科經驗方》、《癘瘍機要》、《女科撮要》、《保嬰金鏡錄》、《口齒類要》、《正體類要》、《本草約言》等,并對其父薛鎧的著作《保嬰攝要》、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王綸的《明醫雜著》、陳文中的《小兒痘疹方論》等加以注評。
《內經》中對脾胃十分重視,東垣之說即是受到了這一思想的影響。薛己論脾胃很重視《內經》這一認識,他說:“《內經》千言萬語,旨在說明人有胃氣則生,以及四時皆以胃氣為本!边@與東垣之說是一脈相承的。薛氏接受李杲的學術觀點,提出“人得土以養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薄叭艘云⑽笧楸!钡牵κ嫌钟胁煌跂|垣之說的內容。東垣提出脾胃元氣與陰火不兩立,氣虛則陰火亢盛,而薛氏則重視脾氣下陷。如其舉例脾氣下陷,濕熱下迫,可致血崩之理,與東垣“陰火上乘土位”之說則不盡相同。又如,其論治頭面部疾患時,指出:“脾胃發生元氣不能上升,邪害空竅,故不利而不聞香臭者,宜養脾胃,使陽氣上升,則鼻通矣!币嗍菑娬{脾氣升陽的作用。至于脾胃虛損導致血虛者,薛氏又指出脾不僅可以統血,又是生血之源。因此,治療時,主張滋其化源,用六君子湯加減。
薛氏不但重視后天脾胃,而且又十分重視先天腎命。薛氏接受王冰之說,并以錢乙的六味丸、崔氏的八味丸,作為補腎水、命火的代表方劑。他認為,“兩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當于二臟中分各陰陽虛實,求其屬而平之。若左尺脈虛弱而細數者,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脈遲或沉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闭J為腎中病證,不論熱病寒病,總屬腎虛所致,若是無水之病,以六味丸滋補腎水;若屬無火之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而且,薛氏明確提出,不論補水補火,不可泥用沉寒之劑,與丹溪滋陰降火之說大相徑庭?梢,薛氏補腎主張應以溫補為主。
薛己論治虛損雖有氣血、陰陽之辨,治療用藥亦崇尚溫補,然他治虛必言陰虛,重視肝、脾、腎三臟。薛己所言之陰虛非單純指津液、精血而言,而是泛指足三陰肝、脾、腎三經之虛。他說:“陰虛乃脾虛也,脾為至陰。”黃履素在《折肱漫錄》中曾評述,“薛立齋之論陰虛,發前賢所未發,其謂陰虛乃足三陰虛也。足三陰者,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也。而脾屬土,尤為至陰而生血,故陰虛者脾虛也。補陰宜自補脾。如大凡足三陰虛,多因飲食勞役,以致腎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補脾則土生金,金生水,木得平而自相生矣。”可見,薛氏以足三陰虛為陰虛,肝、脾、腎三臟中獨重脾土,在理虛治療中抓住這一重要環節,充分反映了薛氏治病求本,滋化源以及重視脾胃等學術特點。
薛己的學術觀點,是在深入研究前人學術思想的基礎上,并結合個人臨證心得總結而成的。在當時元末明初,世醫浪學丹溪之法,恣用知、柏,流弊日深的情況下,薛氏敢于提出新的觀點,在理論上重視脾胃,注重脾胃與腎命的關系,在治療上善于溫補,對明代以后諸醫家逐步對腎命的探索引向深化有著直接的關系,薛氏本人不失為一位對明代醫學發展有較大影響的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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